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的讲话

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今天这个会，最没有发言权的是我，因为我对西部农村教育了解得很少，与农村教师更是几乎没有接触。但是，我又确实是非常愿意来参加这次论坛，我经常接到各种邀请，讲学或者开会，我都尽可能地推掉了，但这样的会，我却一定要参加，可以说是“招之即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爱管闲事的人。我的正业是当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但这些年我却在关心中小学教育，管了许多闲事，惹了许多麻烦，也让许多人讨厌，他们总想把我赶出中小学教育界，我却偏偏不肯走，就是“挥之不去”。也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非教育专业的大学教授要如此固执地管中、小学教育的闲事？我总是对他们讲两条理由。一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与判断：中国的问题可以讲出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的人心出了问题，人心的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在中、小学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又不是突击抓一下就能立竿见影的，它需要及早地抓，持续地下工夫，是需要长时段的努力才能见效的。在我看来，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制约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危机感，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参与，对解决危机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但我仍然要发出一个声音，还是五四前辈早已呼唤过的：“救救孩子！”——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并没有走出自己的现代文学专业：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践鲁迅所提出的历史命题。

 

我在许多场合还说了这样一条理由：一个人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把什么事都看透了，但是，对我来说，却有一个东西不能看透，更准确地说，是不敢看透，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连对孩子的教育都绝望了，放弃了，那么，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想否认，自己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是出于这样的自我心理的危机感，这是一次自觉的“反抗绝望”的挣扎与努力。坦白地说，我是在对大学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感到极度失望以后，到中、小学来寻求我的教育乌托邦的——明知还会遭遇失望，但仍不放弃寻求。

 

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与参与，是有一个过程的。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关注教育理念的问题：在对应试教育的理念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并在这一过程中聚合了一批朋友，编写《新语文读本》等课外读物，以体现我们的教育理想，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一些新的理念与模式，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用我的话来说，这还只是“门外谈”。从去年开始，我又走进了课堂，进行了“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实验：先是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又在北京大学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开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从1999年开始介入到现在，六年的时间我其实就做了这两件事，但却遇到了空前的难以想象的阻力，一次又一次地被驱赶，封杀，冷落，我都挺住了。难以排解的是内心的寂寞与自省。对中、小学教育有了实际接触以后，才知道自己对中、小学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认识不够估计不足的，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其背后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铁的逻辑）对学校的校长、教师，更是对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几乎是无可抗拒的，构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密织的网，我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更随时有变质、变形的危险，陷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尴尬。

 

而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把《新语文读本》的读者定位为“理想教师”与“理想学生”，以满足学生进一步提高语文水平的需求为目标，这固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思想启蒙与开拓语文教育的新思路、新境界的意义，但它的精英教育的印记仍是非常明显的，至少说它是面对少数学生的。当然，在编写过程中，我也明确地提出了“我的一个梦想”，即希望能够为农村的孩子编一本读本，集中编选全世界最好的作家写的最好的作品，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应该有接受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的权利。后来我真的编选了一本《新语文读本》的“农村版”，很用了一番心事，但仍然传不到农村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我的立意太高，多少有些脱离农村教育的实际。

 

于是，我又进一步反省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关注中、小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实际是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这恰恰正是问题所在。刚才许多老师都说新课程标准自己很难适应，其实这是暴露了标准本身的问题：它更适用于城市的重点中学，而没有考虑农村教育的实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城市的教育，关注那里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不应该做“锦上添花”的事，而应该“雪中送炭”，把注意力转移到极需关注、而又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农村教育上去。因此，在今年七月初，结束了在北大附中与北师大实验中学的上课以后，我就把自己对教育的介入转向了农村教育。——这当然也不是突发的转变：去年下半年我参加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举办的“北京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并在大学生中做《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的报告时就已经孕育了这样的重点转移。

 

应该说这样的转移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人在北京，年纪也老了，到农村去都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我决定找几个点，主要工作由年轻人做，我来充当“吹鼓手”。而要当好“吹鼓手”，首先要当“学生”，从了解农村教育的实际开始。因此，在来这里之前，我去了贵州——那是我的根据地，大学毕业以后在那里当了十八年的中专语文教师，这回就是到我当年任教的安顺，参加那里的地方文化研讨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乡村教育，了解了一些情况，思考了一些问题。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在贵州的一个发言的内容。我这次来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组织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也是想以“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所做的乡村教育实验作为一个点。但我主要是来“听”的，而不是来“讲”的。如前面所说，我现在的角色正处在转变过程中：从大学教授转向关注中、小学教育，从关注城市教育转向农村教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实实在在需要重新学习，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实情。

