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来源：重庆晚报)
 
70年代的语文课本
 
80年代的语文课本
 
现在的语文课本

　　《瞭望》文章：母语教材60年

　　今年高考，在语文阅卷尤其是作文评分中传出的多种“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语文教学改革及语文教材的热议。

　　回首和透视这60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变迁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定位的顽强努力。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鲜明政治色彩体现强烈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人欺；与此同步的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急切地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经验。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狂热也体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堪回首。

　　1978年之后，内有如“两弹一星”这样“要饭的打狗棍”，外有国际形势巨大变化，中国抓住和平发展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这30年中，语文教材不仅回归本来面目，而且增添了平和自信、视野开阔的广大气象。有专家指出，时至今日，语文教学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语文教材的选择，也是民族生存条件的投影。

　　与此同时，这30年中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历历可数。

　　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百年来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寰空间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苏式标准、西式标准，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福祉，新的60年轮回，这是起点。□(文/张迁)

　　《瞭望》文章：在苏联影响中初建

　　新中国建国初期，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一样，语文教科书也打下了苏联影响的深深烙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49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以苏为师”的组成部分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语文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