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贤榜”  

在2000年最冷的日子里，北京大学三角地的一则广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现面向文史哲等专业学养醇厚，术业专攻的博、硕士学生诚聘如下教席……”这则广告就是一耽学堂的“招贤榜”。同样的广告还张贴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社科院。
2000年1月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耽学堂的第一次学堂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五大院校的博、硕士学生三十余人。在会议上，大家第一次看到了一耽学堂的发起人和组织人逄飞。大家还惊讶地发现：学堂没有校舍，没有基金，整个学堂在当时只有一个人——逄飞。就连他们正在开会的这间会议室，也是逄飞趁着元旦放假之际临时借用的。就在这种几乎一无所有的境况下，学堂成立了。

逄飞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哲学硕士，当时刚刚辞去一家报社的工作，在未名湖畔租了一间老房子临时栖身。辞职以后，逄飞开始苦苦思考文化的出路。他在未名湖畔日夜徘徊，也曾到季羡林那里去诉苦，最后他下定决心——创办一耽学堂。逄飞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们心中有一种自以为是值得珍视的信念或理想，那么，我们就要为这个信念或理想而行动，至少是付出与这个信念或理想在我们个人心灵当中所占比例相对等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自己。”

                                                           “总干事”

 

学堂成立了，剩下的就是做事情，所以在学堂有许多“干事”，逄飞是“总干事”。逄飞这样解释“总干事”：“我们学堂有许多‘干事’，就是脚踏实地干事情的意思。我是‘总干事’，就是总在干事情的意思。我不是官，许多一线的和琐碎的甚至是杂务一样的事情都要我亲自去跑、去做，我是我们这个事业的勤务兵。”
    逄飞是学堂唯一的专职义工。学堂初创，要做的事情很多。小到写文件、跑印刷、张贴，大到跑各个中小学劝说校长合作，招人、开会、谈话，大事小事都得由逄飞一件一件去做。在二、三月份，他常常是忙到晚上１２点钟甚至更迟，早上六点多就得起来，中午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地方休息。没有手机、没有固定电话、没有经济来源……就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呼机，逄飞在五大院校之间往返奔波。
    从周一到周日，从周日到周一，任何时候，只要呼机一响，他就得动身。可是人总是人，时间长了，这种“连轴转”的日子很折磨人。有段时间，逄飞咳嗽得很厉害，朋友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摇着头笑笑：“查出病来，我也没钱去治。索性不查，倒也心安。人哪能那么容易就死掉。”
                                                                   执着不悔

学堂没有钱，但是处处都需要钱。很快地，逄飞工作时积蓄的几千元钱就花光了。逄飞的父母为儿子结婚积攒了几万元钱，为了维持学堂的运作，逄飞就开始花这笔钱。父母虽然不理解儿子的事业，但是害怕儿子在外面受苦，也只好由着他。
    有些朋友担心学堂基金不足，陆陆续续给学堂捐了些钱。还有些朋友担心他的身体，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学堂的义工们不但义务上课、义务工作，相关的各项费用都是自己花钱。虽然有人愿意赞助学堂，但是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逄飞不想一开始就把学堂弄得很商业化，他希望学堂是公益性的：“我现在不想拉赞助，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做起来，别人还看不到什么前景，要了赞助只能成为别人的宣传工具。也不想要名誉顾问，我想和一帮兄弟先干起来，初具规模之后再慢慢考虑别的。年轻的时候想做什么事就要去做，不然老了会后悔的。”
                                                               尾声

逄飞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学堂有了一百多个来自七所高校的年轻人，五十多个博士、硕士，每周授课的中小学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人；‘人文日新，从青年起’的以体认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首都高校大型系列文化讲座已率先在清华、人大开讲；我们还要办一个刊物，就叫《一耽学堂》……”
    一耽学堂的各项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在这近半年的成长中，它经历了曲折，也不断地壮大。但正如逄飞所说：“一耽学堂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毕竟这是一个大家的事业，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的事业才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的事业。”也只有更多有志于文化建设事业的人投身于一耽学堂，学堂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一耽学堂的希望，也是传统文化发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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