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①。文质彬彬②，然后君子。

注释：

①   史，朱熹《四书集注》（以下简称“集注”）谓“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论语集释》引“四书驳异”说：史乃祝史之史，知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实，郊特牲所谓“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又“黄氏后案”：此为修辞者发也，韩非子“难言篇”云：“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盖本诸此。（《集释》四零一页。）按：“史”在这里其实是名词用作形容词，可以翻译为“象那种徒务虚文的祝史一样”。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对这个词没作解释，直接把它译为虚浮。道理上讲得通，但缺乏训诂的说明。

②   彬彬，《集注》谓“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

解读：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除“文胜质则史”这小半句之外，都容易理解。我们先试着来理解这小半句话。“史”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文”和“质”是两个我们今天仍然常用的词，而且在这句话里，它们的含义和今天的用法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为了真切地理解这句话，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这两个词作一些解释。文，最早是指事物的斑纹，如虎豹之文（纹），它构成事物的外观且多具有悦目的形式。后来人们把人刻在器物上的图案、形象以及刻在甲骨上的字也叫作“文”，由这个意思又引出文辞、文采等意思。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文”兼有文辞和文采的意思。“文”原本是事物的外观形式，与它相对应的是事物的内质。孔子在这里把“文”和“质”对照来谈，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这里所说的“质”也并非事物的内质，而是人这种生命体的“质”，因为后面他接着就说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今天把决定事物的外观的事物的内质叫作本质。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质是指人这种特殊的生命体的个体本质。这样看来，“文胜质则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追求文辞和文采超过了他内在本有的品质，那么他就会象祝史那种人一样流于虚浮。

然而，为什么说一个人追求文辞和文采超过了他内在本有的品质，就会象祝史那样流于虚浮呢？文和史是否有什么内在、必然的关联？我们今天常文、史并称（有一个杂志名称就叫“文史知识”），这里面是否有某种值得思考的道理？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史和孔子这里所说的文、史含义并不相同，但也并非没有相关性。为什么孔子眼里的“史”这种人会偏于文呢？首先，是因为他们掌握较多的历史文献，潘氏集笺“辞多则史”条，贾疏谓“太史内史皆掌策书”。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常要为统治者起草文书，如周礼宰夫中有“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职。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注释说：“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集释》四零零——四零一页）因此，孔子眼里的“史”这一类人往往文胜其质，这并不难理解。再从文化和历史的一般关系来看，文化具有历史性的因素。这是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外观形式的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被模仿、被传授而得以传承、积累，一代人的文化即是这一代人生命本质的表现，又是这一代人对传统和异质文化学习继承或批判改造的结果。因此，文化即是人的生命本质的表现，又是历史的积淀。当历史积淀压倒了生命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文胜质则史”的情形。“文胜质则史”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日薄西山的时候。这个时候，文化已经无能于从生命的本质中汲取力量，而是满足于引经据典、卖弄学问。这个时候，文化不仅不能为生命提供方向，反而压抑生命，或者就只是作为生活的装饰品，成了狼所披的羊皮。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人们不能处理好和传统的关系，就可能出现生命对文化的造反，出现“文化大革命”，野蛮横行，“斯文扫地”，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了。

孔子生当春秋之世，灿烂辉煌的周文化此时已经危机重重，在各国诸侯大夫那里，礼乐已经仅仅成了一种虚伪的装饰，有的甚至连这层虚伪的装饰也不要了。当时的人要么是质胜文而流于野，要么是文胜质而流于史，孔子救两端之弊而提倡文质彬彬，为华夏文化找到了一条出路。

生命的本质与文化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所以才会有“质胜文”还是“文胜质”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理解了生命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才能想清楚这个问题。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倾向于无边无际地生长的力量，生命倾向于扩张它的领地。这种力量，我们把它叫做野。野草，野花，野兽，都是这同一个野。但人的本质还不能归结为一般生命的本质，人能创造文化。人的文化（人文）不同于物之纹理，不同于“天文”。差别在于，物之纹理和它的本质是近乎绝对同一的，现象即本质；而人文与人的本质则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同一，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外化，由于文化的历史性，这种外化同时也就隐含了异化，在灌输和模仿中，文化沦为异己的东西，沦为压抑或扭曲人的本质力量的表面形式。对异化的反动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回到生命的原始本质，用生命原始、野蛮的力量打破文化形式的束缚。这条道路其实并没有赢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反而被降低为一般生命的本质了。“质胜文则野”，这条道路为孔子所不取。孔子所主张的是中庸的态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怎样才能做到“文质彬彬”？孔子在这句话里没有交代。从论语中的其他篇章来看，孔子一贯的主张是多行动、少说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非常重视一个人内在的品质，若没有忠信的品质，学文习礼的结果只能是“巧言佞色”，这是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所赞赏的文质彬彬，是那种品质忠厚、行动果断敏捷，言行举止又优雅得体的君子风度。但在今天，“文质彬彬”更多地被用来形容那种看起来很文弱，而且多半还是戴着一副眼镜的书生。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完全偏向于“文”了。这种词义演变的逻辑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质和文的对立，不仅仅是在个体身上两种力量的对立，也表现为阶级、阶层的对立。文化（Culture）的另一层意思是教养，是通过教育、学习而获得的东西。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面，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多半是上层阶级，因此，文化——尤其是那种精致的文化——长期以来就是属于上层阶级的东西，直到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和传媒的发达，才有大众文化之说。教育的普及是克服文化上的阶级差别的根本途径，但它的代价往往是文化的平庸化和人的质朴性的丧失。中国是一个教育普及得比较早的国家，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施行“有教无类”，这个原则对于文化的普及非常重要。不过，这种普及在古代社会里范围仍然是很小的，有文化有教养的阶级与没文化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没有缩小这种差别，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革命同时也伴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层原因之一。

“文”  在汉语中是一个核心词语。文字、文明、文化、文人，莫非文也。今日我们大谈科学与人文，大谈所谓文化，把艺术、哲学、宗教等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都归结为文化现象，对“文”的本质却缺乏追问。孔子虽然不是华夏文明的创始者，但他关于“文”的丰富经验和中庸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在我们这个历史性民族中的命运。因此，我们今天要追问文化的本质，尤其是华夏文化的本质，还得从孔子出发，追溯其源流。“文化的本质：本质的文化”，这并非追溯得到的结论，而是一个开端的引导词，这里的解读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的引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