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办居士

编者按：在热钱积极参与的国学热潮里，一耽学堂，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商业质疑的公益性民间团体。据说，由于拒绝了很多目的性很强的企业赞助，这个团体自2001年元旦成立以来一直就面临着生存压力。它的创始人逄飞在草创期甚至经常睡在学堂的厨房里，靠白菜馒头过冬——当然现在不会了。
    这个传奇人物现在来到了广州，筹备他的分学堂，争取开办第一家连锁店。

逄飞，男，32岁，北大哲学硕士，一耽学堂创始人，一耽学堂总干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2000年底起，他用父母给他结婚的钱作为启动资金联合了首都各高校文史哲专业博士、硕士30余人创立一耽学堂，立足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私塾第一人”，“现代校长”。五年来大学生义工累计1500多人，社会参与人士2000多人，直接受益超过30万人次。

有了一耽学堂，从此，未名湖畔、清华园等的清晨，总会传出学子朗朗的读书声，ABC混杂着之乎者也。2004年春，一耽学堂派人去游客集中休闲、健身的香山散发圣贤之书、领读经典……32岁的逄飞以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的脚步实践着他的理想。

逄飞的身上，有许多称谓：“中国民间私塾第一人”，“现代校长”，外国媒体称他所做的事是“瓦房里走出来的文化革命”。 与逄飞见面的地方，是在广州某高校的学生宿舍里。逄飞此次来广州是应广州市团委的邀请，希望把广州这个思想的前沿城市作为他实践“全国公益连锁组织”的一个重要地方。

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宿舍里，放着两张床和两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桌子上的书柜放满了书——这是逄飞的全部行当。逄飞告诉我，这是他现在休息和办公的地方。在这个狭小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音乐，逄飞向我讲述了他的事业、他的理想和未来。

对于所碰到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逄飞说他不在乎，毕竟，从北京的北大承泽园17号的两间半瓦房到广州高校学生宿舍，逄飞的实践，已经向前前进了一大步，正逐渐走近理想“实践文化，建设人心，培养青年”。
　　

记者：一耽学堂以传播国学为己任，你如何看待当前关于国学的论争？

逄飞：做事第一静默为主，这是一耽学堂的宗旨，对于外界关于“国学”的热烈讨论，我从来都不想去参与。

在我看来，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把人的生命的力量解放出来。我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代与五四时代的进步并不是在于现在“尊孔”而五四时代“反孔”。时代环境已经不同了，五四时代大家都很急切要救亡图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因此，我们的心态应该比过去更加平和、沉稳。

这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并不是要通过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标示出来的，只有一步步去尝试、摸索才能促进文化建设的酝酿和生长，才是我们最需要去做的事情。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按照某种学派的理论而发展的，如果缺乏公众的广泛参与，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当行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任何理论的急于表达其实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群体生命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任何过早出现的高标理论说明，如果没有普遍大众生命觉醒和文化参与之前，对中国来讲都是弊大于利的。
　　

记者：那你们实践的目的是什么？

逄飞：复兴儒学与反对儒学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习惯用自己假想出来的现象和词汇拼凑并营造出问题的可能，并且极力赋予它一个真实的含义。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民族复兴。

没有文化建设前提下的民族复兴是很难想象的。文化建设必然要求我们去汲取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的智慧，儒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目前转型期中国来看，提倡复兴，它不是所谓儒学的复兴，也不是佛学、道学的复兴，而是人的复兴。现在的问题不是儒学问题，也不是佛学、道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关键在于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近的感觉。目前中国最急切的是进行大众文化建设，即日常伦理道德建设。在日常伦理道德当中，所有的社会系统，包括宗教的、非宗教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资源。而这些众多的资源，我们自己的母语承载的文化跟我们是最贴心的，它给予我们的话语空间也是最直接的。所以说，儒学所代表的文化——更直接说——它文化背后所代表的生命更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起作用。

寻求儒学并不是目的，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要找的是真正的“人”！

我希望通过学堂的讲学的方式，让人们能够透过文化的典籍、典章，透过那些文字去看到背后的血肉生命。他并不是为了儒学而儒学，所以也就不存在任何学或者任何派的问题，而是要以“人”的方式建设一条“人”走的路。汲取所有的资源，只有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寻找背后的血肉生命。

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的复兴，是人的真精神、真生命的觉悟和明白。人的复兴，就是建设一条人走的路，一条众人走的路：在这条路上，有个体身心的安顿，更有族群生命的自信，是当下全体的澄明，更是历史时空的通透。
　　

记者：作为“中国民间私塾第一人”，“现代校长”，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逄飞：目前我们存在这样一个观念的误区，人们习惯把现在社会上和文化上的所有问题最终都落实到教育的层面，并且这个教育层面的问题都只是由现在体制内的教育来承担。这是我们对体制内教育的高估。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知识的传承，它主要应该是由学校教育来承担。但是，作为个体生命的培养和民族生命的养成，它需要所有的人参与——大众参与，大众认同、大众奉献、大众受益。体制内的教育不可能完全代替社会和家庭的教育作用。所以，对于素质教育、德育、道德伦理、青少年等问题，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体制内的教育，寄希望于国家教委去怎样进行改革。体制内的教育所起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在一个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时代，一个人的成长是由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共同组成的。

