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
派出传教者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

                 （ 2007-02-11 14:00:51 ）
    记者日前走访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发现，在西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流失”。

    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都认为，农村“信仰流失”的出现，是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薄弱、文化精神生活缺乏的表现，并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因此，重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力，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新思路，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邪教埋下“定时炸弹”

    2005年冬天，陕北某县原新闻从业人员李严宁(化名)，以信徒身份从榆林市榆阳区打进反动邪教“实际神”的地下教会内部。他通过实际考察发现，一些像“实际神”这样的邪教组织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存在于政府监管之外，存在于法律约束之外，对群众物质、精神危害很大。

    李严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类邪教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而且正在改写群众的价值观，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给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他向记者揭露了邪教“实际神”在陕北地区的地下活动──

    “实际神”也称“东方闪电”，与“门徒会”等一样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邪教派别。这个邪教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

    该邪教自编教义，并结集为非法出版物出版。在其“教义”中称，“中国人最卑贱”、“中国将逐渐大乱，信‘女神’得拯救”、“中国将分裂”、“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友情、爱情，必须打破家庭”等等，内容非常反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际神”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1998年传到延安、榆林等地，2004年传到内蒙古、山西一带，现正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

    据李严宁介绍，“实际神”自知不容于正常社会，因此其内部组织体系十分严密，反侦察能力很强。在其内部组织体系中，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分号教会，负责人叫“带领”；一个分号教会要求不超过50人，人增多后再分成新的分号教会，比如一号教会、二号教会、三号教会等，依此类推。

    “实际神”完全是地下邪教的运行模式。其传教如同传销一样，采用“人际关系网络滚动法”，单线联系。只管入教，不准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如“小白兔”、“阿狗”等，每个教友只知道自己分号教会的几个人，教友聚会一般不超过7人；新加入者叫“新人”；被公安部门或政府部门发现叫“出环境”，被发现者要么不说，要么胡说；传教者一般不准带任何通讯工具，联系时，多变换用当地的话吧电话，有人接送和负责接待吃住，还给零花钱等。

    此外，“实际神”邪教内部对资金控制严密。分号教会所用经费不能超千元，区教会不能超2万元，多余收入均要秘密上缴；信徒必须尽“本分”，所有信徒财产归“神家”；传教者与普通信徒同吃同住等等。

    “实际神”邪教对群众危害很大。它的信徒都信灾难将要降临，整天神经质，整天检查自己的“悖逆”，加上有病不医治的人比比皆是，导致许多信徒身体素质下降。

    同时，一旦信徒出现思想不坚定或有退却行为时，他们就安排专人千方百计进行跟踪教育，力争“一个都不能少”。在不同的邪教组织之间，比如“门徒会”与“实际神”、“观音法门”等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在邪教组织与宗教之间也争夺信徒，他们称此为“狼”抢“羊”，之间经常发生吊打、浇热水等伤害事件。

    宁夏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综合起来看，农村至少有四股势力在危害社会稳定，一是地下宗教和邪教势力；二是民间迷信；三是民族分裂势力；四是敌对势力。这些力量虽然整体上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如果任其泛滥，不积极寻求有效对策，后果将十分严重。

■西部部分农村“信教热”的影响

    邪教对西部农民危害最大。而其扩散背景，则是西部农村“信教热”。记者发现，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胡统金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市106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120人，约有20万信教群众。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农村建庙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

    对此，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部分基层干部直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县、乡、村三级信息不灵，对宗教家底不清，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严重存在无部门管、无人管、不会管、不敢管的问题。

■地下宗教向农村转移

    农村近年来寺庙“兴建热”的背后，是部分农民对各类宗教活动的追捧和信任。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农民现有文化活动主要是喝酒、打牌、看电视。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经费更加捉襟见肘，这使得本就被忽视的农村文化建设更加被边缘化。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地下宗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地下宗教、邪教力量的活动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

    陕西延安、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四地公安部门介绍，“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派出传教者在农村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有关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实际上，近年来在陕甘宁一些农村地区，宗教场所滥修乱建现象愈演愈烈。

    一些参与管理、监控、打击地下宗教、邪教活动的干部们不无忧虑地说，这些力量采取从农村突破，不断“圈地”做大，然后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策略，令人警惕。因此，将防范和控制邪教的工作重心尽快下移到基层已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起有效遏制“有神论”作大成势的体系和具体措施。

■农村建设软肋助长“信仰流失”

    一方面地下宗教、邪教和民间迷信在中西部农村扩散，另一方面这个情况未引起干部群众的足够重视。记者走访的众多业内研究者和干部群众认为，地下宗教、邪教的传播，反映了部分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文化精神生活匮乏、干部认识不清晰的工作软肋，助长了“信仰流失”现象，需要加以正视。

    延安市社会文化局副局长赵吴宁从事基层文化工作20多年，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村文化阵地要么没有，要么建成了变空壳，送图书放着落灰尘，送电影、戏剧下乡也只是老弱病残者来看看”。

    他反思农村近年来的“信教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党组书记宋洪武说，近年来地下宗教和邪教力量利用了干部腐败、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等社会问题，大肆发展信徒，扩张势力。这说明一些党外的人才没有团结在我们周围，而是被别人利用，这跟过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现在不仅老百姓，包括不少基层干部都难以分清宗教的正与邪，合法与非法。老百姓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地下宗教、邪教抬头的现象，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干部均认为，应借新农村建设之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下大力气关注、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地下宗教、邪教、民间迷信等在农村抬头，反映出了基层组织薄弱的“老问题”。一些群众把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看成是“共产党带来的”，加上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影响到了群众对党的信任，相当一部分农民转而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出路和新寄托。

    岳东峰说，基层组织近年来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工作有失误。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的头脑方面，措施还不够实、不够深、不够透，离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较远，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还没有深入到基层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中去。二是新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被百姓熟知和接受。

    (记者谭飞、陈晓虎、刘书云)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