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儒

2006.11.17

 

一、家庭出身

我叫张永儒，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家贫穷我的父亲祖父都没上过学，所以全家人都只靠家中仅有的几亩山地薄田来维持那糠菜半年粮也不足的生活。老人们为了多收几粒粮食，每日起早贪黑就在这几亩黄土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瓣”的辛勤耕耘。我的祖母就因为没饭吃被饿死；我父亲也因劳累过度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弟弟参加抗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打瞎双眼；我大叔参加八路军在参加歼灭日寇阿部规秀中将所部的黄土岭战斗中牺牲；我三叔被日本飞机炸死。

我年到八岁，父母亲把扭转家庭因祖辈无人读书始终处于贫困处境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老人们宁愿自己忍饥受饿也要决心供我去读书。我入学之后，老师也深知我家的处境和老人们的心愿，就给我取了个学名叫张永儒。儒者，读书人，是要我很好地读书成为一个有学问、尤其要懂得孔孟所教仁、义、道、德、忠、孝、悌、礼的人。可惜我当时对我长辈和老师的苦心并未十分重视，由于当时老师在施教中对学生的那种极端严厉的教学方式给我心灵中造成严重的压力，所以我非常不愿去学习。但又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就这样硬着头皮勉强上了四年学。可后来才觉悟到这四年学对我一生的命运起的作用是多么重大！我读到四年时，家中又增加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家中生活更加艰难了。父母只好叫我辍学。帮老人下地种田。可是靠天收成的那几亩薄田产量没法提高。父母无奈就把我送到保定，托人介绍到一家印刷作坊里当学徒（童工），这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二 童工生活

我十三岁到保定西街青林阁印刷厂（作坊）学徒。作坊老板是蒲振声、蒲振华兄弟俩，他们祖籍是河北省新城县方家务（村）人。这老板对待工人非常残暴。我去后就把我当牛马使用。他规定早晨不能等其他人起床我必须先起床。起床后先把他们的尿壶倒掉、洗净，然后打扫工作间，完后去厨房生火作饭。我在家都是吃现成的，那里会做饭？开始由师兄带我，几日后做饭的重任，一日三餐就都落在我的身上。每天吃的基本上是小米、玉米混合的杂合面、窝窝头和稀饭。当我把饭做好后先要给老板盛上，最后我才能去吃并要求我一定要比大家先吃完。饭后把锅碗洗净后就马上到工作间去印刷。每天工作都不低于16小时，如遇活儿多忙、时就要48小时不停地连轴转。下面我介绍点劳累的实例：

1、饭做的不好必受打骂：大概我去后半年左右，不知怎么那天老板发起慈悲，要叫大家吃顿大米饭。我长这么大不要说做大米饭，别人怎么把大米做熟的我连见也没见过。我又不敢说我不会做。只好盲目下手。当我把水烧开后，把水倒入锅中，努力拉风匣催火，我见水一翻滚就立刻把铲子伸进锅中进行翻动，谁知这样一翻就糟了，米在锅中软一层脱落一层，不一会儿米还未熟就成了一锅粥。我取几粒米一尝，米中心还是硬的，可这时锅中的糊味已冲满房间，我马上停火……开饭时间到了，大家都来吃饭，可怜米一进口就有人喊起来。这饭是怎么做的呀！叫人怎么吃？！这时老板的眼珠子瞪得比牛眼还大，他把碗在桌上一摔，站起来不由分说、口中骂道：你他妈的这个笨蛋！我叫大家吃顿米饭，你就给我做成这样！同时举起手向我头上打来、顿时我眼冒金花、一阵晕眩几乎倒地。我不敢哭只能忍气吞声暗自落泪。心中在想，这要叫我奶奶和妈妈知道了她们不知要多么难过啊！

 

二 工作太累，睏死人

因为每天超时劳动，莫说一个孩童，任何人也受不了，牛马还需卧地打个盹呢！正因此我立着工作时就睏得睡着了，被老板发现，他不吭声，走到我的背后，伸出他那无情的巨掌，向我脑后打来，我的头猛向前一栽被撞在架子上，上嘴唇被撞开一个洞，血流满地。我只好捡起一块破纸堵在破洞上，眼泪和血混在一起。至今我上嘴唇还留着这苦难的伤疤。

有时，我睏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假装去厕所解大便。每当我蹲在便坑上就睡着了。这次可能是我在便坑上蹲的时间稍长了点儿，老板见我不回去，就出来找我。当他发现我是蹲在便坑上睡觉，他先是狼一样大嚎一声，把我惊醒。我赶忙起身提裤，这时他那狠心的手已打在了我的头上。……

睡觉时我从工作案上摔在地上竟无摔醒。一个人睏到极点是什么滋味？我睡的床铺就是我白天的工作台。每次只要躺下用不了三分钟，保证睡熟。工作案的木缝里常有数不清的臭虫，只要我躺下，那成百上千的臭虫马上就迅速爬到我身上开吃。尽管这样，我也不会被咬醒。我的被里面到处是血，就是它们吃饱后被我翻身压烂的。有次，我一翻身，连被和我一下子从案子上掉在了地上，可竟没被摔醒。天将亮，老板喊叫起床，我才知道我还睡在地上呢！……

