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郑玄注：“古云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孔颖达疏：“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塾”是 西周设置于地方的基层民众教化施行单位，有牧养教育的作用。西周时学在官不在民；春秋时则学问下移，教和学可以相长，私人办学兴起；

汉代盛行有学馆、精舍、家学等，学派相传；隋唐以后，讲教形式及名目日趋繁多，中有“村塾”、“义学”等；至宋代出现族塾义学的兴起，规模不等，盛于民间。义塾，就其形制的稳定、教育教化对象的专注（本族或乡里子弟）和基层影响的卓著来讲，应该是始于宋代。其中，以名相范仲淹在苏州天平山兴办的“范氏义塾”为著，它由宋至元、至明、至清宣统，前后历八百余年；另，有宋学者石渥、石待旦在新昌创建石溪义塾，延请程明道掌管塾事，等等。在元代有横溪义塾、吴氏义塾、鹤陵义塾、茜冈义塾、东阳义塾、安田里塾、遗安义学、龙渊义塾、中山书塾、篁村义塾、儒林义塾等等。又，在清代仅杭州府治所在地就有宗文义塾、普济堂义塾、元善义塾、蒙泉义塾、正蒙义塾、辅仁义塾等等。以历朝历代而言，自宋以后，义塾总量数多至难以计算。

义塾的作用，在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伦理生活的教化，不只童蒙启迪，而且规正人心，并且由于它是在最底层的生活形态展开，与家规族训、村民乡约、地方风气有一种较紧密的结合和互相的生成过程，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建构。义塾，代表着文化的“土壤形态”和学问的“原生形态”，它是最富有朝气、生机和活力的一线教育，对于一个真正有志于学问之道的学人来讲，它是最有价值、也是最令人向往的生命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