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涤生（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 清华大学教授） 2007年10月20日

 

尊敬的韩海燕先生及燕翼堂义塾各位朋友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

 去年一耽学堂第一所连锁义塾――河北涿州文昌祠义塾成立时，因不克分身，未能参加，深感遗憾。

 这次，我很高兴能在九九重阳深秋之日来到陕北榆林，参加一耽学堂第二所连锁义塾――榆林燕翼堂义塾成立大会，躬逢其盛，甚感欣慰！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民间义塾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使教育在民间下移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当前发自民间的对体制内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反映了当今民间社会对传统美德和文化的强烈呼唤与渴求，因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出现某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论，到六十年代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否定。我们不能低估它们的破坏力和造成的后遗症。对它们的修复、回归与中华文化的复兴，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我们对此仍应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是对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信心，也是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的一种信心。这种社会需求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应充分相信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强大自我调节能力。

 人类几大古文明，除了中国文化之外，都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唯我中华文化绵延至今。六十年前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中提到：“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中华文化，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哺育了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而人口是欧洲的数倍，至今仍是“旧邦新命”，充满着勃勃生机。中华文化早已深入到千家万户，穷乡僻壤，成为我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也可以叫它为“民族之魂”。这种民族之魂的强大生命力，决不是几次运动所能摧毁的。“义塾”的出现，正是这种强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中提到：“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互相学习，开拓创新”。这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到“命脉”的高度，也是提出了当今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纲。中华文化要发展必须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开拓创新。这与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完全一致的。温家宝总理在演讲结束时，还引用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与终极关怀。

 张岱年先生生前在一次会上说过：“十九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他还说过：“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华文化也必须复兴，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不可能的。中华文化必将在二十一世纪通过百家争鸣而再次得到复兴。”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它们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次百家争鸣就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必将经过西方文化冲击的洗礼后，出现一次崭新的复兴。民间义塾的出现，正是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因此，什么是先进文化？我以为在当今世界，凡是对内有利于“政通人和”，对外有利于“协和万邦”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这也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这种文化，不管来自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来自超级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是提出的人的地位高低，均要以此标准为衡量。这是当今衡量是否先进文化的重要标准。

 民间义塾也应该传承这样的先进文化，为在我国建立和谐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办好义塾的关键，在于一个“义”字。什么是“义”？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义”与“仁”是联系在一起的。意即博爱叫做“仁”，实行“仁”而且实行得适宜即为“义”。冯友兰先生也说过，义利之辨，实际上即公私之辨。“义塾”是一种公益事业。是出于一种“公”心，出于一种对国家民族、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是以公益行动来传承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德。它是在书斋里或是在会议室研究议论中华文化所不可取代的。它有着对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更为直接的移风易俗、匡正人心、重铸民魂的重要作用。

 我相信在义塾首任塾师韩海燕先生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在各级领导和社会的高度认同和支持下，燕翼堂义塾必将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