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的芽——新的组织，具体的说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大体上是采用乡约；——不过此处所谓乡约，非明、清两代政府提倡的那个乡约，而是指着当初在宋朝的时候，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那个乡约。那个乡约是吕叔和先生的一种创造。现在我们把它大致说一下：

“在古人当初发动乡约的时候，是由吕叔和先生与他的兄弟及邻里族党所发起的；发起之后，约会大家书诺，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明我们邻里乡党本来很有关系的，不能够彼此不过问。在他的发起文上有这么一段话：‘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大患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他这一段话很好。他第一句即点出来：我们大家是相关系的，人生是互依的。他一上来即认识了社会的的连带关系，点明了组织的必要。从认识了我们的关系，而要求增进我们的关系。乡约中分四大纲领：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

“于此我们看出，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如果拿现在的地方自治与乡约比较，很显然的有一个不同。现在的地方自治，是很注意事情而不注意人，换言之，不注意人生向上。乡约这个东西，他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着眼的是人生向上，先提出人生向上之意；主要的是人生向上，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

“在西洋不为宗教组织，即为政治组织，绝不会有像乡约似的一个组织。——以上的话，我们意思是点明乡约这个组织，即合乎我们以前所讲的原理原则，为我们所要求的一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而又是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一个组织。以之与现行地方自治法规来比较，其气味很不相同。

“在中国古人的乡约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好象有一个标准的礼俗，以为将这个标准做到就行了。其实善是一个无穷的、时时在开展中的，而在乡约中仿佛是一个标的，又仿佛是偏乎个人的善，——其短缺就在：一是偏乎个人，一是有所限。我们补充改造，即把偏乎个人的一点看成是社会的，把有限的一点看成是永远开展的。换言之，我们组织乡村时一上来就要提振志气，要来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建立新组织。

“因为我们是要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不单为个人的善。单为个人的善不必如此；若要改造社会，则我们自己改造不了，非联络不可。一面从事联络，一面再设立一个讲求进步的机关。——我们不但相勉为善，即在古人所不讲求的生活方法上，我们也要讲求进步。广大的联合，与讲求进步的机关之设立，就是前两点落到事实上，这也就是第三点。如此就够了，可以无缺憾了。我们讲求进步的机关是什么？即以前叫乡农学校，现在邹平（山东）为乡学、村学。乡学、村学是个讲求进步的机关，同时也是一个团体组织。从前的乡村太看重个人德行的完善，而忽略了生活方法上讲求进步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不有乡农学校这个机关，以为各种知识方法的讲求。

“必有待于经济的进步，在经济上生产技术、经营方法、经济关系渐渐开展进步，才能有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的开展。而经济的进步，又有待于他的政治条件；换句话说，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靠政治的力量，否则解决不了。可是经济主体的还是在人。尤其我们希经济操在众人之手，从我们多数人为主体来开发我们的经济，促进我们的经济，并让经济始终不离我们的手；所以人很要紧。那么，如何发动人往前干的精神，来发展经济；如何让经济始终在我们这一种人手中，受我们驾驭？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经济进步有待于人，而人要是活不起来，则经济（尤其是我们所要求的这种经济）不会进步。如何让人活起来？则须发动中国人的精神；如何发动中国人的精神？则须借人生向上的力量，提振起志气来；否则中国人将狭小，更不能进取。我们要提振起志气，把经济放在这种人生中，让人生驾驭经济，支配经济，享用经济，不叫经济支配人生（西洋人则是经济支配人生）。要作到这一步，就更是一个精神问题，人生问题，或说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始终是要以这样的人生运用经济，所以在我们的组织中经济固然是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如果没有人生，没有精神，则组织不能合理，也许根本就没有经济的进步。所以我们的组织两面：一是精神（姑名之为精神），一是物质。或说一是文化，一是经济。”

以上乃援摘梁漱溟先生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一章的第二节《具体组织》中的文字。

 

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好比一个人的小名与学名。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教育。但同一社会里，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前进的意识要通过生活才算是教人真正的向前去。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育的生路是：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真正的农民教育必须包括对有关农村生活所有重大问题的理解，包括对正在影响农民的一切力量的鉴别，还包括积极努力帮助他们或引导他们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并达到小康生活的水准。

我们的真正指南针只是实际生活。实际生活向我们提供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生活教育的生命力特别强，它今天不是完成的东西，明天也不是完成的东西，它会永远随着历史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仿我者死，创我者生！

晓庄（南京）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

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族伟大的新生命。

以上文字选摘于《陶行知全集》，并经过重新组织，其写作时间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