 

我到这里来，与诸位见面，就是一个新的学习，新的思考，新的追寻的开始。——我从北京走到大西北的兰州，实在不容易。这背后有一个漫长的追寻过程，一段复杂的心理历程。

 

二、诸位来到这里也不容易

 

我们这次论坛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感兴趣之处，就是有许多来自第一线的农村教师，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其实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很多人都在谈教育，教育官员谈教育，我们这些学者也在谈教育，真正的教育主体——第一线的老师却很少发言，特别是在座的农村教师们。本来第一线的老师对教育与教育改革是最有发言权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也由于观念的原因，却使得第一线老师无论在关于中小学教育的讨论，还是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教育制度、政策的制订中，都始终是缺席的，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指令行为，这固然是教育本身就是国家行为这一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但它缺少自下而上的民间支撑，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其中之一就是将教师看作是被动的执行者，他们的声音被忽略就是必然的。而我们在这里举行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论坛，就是希望能够发出民间的声音，发出第一线农村教师的声音，以使我们的教育与教育改革能够获得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力，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良性互动与相互制约。

 

这两天和大家有了初步的接触，发现诸位即使在农村教师中也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来到这里，真不容易。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和杨东平教授有共同的感受：听了老师们的发言，我们再说什么，都显得苍白。

 

刚才，听到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李小锋老师的发言，我掉泪了。他所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13、31、103、134、4。13就是我从1992年至今已经当了整整十三年的代课教师；31，就是我今年刚好三十一岁；103，就是我现在的工资每月为103元。134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有134名，4名还考上了大学。4就是我身兼数职：校长，主任，老师，后勤，整个学校就只有我一名教师”。这数字的背后，有农村教育的真实。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在这次论坛的发言中告诉我们，到2004年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60万人，目前甘肃全省有公办小学教师9.7万人，而代课教师则高达4.2万人，这些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农村中小学。这就意味着代课教师事实上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他们的待遇却惊人地低下，而且他们作为教师的权利更是被严重地忽略甚至被剥夺。在这样的难以想象的恶劣境遇下，李小锋这样的代课老师却十数年，数十年地坚守在教育第一线，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为最边远山区培养了人才。这令我们敬佩、感动，更让我们羞愧难言：我们整个社会给他们应有的关注和帮助了吗？

 

我还要向陕西延川县土岗镇小程小学的贺权权老师表示敬意，他跋山涉水来到我们这个讲坛，向我们报告了从事复式教学的农村教师的境况：这又是一个重要而被我们所忽视的教育群体。“西部阳光行动”的尚立富在采访时，甘肃成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告诉他，目前该县有三分之一的小学仍依赖复式教学才能维持。因此，有专家指出，在西北、西南欠发达地区的边远山区，复式教学班所占的比例人仍很高，而且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适应边远地区学生居住分散，办学条件简陋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从事复式教学的教师处于封闭环境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贺老师的发言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我们将如何回应呢？

 

四川仪陇县大罗小学谭秀容老师所报告的农村女教师的情况，更可谓触目惊心。谭老师说，当年从仪陇师范毕业怀揣梦想走进大罗小学的七姐妹，如今只剩下她一人，这怨不得姐妹们，条件实在太苦！但这回她到了兰州，才知道甘肃农村代课女老师的境遇更令人辛酸：她们每月的工资不过140元，最低的只有40元，可就是140元，有位女教师已是三年分文没领，真不知道这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更让人忧虑。王嘉毅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在城市中女教师比例已达70%以上，成了城市教育的一个问题；而农村则相反，女教师的比例仅占42%，在甘肃、西藏、贵州、四川、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据尚立富在宁夏一个乡的调查，女教师仅占25%，而且多在中心小学，16所村小就有13所没有一名女教师。女教师的稀缺不但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也造成了许多新的教育问题：首先影响农村女童教育，在甘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没有女教师，女生不来上学。当然，更根本的还是宗教、传统观念等原因，使得女童的辍学率特别高，谭老师所在的大罗乡，今年升入高中的学生，女生只占九分之一。这就形成了两个怪圈：“女教师少”与“女童就学少”互为影响，以及“女童就学少——母亲素质差——贫困愚昧——多胎生育——女童就学更难”的矛盾：这同时就成了制约农村长远发展的一个因素。看来，关注农村女教师的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

