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62年，小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的是黄帅和张铁生，初中时“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明显的感觉就是老师开始抓智育了。1978年我上了高中，那时由于高中距家近，学校又不怎么多收费，各村子上学的学生多。学校办了重点班，公社（当时还没有改叫乡政府）的户户通舌簧喇叭，每天晚上都传达着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同济大学、谁家的孩子考上了西安交大等消息。一时间，考学成了继土地承包之外乡亲们谈论的重点问题。1982年我师范毕业后又回到了我的高中母校当教师，先教高中。1992年高中撤离后教初中。1999年调到杨庄初中任校长。可以说我体验、参与了家乡教育的三十年。
家 乡 教 育 问 题 不 少
--------------朱国才
我市包括五县两区，人口共330万。近年先后通过了“普九”验收。在此期间，依靠义教项目、逸夫项目、教育费附加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醒目的义教标语走进了大街小巷、穷乡僻壤，走进了群众干部、学生教师的心中。学校的条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这是令人欣喜的方面，然而问题仍然不少：
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对不足
近年来教师的工资是“托而不欠”，而学校公用部分是一分都没有。学校全靠杂费维持。这样，实际上是政府没有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其负担转嫁在了学生家长身上。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有禁不止，既影响了政府形象，又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同时又使校长处于两难境地。
在校生巩固率不高
如果走进一所学校，特别是山区学校，你就发现，学生流失是相当严重的。我跟踪过两级学生，1996年初一开学时有一个班的学生是72人，到1999年上初中时，原有的学生只有46名，1999年初一入学了204人，到2002年毕业只有140人。学生辍学有三种带普遍性的情况。一是转学。向往好的学校，可以理解。二是去打工或在家做家务。这种情况尤其以女孩子居多。引起的原因有家长观念问题，但主要的还是经济的原因。三是因学生厌学而引起的辍学。这种情况农村有，城市也有。这些学生辍学后走在一起，有家不归，干什么“创社会”。我注意观察过这类学生，他们由于年小无知，大多数曾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过危害。这是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家庭经济，而主要是学生学习上后进，家庭、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又不正确，学生迫于压力而辍学。
农村扫盲只是一个形式
我有一个学生，他甘肃政法学院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天，村干部叫他去替文盲考试。他本身就一肚子委屈，听到这事，十分生气，把村干部给骂了一顿。
七十年代时盲目办高中，我们公社就办了四家，学的是农机农技，学生每天下队“指挥”生产。到了“文革”结束，全公社只有一所高中，学校开始重视文化课学习了。我记得1987年时，学费低，学校又离家远，各村上高中的学生多。1992年高中布局调整，每十万人一所，初中毕业生上高中就难了。这难是多方面的。一是收的学生太少。如2001年我片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25% ，2002年扩招后才到30% 。二是学校收费太高。学校在计划内压缩人数，按考试分数收费，1000-3000元不等，再加上其他名目的费用，远超出农民家庭的承受能力。三是学校离家远，上学不方便。四是由于就业体制和就业观念的影响，学生不愿上职高，形成“普高挤破头，职高无人上”的局面。家乡的高中教育目前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老师成了考师，学生成了制造分数的机器
我参加了一次区教研室召集的初三教学研讨会，几所会考优胜学校的教导主任介绍了经验。总结起来就是把优秀教师放在初三，学校制定有关政策同学生的分数挂钩进行奖惩，再有就是处理好差生。我不反对高成绩，高成绩是高素质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不正确的教育思想下，用粗放地、生产队长式地教学管理挤压出来的高分，同实施素质教育自然而然取得的高成绩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校长缺乏自己的教育思想
我们常说“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领导”。校长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就不会有个性化的学校，就培养不出各种类型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德育工作不合时代要求
我总觉得目前我们的德育工作跟不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调子定得高，空喊的多，实践的少，因而落实不到学生的行动上。我认为还是应该整理出儒家文化中有用的东西，结合现代观念，与时俱进，重心下移，让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教师、校长盼望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人事制度改革
我们农村老师缺乏，有的小学只有生产队请的一个老师支撑，相对而言城区教师过剩，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校长队伍、教师队伍缺乏进取心，守业者多，创业者少。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人方式已严重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人事制度，建立校长、教师聘任制，形成职务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机制，是大家都盼望的事。可喜的是我市教育人事制度改革业已启动，并将在2003年3月完成。
首先，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总得来说就是制定好政策，确保投入，让学校在教育法规下自主运作，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学校，为社会培养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其次，我们的学校硬件还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而且一时不可能赶上，但是校长、老师的教育观念必须更新；
再次，以学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切入点，进行教学法的革命性改革。
作者简介：朱国才，男，1962年生人，1970年——1978年峪口小学、石佛中学学习， 1980年甘肃礼县师范毕业，1982年石佛中学任教，1991年自考大专毕业，2001年陕西师范大学函授本科毕业，1999年任天水市北道区杨庄初中校长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