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蒋肖斌 曾福泉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清冷的薄雾中，朗朗读书声打破了深秋早晨七点的寂静。在清华大学一道被学生们称为“情人坡”的缓坡后、紧挨着图书馆的小园子里，十来个青年学生围站一圈，正在诵读《孟子·公孙丑下》。

朱震是这群诵读者里头最大声的一个。他像一个领读者，大声、准确地读出句读和生僻文言字词的发音。他手里捧的《孟子》破旧不堪，是长期翻阅的结果。如果哪个新加入的同学恰好没有书，都大可管朱震要。这群学生各自手里拿着的《孟子》版本各异，有简体横排的，有繁体竖排的，甚至还有印刷粗劣的盗版书。

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学生加入，都是清华大学“西麓学社”的成员，这个学生社团的旨趣之一就是号召大学生诵读经典。待大家反复读过几遍后，社长梁金华开始组织众人讨论，用白话文复述着孟子几千年前的雄辩语言。

晨雾散尽，历时40分钟的晨读也告一段落。几个本科生收拾书包去上第一节课，几个研究生相约一起吃早饭。朱震呆在原地，他还要再读一会儿。

这项晨读国学经典的活动已经有两年多的历史，但是了解的人并不多。已经毕业的发起人宋一超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组织晨读时的情景，那是2007年5月1日早上6点半，算上他自己，一共来了3个人。“只有一个人也要读下去。”他这么说。

晨读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意为“早晨诵读”。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曾对“晨读”有过一番精彩评述：一是必须读出来，“语言不能离开声调，诗文是为了读而存在的，只有朗读才能玩索每一词、每一语、每一句的义蕴，同时吟味它们的节奏”；二是读的内容为经典，“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当下的青年学生来说，“晨读”正慢慢变得陌生，这似乎印证了传统文化正逐渐淡出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在大学里随机问一问几位学生，普遍的第一反应是“晨读，读英语的吧”。

但仍然有一些人，坚持着“晨读”这种古老的学习方式，并且努力向四周传播这项活动。

“增进母语的亲近感”，说这话的北京大学哲学硕士逄飞发起组织了“一耽学堂”，在许多高校招募学生“义工”，由他们再组织各自高校的学生晨读。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彭林透露，他的朋友曾经印了不少《三字经》、《弟子规》，早上带到公园去，领着一群孩子一起高声诵读，想参与的人可以随时拿起一本经典来念。不久之后，许多公园都出现了这种早晨诵读经典的活动，晨读的人群以晨练的中老年人为主，看上去像一场市民“晨读运动”。

相比之下，年轻人的晨读积极性显得十分薄弱。“全国人民都早起，就只有年轻人不早起。我们的青年已经习惯于在黑夜里来思考人生和社会，养成了游荡和放逐的性格。”

北京师范大学的罗容海2007年硕士毕业，工作后还坚持了一年晨读。今年他重返校园念博士，读的反而少了。“我们学校没有社团组织晨读，当时有一批热情的人组织这项活动，晨读氛围很好，后来那些人毕业了，就没人带这个头。”罗容海说。

实际上，不少高校里还是活跃着这样一群“带头人”的，尽管遇到一些挑战，他们仍然努力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晨读的行列。广东中医药大学的赵婷婷本科是中医学，研究生学习针灸推拿，没有社团组织，她自己召集晨读。“因为专业的关系，除了基本的经典，还加入了《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赵婷婷说，“本来是每周一三五，后来改成每天。宣传基本依靠人传人，固定参与的5人左右。”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这些理念与晨读联系在了一起。武汉大学珞珈国学社成立于2007年，建社之初就把晨读定为常规活动。国学社现任社长隋植求介绍：“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前20分钟自由诵读，后10分钟由学术部的人讲解。参加晨读的学生来自不同院系，文理科分布差不多。如果没有老师指导可能会比较肤浅。”而清华大学西麓学社社长梁金华则认为：“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大学生，然后才是理工科学生。”河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在近两个月中举办了28次晨读会，开篇诵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每次参与人数60人以上；不约而同的，南昌大学读书社10月11日举行“润溪晨风朗诵会”，80余名大学生也选择了《少年中国说》。

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讲师李济先生曾组织仁友会，与师友同仁们切磋，讨论，对照经典文献、反省自我言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同样在清华园里晨读的研究生魏效征说：“诵读经典能够帮助自己认识和积淀中国传统文化。要说深刻地体会里面的哲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我还远远做不到。”

“荀子曾说，君子一生都要学习，学习始于诵经。经典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形态，而只有诵读才能体认经典承载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和人生哲理，并将其内化于自身。”彭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