 

我见到甘肃靖远县三滩中学的胡成德老师，特别感到亲切，因为我在这个论坛上是年龄最长的，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教龄；胡老师是到会的农村教师中年龄最大的，已有三十多年教龄。胡老师提供我们的一个数字，也很值得注意：在他所在的乡，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0%，50岁以上的老教师占40%。由此带来的教育改革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领导把这次教改理解为对传统课堂教育的全盘否定，根本不重视、甚至否定老教师所积累的农村教育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对老教师来说，面对变化迅速的新的教育形势，又没有机会得到培训，很难适应新的教育任务，感到无所适从。胡老师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书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在农村教了一辈子的书的老教师，以更多的尊重、理解与更切实的帮助，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认真反思我们当下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呢？

 

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顾沟小学的马树仁老师所提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的现状”问题，是西部农村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让我们忧虑的，不仅是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缺乏，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状况差，更是民族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的问题。

 

非常感谢诸位老师让我们了解了西部农村教育的真实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部教育的“扶贫”的迫切性，国家必须以更大的教育投入来根本解决西部农村教师，特别是他们中的代课教师，女教师，从事复式教学的老师，老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农村办学的基本条件问题，这是首要的，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真倾听李小锋老师代表西部农村老师发出的呼唤：“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的老师与孩子们，也多么希望有设备完善、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教室，使山村教师不再有跋山涉水去上课的艰辛，不再为生活所熬煎，不再有危房上课时的心情，不再出现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我真希望山村教师也能在电脑前享受网络信息沟通带来的欢乐，不再忍受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有无助的孤独和寂寞。当然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听到这样的呼唤，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的。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扣击与拷问。

 

这里我还要特别响应西北师范大学李瑾渝教授的发言，他所提出的农村教师的“义务与权利失衡”问题，在我看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更深层的，更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我们的农村教师实际上是一个“被管理和被使用的对象”。李教授说，当下农村教育管理通常的思维是：对教师必须通过奖惩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会好好干活”；达到上级制定的考核目标是学校管理的最高任务，教师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考核目标，“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好”。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教育行政官员的训话：“饭碗你要想要，那就好好抱住，否则就丢开，滚蛋走人，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还有相应的制度，如“末位淘汰制”、“后果自负制”等等。这都对农村教师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至造成了心理恐惧。尚立富就听到这样的诉苦：“现在的老师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就被下放或辞退了”，“如果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学校和教育局的要求，不但要扣工资，有时候末位淘汰制就把你淘汰了”，“尤其是现在实行聘用制以后，校长的权力更大了，真的是为所欲为，所有的标准和真理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们都喜欢听话的老师，不喜欢有想法的老师。聘用制实行过程中，谁来监管校长的权力？老师有多大的个人发展和生活空间？”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中，就出现了李瑾渝教授所说的农村教师的“四无”状态：或“无助”，想做事而无助；或“无奈”，想做的事没有办法去做；或“无望”，看不到自己的希望何在；或“无为”，无所作为，陷入孤独、孤立的困境。这正是提醒我们，中国农村教师首先面临的是物质贫困，在深层次上，又存在权利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因此，要改变西部农村教育的落后状态，当下首要的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从长远发展看，还需如李瑾渝教授所强调的那样，建立农村教师“赋权”和“增能”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西部农村教育，要有“站在西部农村教师立场上的思维方式”，李瑾渝教授说得非常好：“没有从教师的实在困境当中去理解教师，也不会对教师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帮助。农村教师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中的真实困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有谁能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呢？”——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每一个关心西部农村教育的人，必须时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三、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

 

