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年老蠹鱼，
自幼不懂读古书。
岁暮方知经籍好，
开口羞唱人之初。
这是韩海燕的一首自嘲诗。韩海燕是陕西佳县文化馆的一名退休干部。2001年12月，老韩在佳县山城办起了一个“燕翼堂义塾”，先后已有二百多名儿童利用寒暑假、双休日，在他的义塾接受过国学经典教育。目前他的许多学生可以将《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经学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有的还能把《诗经》、《易经》也来上几段。这是老韩及其家人用将近六年时间辛苦培育的文化新秀，听着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令人无不为之感动。
但开风气不为利
“我搞了一辈子文化工作，到头来却是空空如也，说到底还是个文化的侏儒。”这是韩海燕经常说的一句话。儿女们上学的时候，老韩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儿女学习上的事情，到了孙辈上学的时候，退休的老韩发现学校给孩子们教的都是“小花、小草，小猫、小狗”之类的东西，老韩的心里很沉重，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的书也就是“大羊大，小羊小，跳的跳，跑的跑。”他想，我是文化的侏儒，我的父辈大都也是文化的侏儒，我的儿孙到现在依然读这些没有文化内涵的书，这样的启蒙教育荒疏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童年时光，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侏儒。孩子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学，到头来依然逃不脱文化侏儒的命运。
面对浅而又浅的启蒙教材，面对正待成长的孙子外孙，老韩困惑了。想给自己的孙辈找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书来读，可找不到切入点，追溯不到源头上，而且儿女媳妇都不同意。
2001年中秋节刚过，韩海燕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天津师范大学研究语言学的刑向东教授（现已调往陕西师范大学）。这是一位陕西籍的年轻学者，此行的目的是向韩海燕请教佳县方言的。两人一见如故，邢决定留下来和老韩深谈。他俩整整交流了一个星期，经文史哲，天文地理，民俗方言无所不包。谈到深处，老韩向刑教授请教：“你是高等学府的博士生导师，又是搞教育和语言学研究的，你平常怎么教育你的孩子？你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开设国学课程？为啥不给学生传授我们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老先人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在我们手上丢失掉？刑教授说，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天津有的小学就已经给孩子们教国学经典了，他的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读了。刑教授还告诉他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国学的情况。回到天津后，刑教授立即把教材复印了一套寄给了老韩，老韩如获至宝，当即跑到街上复印了四套，然后召开了家庭会议。儿女们在老韩的说服下，终于同意给孩子们教了，没想到，效果非常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就背会了《大学》全篇、《道德经》前二十章、《中庸》的部分章节。而且认识了很多字，全部是在诵读的过程中无意记住的，根本就没有刻意去教。
想到了更多的孩子，老韩四处打听教材，几经辗转，买回了三百套教材，逢人便送，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许多家庭拿了书却没能真正开展这种教育。于是，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国学班。
最初义教的地方是自己家临街二楼的房子，原是个台球厅，台球案没有拆，权当桌子使，周围摆放一圈凳子，墙壁上由大儿子用隶书、行书写了几个条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还有从《大学》、《中庸》以及《孟子》上选的句子。
2001年12月8日上午9时，老韩在经典书院（义塾最初名，以导读、传习经典之由）做了开班首场讲演，当时出席的有李爱珍县长（原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康文发常委、张生寿主任，以及部分学生家长。其中还有老韩小学时的老师任勤先生、柴汝范居士等三十多人。会上，老韩作了题为“儿童读经，当务之急”的演讲。
老韩说：“我为什么要义务办这个书院呢？而且要儿童从小开始读呢？这是有原因的，我这些年来，读了一些书，越读越觉得自己不行。以前我还喜欢写点文章，也零零碎碎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之类的东西，因此而受到社会一些人士的赞叹，自己有时也就以一个文化人士自居。可是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后，读了《老子》之后，读了《周易》等书之后，我不敢写了，常常自己责问自己：你知道什么？竟然敢写文章！你写的文章有人看吗？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确实是把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丢掉了……”
开班第一天，来了十三个学生。老韩早早地就生起了火炉，等待孩子们的到来。孩子人来了之后，老韩给每人发了一套教材，便开始授课。首先教的是《大学》，孩子们劲头十足，一个半小时就背会第一节。老韩期待着，明天来的会更多一些。
道路曲折，心如磐石
这样的模式，影响面太小了，老韩的愿望是应该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茁壮。于是他背起教材，四处宣传，奔走相告，走访了多所小学、幼儿园，游说了多位领导、家长。
然而韩海燕的做法并不被多数人理解。有人甚至说，老韩有了“神经病”，“老糊涂”了，拿孔老二那一套毒害少年儿童。原来，人们还都被笼罩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烟尘里，没有出来。这个“经典书院”，当地百姓都以为给孩子们教的是白云观道士们念的经，来着来着没人来了。后来改成“葭州国学书院”，可又有人说他搞“复古”，倡导“封建四旧”，还是办不红火。
