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庆先生商榷

十一期间，我随一耽学堂几位同仁去贵州修文县向当代大儒蒋庆先生求学问道。素闻蒋先生大名，一见之下，果然一派儒者风范，令人油然生敬。

蒋先生治公羊学，继承今文经学的学统，提倡政治儒学。蒋先生的大作《公羊学引论》我已经拜读过了，新出版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不过听蒋先生讲学数日，其主要思想也大致明白了：蒋先生的核心思想可以用“王道政治”这四个字来概括。说心里话，虽然我对蒋先生的学问、人格、风范景仰万分，但对于王道政治还是有些保留意见。当时我就向蒋先生提过不少问题，蒋先生也回答了，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

下面谈谈我对王道政治的一点看法。

王道政治实际上就是贤人政治，认为应该由圣贤来指导政治，由此社会、文明才会不断进步。可以说，贤人政治其本质就是“以德治国”。

“贤”这个字在我们的文化中往往兼有两重含义，一是道德的高尚，二是才干的卓越，简而言之就是“德才兼备”。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崇尚的从来就是贤人政治。以最有影响的儒法两家为例，他们的理想的政治都不过是选贤任能，只是儒家强调选贤任能时主要应该应用道德标准，而法家则认为应该应用事功标准；换句话说，儒家更强调“贤”中的道德含义，而法家更强调“贤”中的才干含义。

大体而言，儒家的政治逻辑就是，治国最重要的就是用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只要为政者兴礼乐、行仁政，则自然天下大治。比如，大禹治水，这应该是一件带有技术性的事情，仅凭道德高尚是做不成的，然而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孔子盛赞的是禹的德行而非他的才能，似乎禹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道德高尚。

儒家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儒家学者往往认为，普通民众在道德上和智识上是不完善的，有待圣人来教化，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因为民众是愚昧的，所以应该由圣贤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来引领他们向前走。而民主制度在决策时却简单地按人数多寡决定，其结果必然是不理想的——一千个无知加起来还是无知，一千个零加起来也比一小。

这种圣贤治国论从来就不缺乏鼓吹者，因为这种理论道出了部分事实：大多数民众在道德上和智识上的确不够完善。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民主制度是不可取的。现代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并非直接民主。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民众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民众并不直接参与政务的决定。民众就像食客，政治家就像厨师；虽然食客自己不会做菜，但别人做的菜好不好吃还是能分辨出来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许我不懂该怎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但这些年我的钱包是鼓了还是瘪了我总是明白的。厨师干得还不错就让他留下，干得不行就让他滚蛋——这就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逻辑。在这种制度下，厨师就必须以尊重食客的意思，必须迎合食客的口味。

那么，如果食客的口味本身就有问题该怎么办？比如，假如食客都喜欢吃某种食物，而实际上这种食物对人体健康有害，那该怎么办？这大约是民主制度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现代民主所能做的只能是提供一个宪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样，社会中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可以起来呼吁、警醒世人，从而逐渐改变民众的看法。除此以外，我们还能设计出什么样的制度，使政治家既能以民众利益为重，又能不媚众呢？要知道，最高的权力原则只能有一个。当政治家和民众意见一致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二者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应该把最终决定权给谁呢？一旦给了民众，我们就无法防止政治家的媚众；一旦给了政治家，那通往暴政的大门就由此打开了。这世界上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自然，假如孔子一样的圣人做了政治家，把最终决定权给这样的圣人，这时即便圣人出于长远考虑做出了暂时违背民众意愿的事，那也不能叫做暴政，但问题是，我们去哪儿寻找这样的圣人呢？我们能否设计出一套制度保证我们找到的人都是圣人呢？而且人是会变的，今天的圣人完全有可能沦为明天的恶魔。那些得到民众拥护、圣徒一般被人民推上台最后却反过来屠杀人民的政客我们还见得少吗？即便我们找到了圣人，我们有什么制度来保证他不会堕为恶魔呢？

血淋淋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圣贤身上是靠不住的。圣贤也是人，人都有缺陷。即便圣贤们品德高尚，也不能排除他有把某些狭隘的东西当成普遍性的东西的可能，由此，他的良心就只是形式的良心；即便他内心充满正义感，他的行为也还是暴政。一旦某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大家的命运，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排除产生暴政的危险。

我从来不认为民主制度是没有缺陷的，但是除了民主，我还能选择什么呢？毕竟，正如邱吉尔所言，民主制度是相比较而言不那么坏的制度。我们找不到最理想的制度，那就选择最不坏的制度吧。虽然民众的确需要教导，但是教导民众的使命应该由大学和教会来承担，而决不能由政府来承担。一个以教导者自居的政府差不多都是邪恶的渊薮。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实现过；两千多年啊，难道历史的偶然会持续两千多年么？

对于现今的中国而言，我们的民众最缺乏的不是道德观念而是权利观念；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教人学会做人，其次才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权利基础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不讲权利的道德只能是奴隶道德。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权利本身就是道德，保护自己的权利有时也是道德——革命不就是民众起来保护自己基本的生命权利的一种极端形式么？

说实话，儒家的王道理想只是传统社会中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期望而已。在现代社会，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也想象不出可以替代民主制度的更好的制度安排。我对政治儒学的前景并不看好；儒学的发展恐怕还得依赖心性一脉。

虽然我对蒋先生的意见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但蒋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学的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现在反思一下政治儒学，再反观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也许可以得到不少启迪。

 

 

                                                                                      陈玉明

                                                                            2003年10月25日于北大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