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谭飞 陈晓虎 刘书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走访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发现，在西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流失”。

    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都认为，农村“信仰流失”的出现，是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薄弱、文化精神生活缺乏的表现，并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因此，重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力，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新思路，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邪教埋下“定时炸弹”

    2005年冬天，陕北某县原新闻从业人员李严宁（化名），以信徒身份从榆林市榆阳区打进反动邪教“实际神”的地下教会内部。他通过实际考察发现，一些像“实际神”这样的邪教组织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存在于政府监管之外，存在于法律约束之外，对群众物质、精神危害很大。

    李严宁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类邪教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而且正在改写群众的价值观，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给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他向记者揭露了邪教“实际神”在陕北地区的地下活动——

    “实际神”也称“东方闪电”，与“门徒会”等一样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邪教派别。这个邪教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

    该邪教自编教义，并结集为非法出版物出版。在其“教义”中称，“中国人最卑贱”、“中国将逐渐大乱，信‘女神’得拯救”、“中国将分裂”、“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友情、爱情，必须打破家庭”等等，内容非常反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际神”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1998年传到延安、榆林等地，2004年传到内蒙古、山西一带，现正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

    据李严宁介绍，“实际神”自知不容于正常社会，因此其内部组织体系十分严密，反侦察能力很强。在其内部组织体系中，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分号教会，负责人叫“带领”；一个分号教会要求不超过50人，人增多后再分成新的分号教会，比如一号教会、二号教会、三号教会等，依此类推。

    “实际神”完全是地下邪教的运行模式。其传教如同传销一样，采用“人际关系网络滚动法”，单线联系。只管入教，不准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如“小白兔”、“阿狗”等，每个教友只知道自己分号教会的几个人，教友聚会一般不超过7人；新加入者叫“新人”；被公安部门或政府部门发现叫“出环境”，被发现者要么不说，要么胡说；传教者一般不准带任何通讯工具，联系时，多变换用当地的话吧电话，有人接送和负责接待吃住，还给零花钱等。

    此外，“实际神”邪教内部对资金控制严密。分号教会所用经费不能超千元，区教会不能超2万元，多余收入均要秘密上缴；信徒必须尽“本分”，所有信徒财产归“神家”；传教者与普通信徒同吃同住等等。

    “实际神”邪教对群众危害很大。它的信徒都信灾难将要降临，整天神经质，整天检查自己的“悖逆”，加上有病不医治的人比比皆是，导致许多信徒身体素质下降。

    同时，一旦信徒出现思想不坚定或有退却行为时，他们就安排专人千方百计进行跟踪教育，力争“一个都不能少”。在不同的邪教组织之间，比如“门徒会”与“实际神”、“观音法门”等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在邪教组织与宗教之间也争夺信徒，他们称此为“狼”抢“羊”，之间经常发生吊打、浇热水等伤害事件。

    宁夏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综合起来看，农村至少有四股势力在危害社会稳定：一是地下宗教和邪教势力；二是民间迷信；三是民族分裂势力；四是敌对势力。这些力量虽然整体上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如果任其泛滥，不积极寻求有效对策，后果将十分严重。

    西部部分农村“信教热”的影响

    邪教对西部农民危害最大。而其扩散背景，则是西部农村“信教热”。记者发现，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记者在榆林市榆阳区余兴庄乡的余兴庄村看到，十多位老人正蹲在墙头晒太阳扯家常。一位老农说，我们这里没啥文化活动，最热闹的就是村里修的龙王庙举办庙会。43岁的余兴庄村村委会主任余阳山，是当地有名的阴阳风水先生，一年光是看风水的收入就在两三万元以上。他说，当地村民有浓厚的庙会传统，虽然经济上很贫困，但家家户户都上庙会，3元、5元的布施都愿意上。

    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胡统金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市106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120人，约有20万信教群众。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农村建庙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

    陕甘宁三省区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干部们一致反映，近年来农村大建庙宇已成普遍现象。陕西靖边县民族宗教局局长蒲文泽说，现在一方面是村村有寺庙，另一方面是很多人“见庙就进，见神就烧香磕头”。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县22个乡镇有297座庙宇，这还不包括未统计在内的小庙。

　　对此，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部分基层干部直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县、乡、村三级信息不灵，对宗教家底不清，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严重存在无部门管、无人管、不会管、不敢管的问题。

    地下宗教向农村转移

    农村近年来寺庙“兴建热”的背后，是部分农民对各类宗教活动的追捧和信任。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农民现有文化活动主要是喝酒、打牌、看电视。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经费更加捉襟见肘，这使得本就被忽视的农村文化建设更加被边缘化。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地下宗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地下宗教、邪教力量的活动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

    陕西延安、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四地公安部门介绍，“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派出传教者在农村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有关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