为什么会把农村教师当作是“被管理和使用的对象”？除了体制的问题，也有观念的误区，因此李瑾渝教授提出“必须重建‘农村教师’概念”，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由此而想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的问题。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农村教育落入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的议论也很多。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此，也会遮蔽一些或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个更内在的表现，是整个教育设计中的“城市取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通过逐层考试，最后成为城里人（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或城市上层社会里的成员（对于城市孩子而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与最终指向的。通俗的说，我们的教育成了“升学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脱离了生活，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因此，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

 

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极少数的农村孩子，承受着远超出城市孩子的负担，以超常的努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上了大学，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这些年，又有些本科或大专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到了农村，却完全不能融入农村社会，如我们在下面还要引述的韩少功先生的文章所说，他们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因为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要脱离土地，他们的父母即使这样也不愿意他们回到土地上来。而农村凋敝的现实也无法吸引他们扎根于土地。

 

而绝大多数高考竞争的失败者，无望通过逐层竞争上爬者，或者提早退出而辍学，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因为无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学校的教育者——校长、老师们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对他们的教育，这样，这些农村的孩子尽管“混”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

 

这样的低质量的教育使得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即使有机会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也会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城市的排斥：生存的艰难、人格的歧视等等原因，这些年许多到城市寻梦的农村青年又回到了农村，这就是“打工者的回归”现象。

 

但这些回乡青年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前所说，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已经失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

 

记得前几年，我在报上读到居住在农村，因而对农村教育有近距离的观察的韩少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次来开会，我又把它翻了出来。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特别触目惊心：“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见韩少功：《山里少年》，原载2003年8月29日《文汇报》）——这真是对我们的脱离农村生活，以逃离农村为指归的教育的最大嘲讽与报应。

 

要知道，我们的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是靠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撑的，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却培养出了这样的“游民”，我们实在是愧对农村的父老乡亲的。——而农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既然教育让孩子成为“无用之人”，那就干脆及早退学回家：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村辍学之风欲禁而不止的深层原因，这是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们的教育发出的警告。

 

我们由此而得出这样的警示：乡村教育必须改变以升学为唯一取向与目标的定位，要面对全体学生，着眼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健全成长，为他们以后多方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守得住”。同时要加强教育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注重对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的培养。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教育应该有三重使命，三个培养目标。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这既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农村青少年的权利。农民的后代完全有权利和城市人的子弟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广阔空间寻求自己的发展，这理应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与社会平等的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是不能轻易全盘否定的。第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建设都需要从农村吸收劳动力，农村自身也有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培养有文化的城市劳动者必然是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三，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地理情况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即使中国城市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仍然会有广大的农村，有为数不少的人口留在农村，于是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的提出。农村教育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建设人才主要还是仰赖本地学校的培养。

 

为适应与落实农村教育的以上三大使命与目标，必须建立农村教育的新的结构。我和社会学家王春光先生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一致认为首先应当在农村发展与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基本的高质量的现代教育，这是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基础。鉴于目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辍学现象，以及办学条件的恶劣，因此，在西部农村真正地，而不只是在统计数字上普及义务教育，并保证教育质量，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做很大的努力，无疑应成为西部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应是国家教育投入的重点。记得我在2000年和《甘肃日报》的记者的谈话中，谈到一个观点，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我说：“发展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以发展大学和作为大学生源的高中普通教育为中心，着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是以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为重点，主要着眼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国家的全局来说。这两种教育是应该兼顾的。但在我看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主要差距是劳动者素质低，这是长期制约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考虑城市孩子要求上大学的社会压力，把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投资，忽略了更广大城乡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一快，就会把本已存在的东、西部教育以及劳动者素质的距离越拉越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不要发展大学与高中教育，而是强调西部地区发展教育的战略选择，应该是重点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适度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西部开发中的教育问题之我见》，收《语文教育门外谈》）——这确实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是不可调以轻心的。

 

应该看到，目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决定了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就要走向社会，因此，在初中阶段，就应该有适当的实用技术教育的内容，以适应以后走向社会的需要。当然，这是有限度的。因此，在初中教育以后，应该同时发展两种教育，一是职业教育，以培养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需要的技术人才，或做基本的技术技能培训；一是高中教育，以为高校输送人才，但同时也应有一定的技术教育的内容。这两类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除国家要有投入外，应向社会开放，更广泛地吸收社会教育资源，特别是职业教育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设想，如果形成这样的结构与布局，农村教育就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发展。

