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民族也因其文化血脉绵延不绝而获得了鼎革日新的无尽生机。
不言而喻，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一则在于它的因时日新，一则在于它有宏博精深的本源动力和普世智慧，且前者的又依存于后者之中。因此，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根本在于，通过教育的方式，让这种本源动力和普世智慧瓜瓞绵延，生生不息。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官办教育体系（“庠”、“序”、“校”等）。但是这时，思想、文化传而不播，教育资源被掌握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并被垄断和世袭。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争霸，天下板荡。拥有文化，却不能庇荫于周天子的“王官”、士大夫等知识阶层，或为生计，或为理想，奔走四方，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文化教育资源则随着士人的流动而流动。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杏坛设教，“有教无类”，正式面向社会大众层面讲授学问，传播思想，开启了中国文化、思想、教育体系构建与传承的一个重要传统：私人讲学。
自孔子以降，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私学便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考察中国思想史的进程，我们会发现，私学无疑是培养大家、孕育思想、传播文化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正是私人讲学大兴的结果；汉代经师讲学风盛，以古文经为主的私学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太学；隋唐之际，官学、私学俱兴，隋朝王通私人讲学，为唐王朝培养了不少开国才杰；许多身在官场的文人往往又是私学的先生。
及至宋代，私学的发展随着书院的兴起进入了鼎盛时期。
书院这种教育模式肇源于唐代，原是以藏书为主的民间文化机构，但到了宋代，它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理学昌盛，大师云集，学派纷呈，思潮并起，诸如濂学、洛学、关学、临川学、考亭学、湖湘学、永康学、永嘉学、蜀学、象山学、金华学等，皆以书院为基地，探究学问，讲学传道，接续学统，一时私学隆兴，文化灿烂，盛极古今。
宋代书院盛行的由“会讲”发展而成的“讲会”制度，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其中如著名的“鹅湖之会”、“朱张会讲”等，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代，书院发展十分曲折。因教育资源早已流向社会大众层面，私学的兴隆已是大势所趋，而官府出于专权统治的需要，垄断教育，屡次打击、禁毁私学书院。在这种长期、反复的博弈中，许多书院渐渐带上了官学性质。
明朝中叶，心学大师王阳明等硕士通儒，以“活泼泼”的学问，设院讲学，传续道统，私学因之得到相当程度的保持和发展。
到了清朝，因统治者崇尚理学，支持书院建设，书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在文字狱的高压下，私人讲学却几乎丧失了它的生存空间。清末民初，随着西学的侵入，废书院，兴学校，西方教育制度被引进中国，这期间，虽有梁漱溟、马一浮诸先生为复兴书院、继往开来而作过努力，但作为承续士人精神、引导社会思想的私学毕竟已经一蹶不振，气运中衰。
二
追溯中国私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私学为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延续，为社会教育的丰富和落实，都作出过巨大贡献，而私学这种教育模式所具有的独立性、灵活性、开放性和研究性等特点，在教育亟待改革的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当今的学校教育模式，是从西方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化运动和行业协会发展起来的。它本身乃是一个知识甚或技术传播系统，是可以快速、批量制造“产品”的教育机器，在这里看到的根本是工具理性而不是精神之火，进行的是知识交易而不是智慧传承。朱熹在千年以前斥责官学教育让“师生相见，漠然如行略之人”的状况，今天依然严重。时下关于“大学精神”、“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讨论，更为我们面临的社会文化教育危机作了最好的注脚。
我们须知，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的人，教育面对的是人的整体而不是局部。教育所应当和所能够承当的，远远不止于、也不可能止于知识传输的职能，教育机构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也决非是一个交易的场所——它是进行文化积累、建设和传播的社会平台，它的功能和意义指向，不是静态的，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局限于本机构内的。所以，要解决文化的问题，教育是文化落实的起手处；而要解决教育的问题，则教育体制外的文化需求及空间是教育改革的保障。
当今时代，政治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和精神需求日渐突出。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渐成型，人们表达自己声音的要求和渠道将越来越多，在这一方面，发生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思想参照系。
民主与科学是二十世纪的人类文化主题，它在新的时期必然会有新的对应和表现方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一阳来复”，正面临着“重新”的生长，传承、过渡、发展、创新的时代趋势所表达的是本土与实证的方法，大众与民间的立场，返本开新，承续慧命，其实质在私人讲学观念的复兴。
三
学堂以公益的形式发动青年来开创一股社会新风，从而带动社会各界的反思、参与，这是整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准备。文化的命脉是绵长的，是需要扶植的，当我们面对先辈用千万年时光和心血积淀与传承过来的精神和智慧时，我们选择担当；当我们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大众，把短暂的生命融进历史，当我们以驽马、跬步而致于十驾、千里时，我们做的是泥土下面的泥土，砂石下面的砂石；而当它落实于我们此刻，则是现在时的，进行时的，是一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虽则我们为之进行的探索，思考和实践，是在回归中开新，是从形式去接近内容。
2003年10月上旬，学堂总干事逄飞率领“一耽学堂游学团”一行共九人，自费前往贵州省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学和讲学活动。这期间，“游学团”先后与贵州修文县龙场镇阳明精舍、关岭县民族中学、关岭一中、贵州大学等单位进行了文化传习方面的互动。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尝试从形式上去体会文化血脉传承的进行方式，希望能为我们一切从事文化建设大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寻找一条接通古圣先贤与社会大众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