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博客《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而我却不会做》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不少网民对出题人甚至高考的抨击。本报发表于2008年12月24日的《寂静钱钟书》被选为福建省2009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作为作者的本报前实习生周南(化名)自己试做了一遍题，总分15分中只拿了1分。尤为荒谬的是，一个被作者认为“说出了我内心最真实意图”的选项，参考答案却是错的。（《中国青年报》10月28日）

面对相关人士的解释：“命题者都从文本出发，只能就文本进行解读”的说法，周南的说恐怕更能引起共鸣：“我是作者，我做不出来，是我对自己的文章把握不好吗?他们可以指责一个答错题的学生不了解文章，总不能指责一个作者不了解自己写的文章吧?” 如果我们结合韩寒的评论，“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语文喜欢把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并强行加上后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出题目的人的看法”的话，就可以知道出题者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是难以服众的。

但正是这种吊诡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阅读”成了“被阅读”—— 出题人根据高考框架出题，考生根据高考框架答题，阅卷老师根据高考框架批改。一句话，无形的高考指挥棒变相绑架了“阅读”，甚至可以说，你可以不用阅读，但是，只要熟知高考的框架，一切都将不成为问题，一切都是标准化的、模式化的。也正是这种因素的存在，“高考阅读题，文章作者仅得1分”的怪象得以出现。

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很多作者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被阅读”，只是在标准化考试的威力下，质疑也罢，抱怨也好，都要妥协，都要在高考框架内运作。就笔者的观点，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是语文教育被阉割的表征。隐藏其后的深层次因素就是语文教育被悬置和空洞化，由此导致阅读成了出题者的“独白”。

当下的语文教学深陷于应试教育的泥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考试为目的，一切以学生考试成绩说话。在这样的前提下，语文教育本身的功能和目的被有意识地放弃了，相反，是在为培养考试机器而进行。如此以来，所谓的阅读自然就已经异化和变形，成为了获得考分的路径，你能否读懂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要能在考试中得分，要理解出题者的意图，而不是写作者的意图。当这样的偏差出现的时候，又有谁去关注写作者的本意呢？因此，也就产生了“高考阅读题，文章作者仅得1分”之类的现象。

再进一步说，标准化阅读之下，所谓的阅读仅仅是一种“应试培训”，是一种“应试指导”，是根本与阅读或者语文不搭界的事情，顶多是为了获得分数而已。可以想象，当阅读成为标准化的模式，当出题者的意图主宰了学生的思维，当写作者的用意无法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时候，错位的出现已经是一种必然，那么，出现再怪的事情恐怕也不值得奇怪吧？

现代阅读观强调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它的基本观念是阅读的目的在于建构新的意义而不是复制作者的意图，这个新的意义既来源于文本，又来源于读者，它是读者与文本在某一点上的精神相遇。但是，出题者的强势，否定了文本的确定性，否定了阅读的对话意义，所谓的阅读成了出题者的“独白”。这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可怕的趋势。因为这是在反文本，当然反掉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文本，而是阅读，是语文，是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