 

四、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特点  

 

这里，还有个问题：如何理解“农村教育”？它有没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在前面提到的2000年和《甘肃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西部地区农村进行素质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我的教学中，有过这样的体会，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孩子拥有更多的想象力与艺术天分，这是由于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多地接触大自然的缘故。如何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独有的自然资源与地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教育新课题。在这方面有许多文章可做”。但我的这一意见，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这样的忽视大概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观念里，乡村教育是绝对落后于城市教育的，这背后有一个“城市——乡村”、“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这样，城市化就是乡村教育的唯一出路，也就是说，乡村教育城市化了，就是教育的现代化。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这样，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及其独有优势，就完全被忽视了。

 

在座的大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你们从小是怎样接受教育的。其实在接受书本的教育以通向一个超越本土的世界之外，还有农村本土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熏陶，比如乡村有许多民间节日，你们西北地区有社火，演戏等等活动，小孩子活跃于其间，在享受童年的欢乐的同时，也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融入生命的教育，影响是更为深远的。老师们不妨从教育的角度去重读鲁迅的《社戏》，还有他的《无常》、《女吊》，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童年时期农村文化，地方、民间文化的教育，对一个人的终生发展，对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的培育的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而这样的地方、民间文化教育、熏陶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城市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两个重点中学上课，讲鲁迅的《无常》、《女吊》，我本以为学生会很喜欢这两篇散文，结果没想到学生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两篇，因为他们毫无这样的童年记忆，他们完全陌生于、甚至抵制这样的地方、民间文化，他们问我：鲁迅为什么对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如此念念不忘？坦白地说，他们把我问呆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我看来，一个人从小就对本民族的地方与民间想象持排斥态度，他的精神发展就是畸形的。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教育与所谓的“唯物主义教育”所结出的恶果。

 

还有大自然的熏陶。“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理想的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都市发展中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人的这样的生存空间的剥夺。这也是现代城市教育的最大缺憾。而在这方面，农村教育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我因此向许多城市里的年轻父母建议，一定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去，不是走马观花的猎奇式的旅游，而是实实在在生活一段时间，和农村的小朋友一起在泥土里打滚，在山野间疯跑，接受乡村野趣与野气的熏陶，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对城市孩子的身心健康，是绝对需要的。“西部阳光”行动的有些大学生从小在城市长大，这次第一次到农村，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的童年缺少了这一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城市里的孩子有很多很多遗憾，他们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在这样整齐的梯田中品尝这美味的烤洋芋，在这空旷的山野中畅快奔跑------”（参看《西部的家园》），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教育提出的一个警示。当然，如果有条件，农村的孩子也应该到城市去看他所不知道的更广大、更丰富的世界：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是应该互补的。

 

乡村生活还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很大影响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全家人在一个庭院里，朝夕共处，邻里间鸡犬相闻，来往密切，这就形成了充满亲情、乡情的精神空间，自有一种口耳相传的、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育方式，这对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鲁迅曾写文章深情回忆：“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语的猜谜语”（《自言自语》）。我想，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这确实是终身难忘的生命记忆。而在都市的公寓式的居住空间，公务员、公司职员的家庭空间被挤压的生活方式里，这样的有利于儿童成长的教育空间、氛围也同样被挤压了。

 

对以上所说，湖南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的刘铁芳教授有一个精辟的概括，我的分析就是受到了他的启示。他说：“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文收《守望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既是乡村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其特殊优势。而在我看来，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乡村教育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就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对城市教育也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我们自己却把它丢失了，这叫做“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当然，也有人批评刘教授“把原有的乡村教育理想化了，是不是在削弱那引导乡村少年走出乡村世界的正规书本教育的重要性”。我想这可能包含了某些误解。农村学校教育显然仍是以正规书本教育为主，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使农村青少年走向超越本土的更广大的世界，接受民族与人类文明结晶的基本途径，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当然，这样的批评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不可将乡村文化、教育“过于理想化”，它也是自有其不足与劣势，需要向城市文化、教育吸取与借鉴。我们一定要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是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其互补性。而其前提，就是要承认：“从人的心灵乃至智慧发展的视觉来看，显然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承认并尊重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各自特点。（以上讨论参见刘铁芳：《就乡村教育问题答晓燕女士》，文收《守望教育》）。而届于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特点的忽视，我们今天在发展农村教育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吸取乡村本土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教育资源，开发农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是完全有必要的。

