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梁漱溟先生。
最早见到这个名字，大概在初中二、三年级。有一期《读者文摘》上登了许多人生镌语，其中有几条下面的作者写着“梁漱溟”三个字，这三个字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92年考大学上哲学系，可以专门有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努力思考人的生命和天地宇宙的事情，也接触到了更多思想家的名字，对某些著作也有仔细的读过。三四年级的时候，在长春一个小店里看到《人心与人生》，也许因为算是曾经谋过面吧，就买了一本；其实主要是为了“纪念”自己若干年前的“少年心思”，故尔没翻两页，在书架上一直那么放着，一直到在北京读研，一直到读研毕业。
后来，在2000年底，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耽学堂”。
在当初只是个简简单单的愿望，好象是自己本来一直在独处自在之中，虽然是在走着路，可也还无所忧虑，那时间突然就生起一股很强烈的关心，希望这个世界好，希望为它的好贡献自己的努力，希望人世间春日花开秋日结实，日月常新，有情人成眷属……
这个就好像是一轮光，照耀过漫长的气雾，到每一个足迹，每一个角落——学堂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
记得是零二年的冬天，学堂在北大电教做一次讲座，讲“我的父亲梁漱溟”，主讲人是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老师，讲座大受欢迎，约有四五百人。
学堂成立伊始，就特别突出在力行实践：做事第一，静默为主。要做行者，不做论者，有心变革学界和青年的风气。在宣传和学习活动中，慢慢的对梁先生的事迹和言行就有所着重起来，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榜样向青年学子介绍。
那次讲座以后，和梁培宽老师有了更多的交往。我们都住在承泽园，相距很近，经常可以见面。梁老师很关心学堂专职的日常生活和办公条件，支持和帮助不断。大概在零三年底，我们开始整理梁漱溟先生的谈话录音。
首先是把三十盘录音磁带转成电子格式（做成“CD”和压缩盘），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李家振先生和高忆陵老师的无私帮助使得我们没有花一分钱而且顺利、快捷的完成。这两位长辈一直是文化公益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一线参与者，他们对学堂工作的关心也是由来已久。
零四年的春天，我们开始录音转文字的工作。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坐下来听一个人说话、听他的声音（心），再由自己“写出”他的感受和故事（语言），循着彼此同一的节奏和语气（场景的复活），同时保持一个见面的距离（视线的延长），这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该是多么难于把握的一件艰深甚至不可为的事情啊！我们经常的是某一个（兴趣），而且又容易出离这某一个（认真），若要达到一种稳定和稳定中的协调均衡，这不就是最大的挑战吗？！这不就是生命修证的过程吗？！我们太容易浮躁和狭促，太容易无视和虚空！有的朋友说，这事简单嘛，找人分工，大家一人一张碟，也有人说，花钱雇佣好了，又快又省事。总之，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技术活儿，甚至连这个都算不上！甚至这是一个想当然的已经完成、就会完成，甚至无须“进行”的事情！
令人感到痛心！甚至伤感——无边的寂寥！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见面”的机会。我常想，我们活着，看到、听到或碰触到这世界的一件东西，可能是一棵树，一个桌子，一个文件，一句话，它们都记录了生命的历史，它的信息正要借着“看、听和碰触”向我们敞开。我们“见面”的机会全在这里边；如果没有见过面，我们又会见到什么呢？
向着开始的地方努力，获得一种安静的力量！珍惜每一次的交流和对话！
我是抱着这样虔敬的心开始工作。这个状态简直是耳入口出、心到神知！
在整理工作之前，我不断的准备，准备自己，小心翼翼，火候、分寸、节奏、清净；
在整理工作的进行中，我也不断的在持续或者停顿、甚至完全脱离开的状态中准备，所以，这个工作弄得很长；
现在，已经结束好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已经看到书，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我一直在避免回忆或者怀想，更不用说去谈论怎么样子整理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它还在我的心里，准备的过程还有继续，虽然很微弱，可是还在继续。而且，我以为，这个过程并没有太多人来需求，不会有谁想关心。要不是梁培宽老师提到《博览群书》有登这样文章的一个意思，根本不会想到提笔。