冒着严寒酷暑也好，顶着反对打击也罢，老韩始终坚持自己所走的道路，丝毫不动摇。因为一幕幕的往事搁在心里，使他沉重，使他痛惜，使他喘不过气来。
下面剪辑几组镜头：
镜头一：2005年5月的一天，韩海燕在太原市参加由陶行知研究会组织的教育研讨会，会议大厅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很多人都在看，没有人说话，突然有人说：搞计划生育的。此话落地好一会儿也没有人说话，此时，老韩实在忍不住了，说，那是《礼运篇》里孔子的一句话。事后，老韩说，参加那次会的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文化侏儒何其多啊！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失落到如此地步，还不应引起国人的重视吗？
镜头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到书院读《老子》，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发现了，他拿起书翻了翻，对孩子的母亲说：“这么深的书，连我也读不懂，你这不是在摧残孩子吗？”于是那个小女孩就再也没有来书院，老韩找上门问明了原因，那位母亲就说了那位语文教师的话，事后，有人告诉老韩，那位老师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天哪，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文科本科毕业生。我们能怪那些读不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人吗？我们能笑那位读不懂《老子》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吗？不能啊！因为，学校没有给他们教这些东西啊！
镜头三：老韩说他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读课文，他听着听着，好象是自己写的，找来一看，果然是。那个时候他以《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的儿子的名义写了一篇《世世代代高唱东方红》，发表在《陕西文艺》上，他惊奇那些编语文教材的人，怎么就把他写的文章也编了进去呢？那时，他才刚学着写文章啊！居然一字不错地选在语文教材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启蒙教材。
这样一代一代贻误下去，岂不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部丢光了？每每想到这些，老韩的的信念就更加坚定了。
韩海燕也不是听不到反对他的声音，可他一笑了之，他被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着，他套用孔子的话说：“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对记者说：“我是个半桶子文化人，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把老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传统文化的薪火就会熄灭，那将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
佳县城关小学已退休的校长崔晨光的孙女卉卉，是老韩的孙女韩萱的同学，她听韩萱说她们家里办起了书院，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崔晨光。崔校长堪称佳县的教育专家，一听这事，非常高兴，带着他的孙女卉卉，六年如一日，坚持来书院接受国学教育。卉卉和韩萱今年已经上初中了，她们不光国学学的好，在学校里的各门功课也都名列前茅。老韩说：“经典教育不但不影响学校里的课程和学习，而且有促进，国学教育有利于孩子们的人文修养，道德观念的建立，有利于记忆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有人对老崔说：“你当了几十年校长，你怎么就跟上韩海燕瞎跑？”老崔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老韩没有错，他觉悟得比我们早，我当了几十年小学校长，我知道中国教育病根就害在丢掉了传统文化。我的孙子在书院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一位年逾花甲、满头白发的老人，穿梭在城街巷陌，不管春夏秋冬，为的是老先人留下的文脉不被截断，为的是现当代断层的文化工程重整。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2004年12月4日，韩院长在自家新修的教室（专为义务导读优秀传统文化）里，做了三十套桌椅，宣告“葭州国学书院”成立（是为燕翼堂义塾的前身），举行了“儿童家庭文化教育经验交流座谈会”，邀请张明贵道长、张生寿主任、乔存利经理、马培存局长等做了精彩讲话，最后由白春阳常委作了总结性讲话。自此，书院的学生陆陆续续增加着，老韩终于看到了希望。
2006年5月，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教育、语言文化政策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隆重召开，韩海燕应邀参加。参加那次会议者多为全国著名高校的教育专家、学者。韩海燕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员的浓厚兴趣。会毕，博客网专栏副主编陈敬宏找到他，邀请他做他们的博客。之前老韩还不知道博客是个啥东西，当他回到榆林，他的发言就登在了博客网上。
2006年9月26日，陕西省副省长罗振江参加在佳县举行的“2006榆林旅游文化艺术节”之“和谐和与发展——白云山论道”活动时，来到白云山论道亭。33名童子为罗副省长及其随行人员齐声背诵了《老子》、《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典名篇。诵完后，又齐声呐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我辈担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辈担当！学习、创造世界先进文化我辈担当！”一连三个担当，一声比一声高，声浪响彻晋陕峡谷，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震。不管谁听了都会非常感动。罗振江副省长对孩子们说：“好，太好了，你们好好学习，一定会成为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代，会成为有担当的一代。”罗副省长握着老韩的手说：“感谢你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9月27日，李金柱市长又一次到白云山论道亭。孩子们面对山川神灵，面对那么多记者的镜头，面对李市长陪同的尊贵客人，又一次诵读经典，又一次发出那个震撼心灵的口号。李市长激动万分，抱起这个孩子，又抱起那个孩子，不住地说：“好，好，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民族之魂，要继承，要弘扬，你们好好学习。”李市长紧紧握着老韩的手说：“给你十万元，把书院办得更好，办成一流的书院。”