 

但这样的呼唤却很容易被看作是过于理想化的，因为这样的中国农村的传统教育资源正在日趋萎缩：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地方文化传统（包括民间节日）的失落与变形，农村自然环境的污染，农民工的大量外出造成的农村家庭与农村生活的空洞化，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农村三大社会、文化、生态经济问题，它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与冲击是明显的。但这也反过来证明，恢复与发展农村的内在教育资源的迫切性。

 

这同时提醒我们，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和农村本土文化的重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结合

 

起来，形成良性的相互补充与推动。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乡土文化的研究，整理，重建，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为农村教育提供内发性资源；同时，通过教育使本土文化传统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并唤起保护自然环境与家园的意识，并把这样的意识代代相传下去：这都关系到农村长远的健康发展。

 

这里我要特别谈到“乡土教材”的编写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所提出的农村教育、乡土文化建设与自然保护三者结合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如杨东平教授在这次论坛上所强调的，这也是一个教育的地方化问题。在最近的教育改革中规定了10%的“校本课程”，这就为乡土教材进入课堂，教育的地方化提供了一个空间。如何编写乡土教材，如何开设校本课程，这都是形成农村教育自己的特点的新的教育课题，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再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五）重新认识农村教育在乡村建设和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实际上还内含着一个农村学校在乡村改造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这也是长期被忽略的。我在贵州参加安顺九溪村的文化建设（那一带保存了从明代江南地区传来的独特文化，叫“屯堡文化”）与乡村建设的学术讨论会，谈到了农村学校里的老师在乡村建设中实际上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老师们对此有不满，却不知道如何参与：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深思。记得当年晏阳初、陶行知他们就提出过要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中心的设想，这样一个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与探索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农村学校不仅要把学校自身办好，而且也应该积极参与乡村改造与建设工作，农村教育不应是自我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要发挥学校的外扩性的影响与发射作用。

 

这里或许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乡村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支撑作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乡村教育”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乡村“学校教育”，这是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代乡村社区教育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即所谓“村民教育”。我们说乡村建设与改造，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但农民要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另一就是要使农民接受现代教育，包括公民教育，文化、卫生教育，科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地方文化传统教育，环境保护教育，法律教育等等，成为具有现代意识、觉悟与知识的现代农民，这才有可能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学校应该把国民教育与社区教育统一起来，同时担负起村民教育的任务，通过办夜校等方式，使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成为乡村社会“家园”的象征与载体。而乡村教师也自然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成员，乡村建设与改造的骨干力量。当然，这样的任务仅仅依靠学校教师是完成不了的，需要有乡村政权、乡村教育自治组织与学校的相互配合。这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更需要具体的实验。这里只是提出一个理念与设想，也算是我的农村教育的一个梦想吧。

 

（六）重新规划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

 

 

这同时就提出了一个对乡村教师的培养目标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乡村教师不仅是一个乡村教育人才，而且应该是乡村建设与改造人才。

 

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就曾经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他说：“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话包含了两个意思：乡村建设是一个科学的事业，它需要有专门的人才；而大学教育义不容辞地应担负起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任务，这本身就是大学教育的一场革命。我想，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在当下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不敢有过多的奢望，但是不是可以提出，在地方院校，至少在省、市师范院校的教育中，要以乡村建设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之一。

 

这里，我想介绍我曾经任教过的贵州安顺师范专科学校的“村社挂钩”的经验。他们与前面提到的九溪屯堡保持长期联系，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成立“屯堡文化研究”的课题组，先后做了三年的入村调查，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直接参与九溪的乡村建设，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村精英，联系开发项目------等等，这也就同时充实了他们的调查内容。最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指导下，写成了《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作为“中国百村调查”国家课题的一部分，在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得到了社会学研究界的高度评价。他们又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促进了学校的课程建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一支青年骨干教师，促进了师范教育与乡村文化研究、建设的结合。在我看来，这一“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是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市、省级的大中专学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

 