在此书形成的过程中，特别有一位朋友徐君，有极专注和负责任的精神，过半的录音由徐君转成初步的文字，她有一种相当纯粹平坦的潜质。蔡陆，人民大学即将毕业的女孩子，聪慧而充满热心，零四年六月刚刚做完眼部的手术，就已开始在家里工作，非常值得赞赏和表扬。张来周、张佳也为文字的整理付出不少努力。而我所做的，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倾听、体会和校正，这个过程约有两年。
清澈有力的声音，未曾淡远的味道，耳畔至于心海，我似乎有一些看见……
梁先生曾经在回忆里讲过：
——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我可以说，我对梁先生也有一些望见，远远地如在雾中……
下面我也就凭着我这依稀的望见，谈我个人几点具体的收获，这也就是梁先生对今天、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几点启迪，当然，这是仅仅就我做一耽学堂几年来的经历体验所能感觉的有限体会。
第一， 回到简单事实。
谈二十一世纪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实质是讲生命的建设——讲族群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养成。
这一方面必须要从事实谈起，抛开现象的纷纭和学理的复杂，从情绪和名相上的贪婪和虚荣回归到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什么呢？是生命的事实！是生命的人格！
中国的文化是讲求实用的文化，它有实际的“用处”——只有讲求生命才能够出境界，只有讲求人格才有力量。只有在境界上，才可活跃生息，只有有力量，才能作用功夫。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梁先生时时刻刻都有注重于此！日中所见，心中所信，平等平等，实见实信！
他对于生命一事，庄重严肃，始终不忘怀；此事诚为悠久长远，他的思索、茹素、去北大教课、讲唯识、写《吾曹不出当如苍生何》、往山东、搞农村乡建、抗日国是、访问延安、创民盟、山城勉仁、冒险出港、政协发言、《人心与人生》等等……一一的都在这悠久长远之中。
忏悔自新，省求觉悟；在人格的修养上，培养真正的力量！非为学术而学术，而全是在生命立场上的觉照、在生活本位上的陶冶。这等人物光辉伟大，今日少有而又至为需要，吾辈真有心学者当生凛凛景仰之情。
第二， 有一种相信。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从民生舆情到个人遭际，怀疑、彷徨、愤懑，各种的力量与声音，每个人都难过上稳定安静的生活，旧有的被颠覆，新生的尚未建成，正是混乱无望飘摇无定的时候。
梁先生一生经历种种，却都自有一副骨格，一种耐性。这是源于他的“信”，大信——对人、对己、对民族、对文化……
生于斯，长于斯，于人有信，其力不尽！安危自有天命！
相信中国会好，相信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会好。这一个“信”字，先天自然，确确凿凿，不以势易，不以时变。
他曾说：这个（五四”时代有很多人是盲目的崇拜西洋的一切）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 这个不足怪，也不必责备。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有信之人常行不易之志，他总有一种岿然和超脱的气质——梁先生的话就今日文化现状听来亦是铿铿有劲节：我看没有什么威胁……近来尽管有点对旧的风俗习惯有些个破坏，但是前途并不悲观……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中国文化原来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就是“孝悌慈和”……我这么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推讲敬老啦、抚幼啦、兄弟和好啦……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
第三， 清醒而努力的生活。
一切的态度都在致力于真实的生活，最为务实地，实事求是地，实践才是根本。对于社会大众的生活和对于他们的教化导向，梁先生客观平实，从未悬帜高蹈，“意、必、固、我”，脱离社会整体氛围。
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搞儒教和他们搞儒教的方法，他明确的不赞成和反对；关于佛教，在那一个国家危亡社会不堪的时代，对于个人的兴趣或者修行需要他从来不遗余力为其成全，但从不认为这个就是那时民族解决的社会方案，这条界限非常地清晰。观看今天现实，我们该从此有多少的借鉴清醒啊！
清醒一个人，恐怕要最艰难的努力！梁先生对自己是做到了的，而我们呢？今日的中国已有努力前进，为着那将来的民族复兴，为着那待成的教化文治，不正是需要大家有珍惜体恤、有这样清醒实际的努力吗？！
没有清醒，努力是在情绪激动之上；没有努力，清醒终究一旁观看客！
先生一生未见懈惰慢怠，在基层在一线，与百姓一起，风雨寒暑，山南地北，真正实践众生的情怀——为民请命，为国忘躯，精勤日夜，身语遍行！朝话有似清音弦歌，途迹有似辉阳和煦，今日之所谓“学者”能毋视见乎！今日之将要“行者”能毋效从乎！
此刻断想来之久矣，不知道诸位读者可有共鸣；期望大家能够有机会亲耳倾听梁先生的声音，同时讲出更多有补于时的意见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