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不容易三年期满出徒了。卢沟桥上炮声隆，可恶的日本鬼子来了。老板辞我让我回家。三年中除了每天吃他三顿杂合面窝窝头外，其他衣服、被子等用品都是我父母给的。到底三年我给老板创下了多少财富，只有天知道。我临走时蒲振声给了我一元五角钱的河北省纸币，就算我三年的工资，实际上连回家路费也不够，这一元五角钱在当时只能买15斤玉米面。

一九六八年，我带儿子回家探亲，带他到了我学徒的住址，向他们介绍了我当年在那里所受的苦难。相信他们不会忘记的。

 

三  为了生活，出卖苦力

我从保定回到家中，日寇侵占了华北，家中生活更难度日。只好又辞别父老外出自己挣口饭吃。首先我到了保定南关火车站，托人介绍当了工人，出卖苦力。工作是从火车上向下卸煤，然后再把煤用筐抬到百米以外的煤堆上。我和工友们就这样的倒煤。二百多斤重的煤筐两个人抬着走上十几米高的煤堆。上去时要经过三道（块）木跳板，每块七八米长，第一块的一头搭在一个高木蹬上，第二块再搭在比第一块高几尺的木蹬上，第三块再从第二个木蹬上搭上煤堆顶上，工人就沿着木板向上抬。每天要抬多少筐难以计算，每天的工资只能买几个杂合面窝窝头，没有菜吃。我只能每星期买半斤辣椒酱，装在酱篓里用筷子蘸着当菜吃。因为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煤炭环境中，爆起的煤灰时刻都包围着我们，吸入鼻孔里、肺里。每当有痰吐出时就是一个湿煤球，全身除眼的白眼珠是白色外全身就像一个煤做的人。

为了吃饱饭，白日工作后到了晚上还要约几个工友到下闸河边去找活干。大部分是从船上向岸上卸煤等物资，每卸一船货每人又可分得几分钱，用来补充白日的不足。

数月之后我又和工友们到北京门头沟城子矿，这里和保定的工作相反，是由工人们一筐一筐地把煤从地上抬上火车装入车皮，抬的方法也是经过三级跳板。一个火车皮要装二、三十吨煤，需要我们抬多少筐才能把车皮装满啊！

就这样，因成年累月地负重劳动，我的右肩膀已经被压的严重变形，只要脱下上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右肩比左肩要低一两寸。这就是我一生苦难留下的铁证一部分。

 

四 革命生涯：

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走向革命路。

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务营当战士

1941年春到抗大二分校第三期学习

1941年秋—1944年在一分区一团（狼牙山五壮士团）当班长

1945年到延安延属分区教导第二旅警卫营任文书（参加南泥湾大生产）

1946年延属分区教导二旅警卫营任书记

1947—1949年西北第一野战军16师任参谋

1950—1953年北京军委装甲兵干部部任秘书、秘书科长

1955—1958年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学习（本科）

1959—1964年军委装甲兵第二坦校任副大队长，处长及战术教研室主任

1964—1979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航空部）第六研究所、室里任书记

1979年  离休至今

1940年至1949年是在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艰苦生活中度过的，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百团大战及数次抗击日寇的扫荡，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荔北、宜川瓦子街、西府、解放西安、解放兰州等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有记载的就八十三次之多，仅1948年在陕西梁周村歼灭胡宗南36师的一次战斗中，我独身一人击伤、击毙和生俘敌人40余人及战马六匹。我作为一个国家军人，我忠实地尽了我应尽的义务，我全家人为中国人民解放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在战斗中，我模范地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在1948年3月初在陕西宜川瓦子街歼灭胡宗南49军的战斗中，我从瓦子街北山下来时，在半山上的一个战壕中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卷缩在里面，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我负伤了。”我一听他口音是河北人，我要不救他，他在雪地高山上非死不可。我主动提出：“我把你背下山去。” 我一边背他走一边说话问他问他为什么当国民党兵和我们作战。他说：“我本来在在保定育德中学上学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我告诉他，我也是保定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从半山上把他背到山下，放在瓦子街一户老乡家中。把我身上的四万元金圆券给了他，并嘱咐他说：“你在这里等着，不会儿会有我军打扫战场的人来，你就告诉他们：“我是国民党的伤兵，是你们一位解放军军官把我从山上背到这里来的，这位军官叫我跟你们走，等我伤好了后我也参加解放军去打蒋介石。” 由此这个伤兵见我很慈善，他落着泪告诉了我以下情况：他说“我名叫唐化业，家在河北省沙河县东大店村。今天你救了我，如果我能活着，我决不会忘记你的恩德，一定想法报你救我之恩。

可是为这事我发信给沙河县县委办公室，请他们帮助把信转东大店党支部，但至今也未见回音，原因不详。

 

本文3600字

录入：王军丽（北京大学）、王雷生（地质大学）

2006年11月25日

校对 唐鼎峰，200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