10月10日，正大集团郑翔玲女士在李金柱市长的陪同下来到了白云山论道亭，她一下车，诵道童子们就拍起小手。郑女士向孩子们挥手致意，高声说：“孩子们，姑姑看望你们来了！”孩子们听到这个十分亲昵的称呼，齐声说：“姑姑好！”郑女士以极大的兴致听了童子诵经，赞不绝口，说：“你们好好学习，姑姑给你们盖一座最漂亮的书院，好不好？”孩子们齐声说：“谢谢姑姑！”他们把这位漂亮的姑姑围起来，吊上一身，簇拥着她，来到论道亭伟崖边上，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郑女士一直非常激动，给老韩签了名，留下了电话，对他说：“你老做了一件大事，一件好事，我正大集团投资在这里修一所新的书院，希望你把书院办得更好，把孩子们教好。”之后，又和燕翼书院的全体志愿者合了影。为此，老韩还作了一首诗：
葭州童子诵经有感
雨过天晴气象新，木铎声扬铁州城。
坚冰猝猝化春水，厚土融融续慧根。
破土新芽喜盛世，抒条老干乐邦宁。
待到秋实累累日，神州处处是席珍。
著名文艺评论家、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秉勋先生也参观了燕翼堂义塾，并给书院的孩子们做了简短的讲话，还为义塾题了“燕翼贻谋，非财非屋，养正则吉，家国之福”的条幅。
紧接着，不断有记者来访，海外朋友们也相继来了四批，他们一个都被老韩这种精神感动着，鼓舞着。在一个“义”字的感召下，一个人究竟能发挥多大的社会作用？特别是今年8月份“大地观察研究所中国村落传统考察”项目组的考察人员来到燕翼堂义塾，更使义塾篷壁生辉。冯晋教授、党安荣教授还为书院捐了款。面对这些支持与鼓励，韩院长慷慨陈词，一定不负众望，把这个书院办得更好，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并发扬光大，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壮心不已，引吭歌未来
老韩时常慨叹时日苦短，觉醒已迟，大有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感。2007年暑期，老韩已开讲《四书》，这是书院自创办以来突破性的飞跃。他谦虚地说：“说实在的，我不具备讲《四书》的水平，但学生们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不得不上这个高竿。书院办到今天，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难。于丹四岁开始读《论语》，从小泡在古书堆里，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了个‘于丹《论语》心得’就讲下了祸，招来了那么多人的批评、漫骂。我六十岁开始读《论语》，古文底子很薄，居然也讲《论语》，实在是赶着鸭子上树，公鸡下蛋，母鸡司晨，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我又不是一点感悟都没有，这些年我读《四书》也确实有了一点点感悟，我只能把这一点点感悟讲出来，因此，我讲的题目就叫《四书》点滴感悟。”
到现在，仍然有人问老韩，你有吃有喝，又不是过不了？老了，何必？爱读古书，你自个读，再不，把你的孙子教上就行了，别人家的，你管他呢，他们愿意坐禁闭，挨枪子，不关你的事，你何必吃力不讨好，让人家骂呢？现在的好事，也不能做，你为什么呢？老韩就会笑着回答说，你问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可以回答，第一，为了传习中国优秀文化；第二，为了教化一方民众；第三，为了为我们佳县打开一个向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或者叫做桥梁。如果人人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话，那岂非“国将不国”了？
每当看到这儿投资修学校，那儿也捐款盖教室，老韩就说：“现在不是没有鸡窝，而是没有下蛋的鸡！”这样逼真传神的譬喻也只有老韩才能想得出来。
老韩经常说，在人类所有的学问里头，对于人类来说，最有价值、最有用的学问，莫过于做人的学问，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超越孔子所创立的高度。
2007年5月下旬，老韩应《光明日报》之邀赴京做“国学访谈”。在访谈中，老韩引经据典，做了许多精彩的论断，刊发后，又由《榆林日报》转载。书院的事迹，先后由《榆林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光明日报》报导和刊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老韩认为，中国的教育关键在小学，而小学教育关键又在教材。多年来，浅而又浅的教材不仅荒疏了学生，也荒废了教师，使他们一个个成了浅水鸭子，使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海。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教育改革亦可软着陆》的文章，发表在互联网上。老韩在榆林举起了一面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影响越来越大，支持者越来越多。著名文艺评论家龙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韩先生在实践，他在身体力行，他在为国学的复兴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努力，他为我们教育部门在“应试教育”的前提下无法将“素质教育”真正实施的无奈状态下走出了一条自觉路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思想的前行，虽然现阶段还是孓然行走，但相信不远的将来，会唤起国人的共同关注，会引起我们的教育部门及至我们的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
老韩很忙，既要写文章，又要读书，还要准备《四书》讲稿。非常之事都是常人做出来的。老韩是个常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个文化的侏儒，然而他却做着一件非常之事。说非常，并非非常，我们之间的许多人，学问在他之上，财力在他之上的人比比皆是，谁不该做？谁又做不到？谁都可以做，谁都应该做，可为什么不去做呢？区别只在老韩有一颗“我辈担当”的情怀。仅此而已，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