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作者:徐贲知名学者

 

普罗儒学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一个文化商品现象，不能用纯学术的眼光看待它。在大众消费文化中，《论语》已经被媒体包装成能满足当下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它的流通模式不只是出售，而且是零售。越零售的东西，才越具有个体选择性。片片段段的“心得”就是按零售的需要而包装起来的。电视受众并不需要对《论语》有整体的了解，便能随意直接消费每一个“心得”的零售片段。

 

以“心得”的方式解读《论语》，观众再从解读者的“心得”中得到他们自己的“心得”。在一个长期缺乏独立思想习惯和能力的社会里，“心得”很自然成为传播某种思想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大众《论语》的非政治化甚至标志着传统儒学公共作用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部《论语》可以护一生。”从“治天下”到“护一生”，儒学身段的下降，是它普罗化的一个根本条件。

 

普罗儒学的非政治化，标志着当今中国“国家教化”和“个人修养”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在中国，社会教化一向是由国家话语所主导的。儒学本身就曾是这样一种国家话语，但后来被别的国家话语强行取代。今天的普罗儒学并不是作为一种另类国家话语卷土重来。它仅仅是一种非国家、甚至非政治的“人生”话语。它只作“自我修养”的期许，而不挑战现有的国家教化权威。

 

孔子处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人间规范瓦解，他的许多言论是与此有关的人生体悟和思想智慧。今天的《论语》心得也还是由对世道时事的感触而发。孔子在春秋时代怀有现实的抱负，他曾周游列国，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淑世热忱。但是，今天的《论语》心得者却已经体会不到这种抱负，而只是在个人的内心化解为自我完足的“修养”。人在世间，觉得无力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却又不愿意完全随波逐流，最容易步入这样一种独善其身的心境，往往是出于无可奈何，而非出于透彻的智慧。

 

当今社会不少人认为，社会道德上的严重病症，可以用传统的道德“心得”，像喂育稀释的鸡汤一样，获得一些救护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甚至是庸医害人，变相下毒。

 

其实，任何思想都有亦药亦毒的两面，从本质上断定某种思想只能是药，或者只能是毒，都疏忽了思想的特定社会环境。在观察和判断思想的社会作用时，恐怕正可以借鉴医学对毒、药可以转变的基本观点。《周礼·天官》里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有论者对此作了现代医学的引申，把医学治疗理解为“一种控制性的施毒，其中有疗效的物品都有不可忽视的内在毒性。”一物既可治病，又可伤人，一切全在如何小心取舍和平衡。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普罗《论语》的确可以起到一些药的作用。它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也大多与此有关。对绝大多数普罗儒学的读者来说，了解和分享《论语》心得并不是要恢复失去的“礼乐”，而是要寻找某种可以帮助他们体察自己内心的“安与不安”的意念，这个意念就是“向善”。这种“向善”与由利益驱动的“表现进步”和“营造形象”是不同的。在现今中国环境中，这种“向善”的意念和行为不会给人带来权力和物质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这种“向善”才具有“真诚”的价值。与带有西方色彩的“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语)相比，儒学的“真诚”更能为普通中国人提供一种他们能理解，并用于日常生活的伦理语言。

 

普罗儒学的出现，再一次向我们提出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受众问题。对文化受众大众有两种对立的看法。第一种是把他们看成任由大众文化机制愚弄、摆布的“文化傻瓜”。第二种是把他们看成拥有“消费者主权”的“文化英雄”。单一的“傻瓜”和“英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普罗儒学的现象。普通中国人即便热衷普罗儒学，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也并不见得就有实质性的影响。然而，普罗儒学虽为“时尚”，但并不单纯是商业炒作操纵的结果。它包含着特定的社会主体选择。这种选择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与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环境和品质的直觉观察和感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