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清

“人文日新，从青年起”。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现在的青年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被隔断了。面对这种断裂，北京大学毕业的哲学硕士逄飞在思考：中国的传统教育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素养的培养。然而，这样一种独具个性，极富内涵的文化传统在进入20世纪后仿佛走到了尽头。他认为，青年人有责任高扬“人文日新”的大旗，于是他和他的同道者开始了行动。2001年12月21日第一张招贤榜分别出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大学、北师大、社科院研究生院，一耽学堂这个名字便在诸多学子平静的心湖中激起层层涟漪。“一耽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在招贤榜上，一耽学堂这样介绍自己。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体认，短短一周，便有50多名硕士、博士加盟一耽。

理想者的憧憬总是甜蜜的，但追求理想的道路却是苦涩的。一耽创办初期，也曾屡屡碰壁。由于以文化之名行骗之事时有发生，有过受骗的经历或教训之后，学校和家长对类似的事情有着本能的警惕。同时，也由于几十年来应试教育模式的巨大惯性，许多人都已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程式化教育，缺乏对于人文知识接受过程特异性的深刻体会，对一耽学堂的主张持漠然的态度。对此，逄飞并未气馁，他多次往返于一些学校进行沟通，反复阐明一耽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进行文化传承的公益团体，与学校的合作是纯义务性的。
他的真诚与执着换来了认同与肯定，今年上半年便有海淀区城府路小学等4所学校的39个班开设了经典诵读课，并纳入到学校的总体教学安排之中，内容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为主；同时，在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选修课。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深潜于文字背后的意韵，这种“言外之旨”仅靠一次阅读是无法捕捉到的，必须通过大声的诵读，反复的吟咏，才能使其再现于心中，古人讲“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即此之谓也。不仅要求学生诵读，学堂的义工也以所在学校为单位，成立“晨读社”不断地诵读“四书”，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教学相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给中小学生讲课，使这些博士、硕士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更加深刻。

包胜勇(北大社会学博士，学堂最早的骨干人员)：向学生讲授传统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我们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究竟了解多少？我们是一杯水，一桶水，还是一缸水？我们的水有多少能倒给学生？往往这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有的放矢地去准备。

徐慧璇(北大教育学硕士，一耽学堂小学教务干事)：传统文化，简单的理解就是经过历史沉淀而留存的文化。传统之所以可以流传，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理性也好、工具理性也好，都与当时的社会心灵相协调。但那些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传统却成为人本身之需。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不变、性亦不变。这些精华，并不能仅从社会化的影响获得，它们往往是以书籍、文物等形式呈现于后人，而由后人不断地去探索，理解，升华。这样的传统超越生活又融于生活。超越生活，因为其论述是抽象的理性，而社会化的浸染作用终究有限；融于生活，因为其真正获得是从身体力行中来。于是，知与习成为必须。

包萧红(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教务干事助理)：我不想过高估计传统文化的力量，作为彼时社会的产物，它已失去一部分生命力，也不应该再担负起训导人心的责任。但我想站在一个后来者的立场上客观地说，我们今天缺少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昨天毫不留情地抛弃的东西，现在捡起来还不是很困难。传统不仅仅是一些外在的礼仪教条，它是内化于我们血液之中的基因，与生俱来，不是你不注意它它就不存在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感到需要它，就像需要那片心中的绿地一样。

一耽的年轻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对纸面上的文化典籍进行授受的工作，而是透过纸面悟察其内在的、本原的东西，因而必须弃绝机巧，戮力前行。现在，他们正在行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