下面我想更具体地来讨论一下关于西部地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家都已有了共识，就不必多说。我要讨论的是，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培养应该有一个统一规划，建立一个新的结构。

 

我设想，似乎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现有农村教师的培训。在这方面，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这次论坛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做农村教师培训的试验，这里就不再做讨论。

 

这些年关注农村教育的人逐渐增多，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的支农、支教活动，这应该是城市反馈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乡村支教体系，使它更有规模与制度化，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有效沟通。可以把大学生志愿者也纳入这个体系。这应该是乡村教师队伍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不可低估。

 

我想着重讨论的是，如何就地培养能够在农村呆得住、又能胜任农村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在我看来，他们应该是农村教师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与骨干力量。因此，有些有识之士提出“师范教育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灵魂，是改变贫困与落后最有效的途径”，这是抓住了要害的。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不重视，而且有取消师范教育的趋势，这些年师范大学纷纷向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发展，这是很让人忧虑的。这里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即不承认教师是一个专业，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训练，以为只要具有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水平，经过短期的教师培训就可以胜任教师工作。这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造成了教师选用上的唯文凭倾向，出现了非师范生比师范生更容易被选拔为教师的怪事。

 

在师范教育中，这些年出现了取消中等师范教育的趋向，这在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界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尚立富他们到农村调查，许多校长、老师都反映，“中师教育在西部地区是比较适合农村教育需求的，中师生在现在很受基层校长的欢迎”，现在农村教师中的许多骨干教师都是老中师生，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有些老教师因此担心若干年后，就会出现断层，没有完全适合农村学校发展的老师：这并非杞人忧天。一位从师范毕业被保送到北京的研究生说得很好：“中师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特色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长期以来，中师教育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它为广大的农村培养最基层的师资，是培养地方资源最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基于中等师范教育的教育体制，它没有高中的升学压力，也不像专科院校强调‘专’字，由于是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中师教育一直以来都重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体育、舞蹈、音乐、绘画、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普通话、教育学、心理学，样样都有所涉及，这是最适合农村小学教育的需要的，最后受益的是学生”。

 

我自己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在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先是卫生学校，后是师范学校教语文，就是为所在地区的广大农村培养卫生与教育人才，学生的最大特点，一是进校时毕业后去向就很明确，都安心于在农村工作，呆得下来；二是所学与农村所需相符合，专业基本功比较全面、扎实，因此能胜任工作；三是没有多少好高骛远、见异思迁的想法，工作踏实、勤恳，受到基层领导、农民与家长的欢迎。一直到今天，这个地区卫生、教育两个部门的许多基层领导、骨干都是我们当年的学生。应该说，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中等学校教育是成功的，一是目标明确，面向农村，二是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比较切合农村实际，这确实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因此，在我看来，对中等教育，包括中等师范教育的削弱以至取消，是反映了在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上的某些问题的：一心只想所谓“与国际接轨，和世界同步发展”，而忽视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忽视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实际，西部农村教育的实际。现在这样一味强调教师的学历，并有统一的硬性规定，至少是不切合西部农村教育的实际的。有的老师说得好：“在农村教书，文凭是次要的，关键是能力，文凭不能代替能力。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眼光来看农村，不能用城市的标准来要求农村，我们提高文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而不是追求一种形式”。如果我们为追求文凭，而否认在过去曾是，现在以及将来相当一段时间都应是培养农村教师的主要基地的中师教育，那很有可能如一些老师所尖锐指出的，“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因此，我主张农村教师的培养仍应以中等师范（主要培养农村小学教师）与专科师范（主要培养农村初中教师）为主体。而且应对这两类师范教育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全额免费，并包分配，学生则与学校、政府签定合同，保证毕业后到农村任教三至五年。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贫寒子弟的求学问题，更可以吸引一大批农村的优秀青年入学，并能够返回到农村去，使农村学校得到稳定而合格，甚至高质量的老师。这样的培养基地，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职教师的培训体系，城市的支教体系相结合，就可以形成一个培养农村教师队伍的合理格局。

以上所讲，都是这两天听了各位西部农村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以及多年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专家的发言以后的一点心得，也是看了“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所做的西部农村教育调查报告以后的一些体会，也可以说是我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初步思考，所形成的一些理念与建议，可能理想的成分比较多，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