    一些“地下教会”跨地区传教和举行非法家庭聚会活动抬头。因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已成普遍趋势，这些在农村发展的信徒在流向城市后，又逐渐汇集到当地的所谓聚会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杰说，在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组织起来争取利益，寻求代言人，甚至争夺政权。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实际上，近年来在陕甘宁一些农村地区，宗教场所滥修乱建现象愈演愈烈。

    王杰说，维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合理有度依法管理应该两手并重。在基层，为了平衡矛盾和维护短期稳定，有关宗教问题在宗教力量较强地区存在一种泛化的趋势。

    一些参与管理、监控、打击地下宗教、邪教活动的干部们不无忧虑地说，这些力量采取从农村突破，不断“圈地”做大，然后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策略，令人警惕。因此，将防范和控制邪教的工作重心尽快下移到基层已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起有效遏制“有神论”坐大成势的体系和具体措施。

    农村建设软肋助长“信仰流失”

    一方面地下宗教、邪教和民间迷信在中西部农村扩散，另一方面这个情况未引起干部群众的足够重视。

    《瞭望》新闻周刊走访的众多业内研究者和干部群众认为，地下宗教、邪教的传播，反映了部分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文化精神生活匮乏、干部认识不清晰的工作软肋，助长了“信仰流失”现象，需要加以正视。

    与一些农村寺庙兴建热和“信教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农村普遍存在文化阵地缺设施、缺设备、缺人才、缺活动等问题。

    延安市社会文化局副局长赵吴宁从事基层文化工作20多年，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村文化阵地要么没有，要么建成了变空壳，送图书放着落灰尘，送电影、戏剧下乡也只是老弱病残者来看看”。

    他反思农村近年来的“信教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经济落后，现在不少基层干部的眼睛和精力都盯在能抓钱的地方。农村文化阵地存在失控的危险，群众自发的活动、政府组织的活动都越来越少，乡镇文化站能正常开展活动的已少之又少。

    庆阳市文化局副局长杨志明说：“现在地下宗教等力量不仅是在占领和争夺农村文化阵地，而且是在苦心经营，想把马列主义踢到背后去”，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的任务十分艰巨。

    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党组书记宋洪武说，近年来地下宗教和邪教力量利用了干部腐败、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等社会问题，大肆发展信徒，扩张势力。这说明一些党外的人才没有团结在我们周围，而是被别人利用，这跟过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宋洪武认为，“人才流失、思想流失”的现象说明，党和政府在一些农村基层出现了“思想文化教育的真空”。他说，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本来是我们党的优势，现在我们的触角却伸不到基层，深入不到群众内心。

    过去我们很强调争夺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但现在很多干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个别村党支部甚至要借助教会力量来组织群众。这就是思想文化教育的空白和争夺文化阵地的缺位。

    现在不仅老百姓，包括不少基层干部都难以分清宗教的正与邪，合法与非法。老百姓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宋洪武说，地下宗教、邪教势力“大抬头”与有关部门、基层组织对此重视不够也有密切关系。现在政法部门、民族宗教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等各层面的干部在认识上有不足，没有把这些势力当回事。

    有干部认为，现在在农村地区，“一夜之间就冒出个宗教”，这与近一段时期基层组织薄弱、思想政治文化工作薄弱密切相关，与党的自身形象受到损害有关，需要高度重视，防止量变累积成质变。

    利用地下宗教来与我争夺人心、争夺群众，这是国外敌对势力的一种新策略、新手段。已经发现有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把百姓的利益诉求等经济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以及插手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向。

    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地下宗教、邪教抬头的现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干部均认为，应借新农村建设之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下大力气关注、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认为，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是当前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社会现象。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从政治角度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从社会角度是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要用文化去抓住老百姓，创造文化氛围，形成主流文化场，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

    他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建设，现在文化建设力量较弱，措施也软，需要创新形式、手段，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时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注意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要切合实际。文化建设重在“化”，就是潜移默化，不是“灌输”，不能急于求成，要春风化雨。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地下宗教、邪教、民间迷信等在农村抬头，反映出了基层组织薄弱的“老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后，多种文化思潮相互交织、激荡，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去政治化”的思潮，这虽然是对过去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一切问题政治化”的一种厌恶和反抗，但是多年积累下来也造成了部分干部和群众思想的混乱，“政治这根弦绷得不紧了甚至没了”。一些群众把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看成是“共产党带来的”，加上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影响到了群众对党的信任，相当一部分农民转而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出路和新寄托。

    岳东峰说，基层组织近年来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工作有失误。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的头脑方面，措施还不够实、不够深、不够透，离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较远，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还没有深入到基层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中去。二是新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被百姓熟知和接受。

    基层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们建议，党和政府在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上要有阵地、有声音。既要有文化站和文化活动室，也要建个百姓能实实在在享受的健身广场；既要重视文化阵地建设，也要重视文化活动建设。他们认为，只要党和政府真正重视，持续不断地努力，就能用健康的、主流的文化在农村形成新的凝聚力。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明镜网 200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