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韩海燕老师已有二十多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而他已经是一个在榆林响当当的作家。中学时代的我看韩老师的小说总是带有一种崇敬的心情。当韩老师把我的一篇题为《童年趣事》的散文推荐给《塞上柳》并发表之后，就和韩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又在他创办的《芦花》小报上发表作品。

从那时起我叫他老师，这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应该说，我一生所有的不幸和幸运都是从《童年趣事》开始的。不幸的是文学让我牺牲了许多娱乐的时间，幸运的是文学让我比常人又多了一次生命。毫无疑问，幸运远远大于不幸！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文学义无反顾的痴迷，和韩老师也由师生情谊上升为文学知已。每每发表了新作或是写出了新书，总会即时送与他，认真听取他对作品的评述。同样，只要听到韩老师刚进院子就大声喊我，我就知道，他必定是又写出了新的东西。常常是不等开门就听到韩老师的声音：“刚刚写好的，你快看看。”打开门后发现韩老师的文稿不是装在包里而是捏在手上，可见他是一路琢磨着来的。

今年夏天，和韩老师一同应邀参加了榆林市诗词学会成立大会，韩老师写了一首在大会上将要朗诵的新诗。与以往一样，韩老师又来找我。刚进门，就迫不及待、抑扬顿挫地开始为我朗诵，情到深处，只见他双目微闭，两手上扬。直到朗诵完毕转过身时才发现，我的家人们也在场，而且惊得目瞪口呆。

在一般人的眼里，韩老师的这种“痴态”绝对是神经病。

“韩海燕得了神经病”的传闻早在六年前他开办燕翼堂义塾时，就在小城闹得沸沸扬扬。而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韩老师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常常看到他站在街头苦口婆心地为人们宣传读古书的好处，只要看到带小孩的家长，他就上前介绍国学，告诉他们，他可以提供教室，免费教孩子们学国学。不幸的是，国学这一中国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眼里却是一个“新名词”，好多家长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这被中国人丢掉了好多年的“之乎者也”，于是，每每见了将要上前说服的韩老师，就远远地躲开，而韩老师仍是锲而不舍地要向他们说完他想说的话。于是“韩海燕得了神经病”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弘扬国学的热情和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义塾。不久，他们很快发现，孩子在学校的功课有了很大的长进，尤其作文。

尽管取得了小小的成绩，但韩老师的义举仍没有得到多数人的理解。直到2006年白云山论道会上，燕翼堂义塾三十三名儿童诵经的声音响彻了晋陕峡谷的上空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我辈担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辈担当；学习、创造世界先进文化，我辈担当！”这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罗副省长来了，李金柱市长来了，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来了……燕翼堂义塾孩子们的“童子诵道”一鸣惊人，成了整个论道会的亮点。罗副省长紧紧握着韩老师的手说：“你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满头银发的韩老师眼睛湿润了。这么多年奔走相告、孤军奋战的艰辛，终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自此，韩老师的义举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也得到更多人的尊敬。而韩老师的《我教孩子学国学》、《心灵的洗礼》、《一个民间学者的国学情结》和《于丹“小妮子”功莫大焉》等文章在媒体和网络也受到普遍关注。

 

落地常思作栋梁，扎根厚土愿难偿。

此生未遂广厦志，静看新苗放条长。

 

这是韩老师甘为人梯的写照。不仅他自己，而且还带动家人全心身地投入国学教育。来书院读古文的孩子们，不仅读古文，还学作文，学作古体诗，学作对联，学说快板等。韩老师还组织孩子们参加了“第五届手拉手杯”和“小天鹅杯”等作文大赛，并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好成绩。到目前为止，有的孩子已经学了整整六年，他们不仅读了《千字文》 、《三字经》,还读了《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 、《老子》、《诗经》 、《易经》等。为了培养孩子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文化品味，韩老师还不远千里买回了古筝，又从外地请来老师教孩子们学古筝。

古韵、古颂、天籁、地籁。义塾的气氛给人一种天人合一、超凡脱俗的感觉。燕翼堂义塾也成了小县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石莫忘补天志，是水常怀润地情”这是韩老师发自内心的对国学事业奉献终身的宣言。韩老师是佳县儿童的幸运，是中国国学界的幸运。

2005年秋，当我的第二本书《我酷我容易吗我》出版之后，韩老师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介绍给我一套国学经典诵读教材，其中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共计十余本。韩老师说：“我们搞文学的更应该多读古书，文学是大厦，古文是根基。”我心里明白，韩老师是给我补课，也是为我不足的文学能量充电。于是，我将这套书籍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创作中我不敢有丝毫怠慢，怕荒废了这健康的生命，也怕辜负了韩老师导师般的激励和慈父般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