南方周末
“可改可不改，不改”
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能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事文章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教材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语文课本中逗留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的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过问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删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的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当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10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衣带渐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984年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他才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心里就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终于解冻，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一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此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但也不简单。”王本华说，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能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太血腥了。”
比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开展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大部分中学生仍在农村地区。
曾经包裹严实的课本，也开始衣带渐宽。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得以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就复印出来传阅；此外，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以求“视角更丰富，更切合教学需要”。
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便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一幅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
……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薛田 实习生 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