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这一次，回家的路如此遥远：从鸭绿江那边的朝鲜，回到中国。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经过58年，终于到达家乡，到达家人的手里。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这似乎不太合“规矩”，而这些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烈士，几乎已被家人遗忘。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2009年4月，李红旗带着媳妇去四川。
从河北老家保定乡下出发，经过石家庄，坐上火车去成都，有将近两天的旅程。这是李红旗第一次出远门，此前这个37岁的男人最远只到过北京和天津。一路上，他都背着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有2000元，还有一张薄薄的蓝色纸片——一份抗美援朝烈属证。证书的主人周明星，四川中贤县狮子村人，曾在339团九连服役，1951年2月牺牲于杨子山战斗中。
几个月前，成都一家报社来电话，想跟踪采访李红旗寻找周明星。对李红旗来说，去四川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他一直犹豫不决。一周前，报社记者又来电话，说一家民营博物馆愿意赞助李红旗去四川的路费。附带的条件是，如果找不到周明星的家人，要把这张烈属证捐给那家民营博物馆收藏。李红旗答应了。
说起来，李红旗这次旅行的起点，始于11年前。那时他刚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儿，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清楚地标明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
收藏古玩是农民李红旗的业余爱好，虽然他也分不清楚这些所谓的“古玩”是真是假。但这一次，他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什么，一张破纸五百块？”新媳妇没给他好脸色，强烈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带着死亡的气息，在乡下人看来是“晦气的东西”。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以及另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开战争记录，里面记载了几次军事会议，以及备战的情况。
“嘿，这次捡到宝贝了。”
为了确信买到的东西是“真家伙”，李红旗继续和摊主聊天。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从收旧货的那里淘来的。”“收旧货的从哪里搞到的？”
“听说是从一个部队的旧货仓库里收来的，部队换防，扔掉了很多旧东西。”
李红旗心里美滋滋的，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没搭理媳妇的话，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带回了家。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收起烈属证，嘀咕几句，觉得父亲是年纪大了，“脑子有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老父亲不时会对李红旗提起这些烈属证。“你说，你出个门我多担心啊。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千年字儿会说话。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冬天里，很多战士连双鞋都没有，光脚在雪地上行军打仗。物资奇缺，一些指挥员呼吁上级“给配给些照明的煤油”。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他越来越朴素地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 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他最先能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石+唐)河县。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找过了，没有。”对方挂掉电话。
李红旗接着再打过去：“你给我找找你们领导呗。”
“找领导干吗？”
“我有个事儿，我有几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想给人家送回去，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给查查。”
“我就是领导。不是给你说了找不到吗？我们真的找过了，没有(石+唐)河县。建国前后那段时间，地名管理特别混乱，有的地方一个月改两三个地名，真找不到。要不，你去河北省档案馆试试？”
从114查到河北省档案馆的电话，几次查询的结果都一样，说是没有(石+唐)河县。李红旗一下子就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古玩市场几乎成了李红旗唯一的线索。每次去，他都要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建国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想找(石+唐)河县。摊主轰也轰不走。
李红旗出外打工，也在打听(石+唐)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别人听说他要送还烈属证，大多哈哈一笑，以为是个笑话。也有人对他说，或许是烈属证写错了，河北根本没有(石+唐)河县这个地方。
几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寻找烈士的事毫无进展。
一次，李红旗偶然看到一张现在保定的地图，上面有条河叫唐河。“哎呀，还真有个唐河啊！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再一查，此唐河归唐县管。
李红旗给唐河县民政局打电话。“你们那里1951年是叫(石+唐)河县吗？”“那么早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里有张烈属证，写的是(石+唐)河县。我想给人送回去，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地方。”
“你等半小时再打来，我找找去。”
过了半小时，再打去，对方说唐县历史上从未叫过(石+唐)河县。
李红旗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寻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
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致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能够立刻识别出他来。
“你别再打我们电话了，我确实找了。我得为人民办事，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可真没有(石+唐)河县。”
希望再次破灭。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烈属证的左半边并不齐整，有明显的手撕痕迹，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志愿军部队的印章，显然属于原件，李红旗猜测，另一半还留在部队的存根上。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他的一个亲戚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看过烈属证后，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这些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可是，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石+唐)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他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进展。这一次，结果让李红旗“蹦了起来”。
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回家一说，全家都跟着高兴。“忒美了，比结婚还高兴，真的。”
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李红旗：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
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你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而他的小叔子早在北平解放前就被抓了壮丁，并且，小叔子的名字不叫吕奎才。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证书本身几乎都要散成四块，一看就是历史久远。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的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
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编导，在看到有关李红旗的报道后，选定李红旗为报道对象，也介入了寻找工作。这一次，李红旗坐着电视台的汽车前往天津寻找烈士李金树的家人。
