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11月3日上午10点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文科综合大楼

采访人：程遥（“一耽学堂”2006年秋季义工）

被采访人：张之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师）

以下为访谈记录：

 

问：张老师你好，请问你接触学堂多久了？

答：大约三四年了。

 

问：你能谈谈您在学堂所参与的活动么？

答：具体的活动没法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说，我不是学堂的核心组织者，只能算是外缘推动者——因为我要从事学术研究——更多地，是在学术方面给予学堂建议和支持。

 

问：你能简要概括一下学堂的性质和宗旨么？

答：学堂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公益团体。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压抑和摧残百年之久，近些年来才显露出复兴的迹象，看上去像沉疴渐起的病人。这一漫长而痛苦的复兴历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学堂正是来自民间的孤独而勇敢的先行者。

 

问：那你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学堂的贡献是什么呢？

答：学堂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文化复兴，民间先行”的标志意义，更在于它对具有民族和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所起的凝聚和鞭策作用。

 

问：学堂成立迄今已六年有余，国学启蒙教育一直开展得很好，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作为新兴事物的“私塾”（如“孟母堂”）在某些地方迅速失败，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答：我们从事传统文化教育要恰到好处，要懂得利用现行体制框架，而不要与既成教育体制相对抗。私塾与现行教育制度不相容，自然会受到官方的压力。而我们学堂的国学教育，以中小学和居民社区为平台，与现行教育制度相切合，相促进，不会受到压制。

 

问：逄飞总干事有句话“做事第一，静默为主”，你能谈谈您的理解么？

答：“国学热”火到现在，已经跨越纯粹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进入了实际推行的阶段。我们现在不能停留在以理论对理论、学院对学院、学派对学派的空谈阶段，而应一心做事，实地躬行。

 

问：说到做事，有人特别是某些法律学者认为，今天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道德教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

答：这实际还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法治与德治的论争，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早就盖棺论定了。先贤有言：“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也。”又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教化的重要早已被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存续所证实。在我看来，贬低道德教化的作用是某些法律人对自身的否定。

 

问：有人说，转型时期的中国，道德规范多元化了，你同意这种观点么？

答：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不然。道德规范表面似乎多元化了，实际仍然是一元的，只是人们成就善德的途径、阶段、快慢不同。我不同意某种道德多元或者底限伦理的观点。

 

问：最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你能谈谈你的理解么“？

答：“八荣八耻”是我们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步骤之一，可以说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它强调道德约束，要求普通民众和官员们要有羞耻心，为他们提供道德准则，这是很好的。但它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还很不够，具体标准还需要完善改进。我们用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八荣八耻”是不对的，要给它以正面评价和积极提倡。

 

问：那你如何看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呢？

答：这说明了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建设的认同，尽管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这种认同是很含蓄的。文化建设需要逐步推进，而不能驻足不前，“以德治国”不应是空谈，与制度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相比，文化建设特别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力度还很不够。制度与文化这两方面要起头并进，不能偏颇。

 

问：那你觉得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学堂作为民间先行者的象征意义是否大于实质作用呢？

答：不能这么说。就高校而言，这么多年来学堂已经让相当数量的高校学子明白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明白了弘扬传统文化是很有前途的事业，明白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是孤独的个体，有许许多多人与他们并肩前行。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是伟大的，一旦扩散开去影响无法估量。可以说，学堂在高校、在民间播下了许多希望的火种。

 

问：那你能给初为学堂义工的我们一些建议么？

答：你们精神可嘉，值得期许，可以说是具备善根、智根和慧根的，可以说境界是高人一等的。你们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是足以自信、自豪的。你们要珍惜大学学习的机会，自强不息，不断提升个人修养；要珍惜学堂义工的机会，在学堂里同样要加强学习，特别是要分清主次，不应为做活动而做活动，而是要通过做义工来使自己有切实的长进。学国学是真干不是“风尚”，你们要通过国学获得自我拯救。

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漫长艰辛的过程，需要我辈勇于担当。我们要坚信，不论是学堂还是国学，都是有其强大生命力的。

问：非常感谢你的谈话，真是让我获益匪浅，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