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作者：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浪漫主义批判

　　在征地这件事上，人们对有些现象似乎很不理解。假设一户农民有8亩地，用来种植大田作物，每亩纯收入400元，一共收入3200元。如果土地被征收，获得补偿款8万元，农民是否乐意？粗算账，如果银行中长期定期储蓄利率是4%以上，那么，农民每年可获得利息也在3200元以上。这就是说，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不用劳动，利息收入和过去在土地上劳动收入一样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让农民得到了一个大便宜，其实不然。

　　一家农户靠3200元生活一年，其中包括自己的口粮，自然是贫穷的。按照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统计平均数，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还可能通过打工等办法获得40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仍不足以让他摆脱家庭贫穷。不过，在我国政府推行了一些农村保障措施和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措施以后，这样一家典型农户大体可以过一个温饱生活。总的来说，这样的农户是中国农村的穷人，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穷人。这种穷人，其生活的艰辛要甚于古代农村“五口百亩之家”，但其性质没有太大差异。

　　现代穷人是卷入经济分工的城市穷人。每月收入600元的城市四口之家，连过一个温饱生活都成问题。这个账没必要细算。所以，一家农户的耕地被征收以后，再要他搬入城市社区居住，即令他有那些利息收入，还有做工的收入，其实际生活水平可能还要下降。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的生活有本质的差异。传统穷人可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必要公共支出可以接近零。现代穷人处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被货币交易放大了。更令人难受的是，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有某种强制性，且大量公共服务是城市精英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每个人必须购买。进城农民不能用柴薪起火做饭，必须用天然气或电能；他们必须交社区物业服务费，即使他们家徒四壁，无惧贼人光顾；他们可能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各种间接税非交不可，因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公共“服务”，这些“服务”要由他们埋单。他们上路要交过路费，因为没有自由的马路可走；他们必须买报纸、看电视，因为城里没有口头消息传播的渠道。总之，他们要为数不清的“公共服务”付账。就这样，现代社会似乎不允许存在穷人；如果在现代社会做了穷人，他要比传统穷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

　　按上面讲的道理，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农民为什么对征地拆房有那么大的恐惧。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人是趋利避险的动物。如果农民的地还在，房子还在，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试探一下城市生活的奥秘。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能在城市落脚，并对未来有一定信心，可能完全放弃乡村生活。这种选择也有其中的道理。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城市是十八层地狱，传统农村是世外桃源。

　　在典型城市，由于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人们处在商品与服务的交易网络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交易必须平等，否则交易就完蛋。城市政府固然会强制供应公共品，但也因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城市政府也必须中立，否则城市政府也迟早要完蛋。传统乡村生活不是这样。人们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依赖，交易的公正性要求没有直接表达的机制，社会平等就不是人们的主导观念。简单的经济也使公共权威很难公正行使，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和强制就成了必然。

　　在城市，穷人有望变成富人；但在传统乡村社会，焦大几乎没有可能变成贾宝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青年农民喜欢进城的原因。当然，城市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有国家的城市可能也就是传统村庄在空间上的堆积，这样的城市没有魅力，也很可怕。但只要是城市，它就有进步的希望。此外，在政府帮助穷人这件事情上，城市做起来要比农村容易。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有一部电影据说很恐怖，叫做《反基督者》。一对夫妻逃离城市，却真正堕入了地狱。这部片子有些夸张，不受影评家的好评，但我看它有很好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