李红旗熟门熟路地把记者带到民政局。民政局非常配合，立刻给查询。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转奔公安局，在电脑里查找家属李同玉的名字，找到一位，但这位李同玉没有兄弟，家里也没有人当过兵。线索又断了。
失望之余，李红旗又来到《天津城市快报》，再次寻求本地媒体的帮助。
几天后，读到报道的一个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
李红旗随同央视记者前往潘楼村，到了才发现，原来这里离他们几日前寻找的那位李同玉家非常近。
李金树说，他是有个哥哥外出当兵，几十年没有消息。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看来烈属证上的“满楼区张窝管村”，可能是“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的笔误，而“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金树本人因为健康原因，说话已经不太利落。家里兄弟几个，本名叫大柱、二柱、三柱、四柱。他本人是二柱，后来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李金树”。他估计，哥哥大柱可能也是在部队改了名，但他没想到，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金树”。
“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默契吧。”李红旗猜测。
村里的几个老人聚拢来，他们是大柱小时候的伙伴，还大致记得大柱长得圆脸，身体倍儿棒，为人很厚道。
“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就能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说。
在邻居看来，大柱一家是很不幸的。因为家穷，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岁出头的大柱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
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带着媳妇去成都。他随身只带着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
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家人。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还没有来。李红旗有些着急了，他打电话给记者，对方吞吞吐吐地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我一听就着急了。人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交涉了半天，还是没办法。不过李红旗也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他就是一个小记者，领导不同意，你有啥办法。
晚上，他在宾馆看电视，专找新闻看，记下了三个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我挨个打电话去，介绍我自己，说是来找四川籍烈士家人的。他们都很客气，有一个接线员还挺同情我的遭遇，觉得我做的事很伟大，要向我学习。我跟他们说，我需要找人解决我的路费。一说这个他们就为难，说要向领导请示。”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承诺能帮他解决路费。
“我只带了2000元钱，付了宾馆钱后，我大概连买火车票的钱也不够。”李红旗觉得，第一次带媳妇出远门就遇到这样的事，有点难堪。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总要3000元吧，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
“我答应了。很快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我答应《平安成都》独家采访了。他们有点不高兴，也有人跟我说他们也可以给我出路费，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比什么都好。”
因为害怕无法面对那些敬业的记者，李红旗连夜搬了宾馆，还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李红旗又把记者带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三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
转奔重庆，很快排除了第一个周明发不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个周明发也是军人，并且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甚至还是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他和周明星一样，都在38军服役，不过是在113师独立炮团，最后以班长职务退伍。显然，他并不是李红旗要找的周明发。
李红旗的到来激起了周明发沉睡多年的回忆。他的前额有一个巨大的凸起，他说那是战争中受伤的疤痕。周明发回忆说，当年不能确认参军者的年龄，就以体重衡量，过了80斤，就认为你是成年人了。他当年不够80斤，为了参军，还偷偷在鞋子里塞了些石片，终于过了体重关。在上甘岭，他的部队打了7天，最后整个山头的海拔被削下去7公尺，非常惨烈。
“缺水啊，我的班长去取水，就中枪牺牲了。和书上故事里写的一样。最后就我回来了，好多战友都没了。我在他们坟上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大家连军功章也不要，只要有枪、有命，别的什么也不要。”
结果，李红旗在周明发家呆了大半天，听周明发讲打仗的事。周明发还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下当年作战的地形图。末了老人感叹：“谁还记得我们？”
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
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
据查，当地有个地名叫狮子口，和烈属证上的信息基本能对上。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李红旗说，他自己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烈士，没想到媒体介入一年里，找到了三个。
寻找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农民想不通的。
他曾经找到五位烈士所属的38军，希望能鉴定烈属证的真伪，但没有得到答复。他猜测，大约是部队有纪律，可时间过去了58年，这些东西还要保密吗？
李红旗曾经接到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和这五位烈士一样，都是339团的。那个团，最后只有几个人回到国内。中年男子代表父亲转达了对李红旗的敬意。
这勾起了李红旗的好奇：在朝鲜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个团只有几个人回来？
他想起了电影《集结号》。那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曾先后看过三遍。私下里，李红旗承认，自己很像电影里的谷子地，而谷子地的故事，也是支持他寻找烈士家人的一股重要力量。
李红旗很想见到这位339团的幸存者。
第一次，对方答应了。李红旗带着两个记者一起去，到了干休所大门口被警卫拦住。经过请示，有关部门拒绝让这位老人见记者。
第二次，李红旗又约见那位老人，被家属拒绝。再后来，每次见到媒体记者，李红旗都要央求他们帮助联系38军，希望能获得批准，但都没有成功。
李红旗对此很感慨，这个老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啊，他要是不说话，以后谁还记得那些死去的烈士？连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几乎忘记他们了！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深深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上周四，刚刚从江苏接受完电视采访回家的李红旗路过北京，又特意去见了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抱怨说在老家见到一些压力。这次去江苏前，老家某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他商量，让他说服电视台出路费带其一起去江苏，理由是自从李红旗开始寻找烈士家属以来，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踪”。
“他怎么全程跟踪了，我这么多次自费去北京、天津找烈属，他一次都没去过，也没采访过。”最后，李红旗还是一个人去了江苏。
他明显感到，现在在老家有些压力，一些干部很不喜欢他——尽管2008年他被评为“2008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有乡亲私下批评他说，你出了名，那些干部们没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当然不喜欢你啦！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只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