我们就是希望站在民间立场，面向大众，以学堂这一体制外方式参与转型期基础教育变革。转型期一切问题根本在教育，教育根本是人心，人心根本是文化。文化根本又复归教育。文化建设是社会工程，教育不应局限教育视野，而应站在文化高度上，还不应局限体制内，体制外作为有着体制内不能替代的功效。
　　

记者：一耽学堂有什么具体的宗旨或者追求吗？

逄飞：一耽学堂是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五年来 ,我们一直在摸索转型期中国文化传习模式，探索成熟的义工制度和进学制度，创新中国特色新型公益组织。我们以文化+公益+青年为根本的定位。文化——倡导本土的和实证的精神；公益——倡导民间的和大众的形式；青年——倡导朴素的和塌实的风格。

我们遵循如下原则:血汗优先的原则。找一块地，然后尽力耕种。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一切人的东西，都是从血肉和汗水中绞出来。它的含义除了脚下的大地和辛勤的劳作，没有别的意思；

做事第一的原则。做事第一，静默为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做事就没有发言权。做一分说一分，做三分说三分，做到十分，可以说八分，做到一百分，自然也就毋需说了；

向人学习的原则。人离人最近。人是人的最直接的、最适宜的榜样。只有向人学习，才能够更好的明白人、觉悟人。学习他们怎样的读书、思考、做事和说话。向那些圣贤伟人学习；少说空话的原则。珍惜语言，实话要实说。我们容易很随便的去赞扬一个人，去贬低一个人，或者某件事情。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及社会公共资源常常因语言的无节制泛滥而耗散流失。
　　

记者：广州一耽学堂目前的开展情况如何？有什么计划或设想？

逄飞：去年6月，广州市团委就有合作的意向，并彼此多次磋商，11月我来到广州，就马不停蹄地拜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探讨广州一耽学堂筹建之事。很快，就有了一个广州一耽学堂发起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四分之一是我去拜访并介绍一耽学堂后签名的，而另外四分之三是广州团委联系的。按照广州团市委的想法，广州一耽学堂将成为团市委主管的独立的民间法人组织，业务上受北京一耽学堂指导。团市委目前正在组织一些传统文化学者，教育战线官员、新闻媒体人员和企业界人士共同运作这件事情，先把学堂的框架定下来。

目前，有些工作我们已经在陆续开展，比如在广州大佛寺图书馆召开关于广州一耽学堂发展思路及目前社会文教事业状况座谈会，在华南师大倡导晨读，在中山大学组织了两次学习活动等等。

对于广州一耽学堂我的设想是，可能要比北京的起点高，不会走先进入中小学这条道路，有可能是起点时就面向社会。以社团的形式开展文化教育的公益活动，通过一系列大中小学和社区公园的宣讲、普及和教化活动，培养爱心，倡导义务，凝集良知，树立正气，响应国家公民道德建设和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政策，配合广州整体发展战略，探索新世纪改革开放发展关键时期先进文化的崭新理论和崭新经验，在中国特色的公益理念、义工体系和文化传习方面继续发挥“特区”的先导、示范和辐射、带动全国的作用。我希望今后能将学堂办成全国连锁的学堂。
　　

记者：据我了解，一耽学堂没有主办单位，一直困于资金的支持，艰难支撑，广州一耽学堂的成立有这方面的压力吗？

逄飞：是的，因为没有主办单位，一耽学堂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全靠社会捐助支撑纸张、电话、邮寄等费用。我个人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固定收入。学堂创办之初，我们也怀疑到底能维持多久，但学堂还是走过来了。5年来，学堂收到了30多万元社会捐款，这些捐款的收支情况是定期公开的。但说实在，远远不能满足运转需要，学堂至今还在苦苦支撑着。

广州市团委为筹备成立广州一耽学堂付出相当努力,令人欣慰，但它毕竟不是经济实体，不可能有经济支持，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企业或社会各界支持赞助。我希望广州一耽学堂能得到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奉献，大众受益,实践一条实际的文化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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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耽学堂
　　 2000年12月，北京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的逄飞义无返顾地辞去了工作，孤身一人四处奔走、张贴“招贤榜”海报寻找志同道合者，于2001年元旦创办了一耽学堂。

在刚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耽学堂已经有了一百二三十位义工，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其中有五十多位博士、硕士。

逄飞领着义工一次次与海淀区的中小学联系，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一些学校让一耽学堂的义工们为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课。2001年2月底，一耽学堂终于正式在清华附小、城府小学、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开课。4月份魏公村小学开课，5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开课……

一耽学堂的“教育实践方式”，主要是通过与一些中小学校合作设立相应的课堂，招募来的义工经过面试和培训之后，直接进入课堂，讲授中国传统文化。

小学授课的主要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朱子家训》等蒙学读物，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

中学授课内容主要是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按文化史（如古代乐礼、科举、称谓、建筑、文字等）；文学史（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思想史（如周易、老庄、墨家、法家、太极等）。三大类编定约50种讲座，每种讲座1至4课时不等，期望能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华文化的全貌。

截止到今天，一耽学堂已经有义工达1500人之多，多为博士、硕士，都是热爱传统文化、愿意义务做事的知识分子，社会参与人士2000多人，直接受益超过30万人次。逄飞和义工们的行动得到了包括季羡林、张岱年等许多学者的赞扬和支持。张岱年还特地为他们题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