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乐大师刘天华一次在宴会上，在自己的身边留了一个空位，放上碗筷，宴会开始时，他举起酒杯对大家说：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请大家为她干一杯。一代大师如此尊敬自己的妻子，尽管他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姑娘，可想这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家。《中庸》道：“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在幸福的沐浴下长大的孩子一生会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刘天华的儿子——刘育毅来学堂和大家座谈。
刘育毅访谈录
89岁高龄的刘老人从冬日的暖阳里走进学堂，显得健朗，亲切而又十分谦虚。纯净的眸子里透着灵光。动人地讲述：
（以下为录音文字）
我这个老头一辈子里头的经历、坎坷也挺多的，跟你们现在这么幸福的上学、生活，听完后也许你们有点感受。
我小时侯8岁到北京上学,因为蔡元陪校长请父亲来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教音乐。两年后,母亲带着家人随父亲来北京生活。小学完了,上初中，一直上。1937年泸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来,那时,我大学一年级，考上的是北京中华大学医学院——两年预科在国内,四年本科在法国,而且是公费,考时仅取8个,报名280多个。我侥幸选上,第一年上预科,报生物显微镜,看了一年生物显微镜。后来，卢沟桥事变中法关系绝断，我读的系就无法再继续。假如我愿意留在北京，可以选别的系上，因为日本人占领北京，我们家不喜欢在日本人下边生活，就到南方亲戚家——上海，我就考上海正旦大学，那也学法文。没过几年好日子，日本人又打到江苏省，把租界借占领了。我学工程，那时已工作二年了，在私人办的设计事务所里工作，200元/月，很高,当时，老师才几十块一个月。按说日子很好。但日本日人占领租界后，我不愿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母亲和妹妹留在上海，我带着弟弟从上海走着走到贵州，当时是生活所逼，不愿当亡国奴。经过好几个省，记得经过江西景德镇——产瓷器。离开上海时一个商人跟我们说要过封锁线，他怎样领着我们夜里偷渡过去。他有钱，坐滑杆，坐车。我和弟弟没钱，靠两条腿跟着，跟到后来，他也烦了，我们也觉得麻烦人家。后来就分开走了，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走一个多月，到了贵州，钱花完了，这钱的来源也挺有意思，我不是200元∕月吗？，我们家的生活还有点攒的，因为我的老板，我要辞职，要到内地，不在他哪儿干了，这个人到现在我心理老是还感激他，那时侯走了就不会回到原来的单位，他能送我两千元的路费，当时一个私人老板，资本家就是钱来得越多越好，他却能送我两千块钱，我就靠这两千块钱，和家里一点儿储蓄，跟兄弟一路走，因为我的叔父在重庆，我想找我叔父去，到贵州钱也花完了，我卖过早点，到郊区贩过猪肉，拿回来卖给商店的食堂里，赚点这个钱，想法过日子。这时我在黔贵铁路找到一分工作，一段时间后，叔父汇路费给我们，我就带着弟弟坐汽车到重庆，这时我便在考试院工作，我弟弟上高中，我们住在叔父——刘百茂家。1945年日本投降，我从考试院复员到南京，从重庆坐飞机到南京，头一次坐飞机，很高兴。重庆飞机场在山沟子河川里，起飞时阴天，下雨。美国航空公司不飞，我们中国航空公司起飞，我们坐上飞机说中国人好。起飞后没过半小时，发动机咳嗽——发动机出问题了，飞机驾驶员助理出来和大家解释说飞机出了点问题，但还没到非常危险的程度，要把飞机上所有东西扔下去。我们好不容易在重庆工作这么多年，带点东西......行李，铺盖全往下扔，心想东西还好，要不行扔几个人怎么办，是抽签还是？要是天气好，还可以飞回重庆降落，天气不好只能直奔南京飞。到了南京，救护车跟着飞机跑，就怕出事，这算过了一关。
母亲想带妹妹到重庆和我们汇合，走的是先从上海到北京再到西安再转重庆这条路，因日本投降就留在了北京，我和弟弟也回到了北京。父亲去世早，家中生活全靠父亲去世后医疗保险赔偿金过日子，保险时保险公司説要专给您这样的人做保险，保险公司发财了——因为身体好。没晓得他就是......学二胡就是买把二胡根叫花子学习，后来再拜老师......
我原来学医，后来改行是因为我觉得学土木找工作容易，我学土木可以修公路，修铁路，盖房子。后来到贵州修铁路，在重庆考试院工作，再后来在北京公路局公路上工作。刚一解放时，还没成立人民政府，大军南下，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去呀。后来去山东林庆修过坦克的钢桥，是美国军用拼装的桥，桥不用我设计，我设计桥墩就行。山东林庆出柏木，我跟解放军建议：柏木百年不朽，平常木在水里2-3年就烂了，用柏木修。砍柏木，可树很值钱，老百姓靠它生活，现在砍它，这不是……后来经过做工作做通了。这桥“七一五”完成，叫“七一”桥，柏木桩做成的。过了几十年我也没去看它到底怎样。修完桥我没跟着下去解放全中国了，回到北京。一年后，1951年抗美援朝，我自愿跟着去了，因为美国人老炸咱们，咱们想修飞机场，我随志愿军第六工程队大队修飞机场——那时叫安东。过鸭绿江时，工程队的大卡车只能夜里走——白天美国飞机炸。看不见路，我们轮流下车把毛巾放在肩膀上，在车前头跑，后头车跟着。第一天晚上，汽车开到沟里去了，天亮我们得把汽车抢救上来，美国飞机开始扫射，汽车扫着火了，也甭抢救了......你们现在没这机会，我也是有这种机会来经过考验。
修飞机场只能夜里修，白天不敢修——美国飞机一天到晚脑袋瓜上转，你一修他就炸，三天一小炸，五天一大炸。到后来一扔就二三百个炸弹——地毯式轰炸。这也不怕，你炸，我来修。到后来扔定时炸弹，第一次扔半小时后炸，炸到一个月后还炸。今天这个啪一声，明天那个啪一声。这炸弹得挖走啊，可炸弹一炸土挤开就又回缩，找不到炸弹坑。志愿军每人手里抱着柳树枝，见坑就插，见坑就插。炸弹坑找到了，可谁来挖呀？志愿军政治部开会研究如何动员咱们志愿军下去挖，会还没开完，前方打电话过来了——报告政委；我们已经挖出两颗定时炸弹。中国人可贵就在这点地方，美国人打不赢咱们也在这点地方。明摆着炸弹坑底下不知什么时候爆炸，你还没动员，他自己就主动下去挖。挖时六个人一组，一人下去拼命挖，五分钟到十分钟，上来，换人。要是有问题一个人倒霉，但挖得越快，挖完以前也许它不爆炸，大家抢着时间挖。
还有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有一次，白天我和政委到机场看工程，飞机来了，政委一下子把我按到地下，爬到我身上，掩护我，要扫射，他先死。我一辈子不忘。共产党那时就这么着。这件事在我印象里很深。
修一次飞机场没法子用，他老炸，而且飞机只能夜里停。后来苏联空军来帮咱们忙，美国飞机白天也不大敢来了，但晚上还炸，汽车夜里不敢开灯。那时是在三八线上，后来就撤到离国界一半的地方再修，这里炸起来困难一点，但还炸。共修了三个飞机场，第三个干脆靠咱们国界修，但仍然炸。修飞机场回来后，中美谈判，停止战争了。我们志愿军就回国了。我接着干工程，后来我觉着修公路，修铁路，苦得很。过去靠两条腿走着修，修了走，走了修。后来，我改做建筑，盖房子，从那以后就在建筑业一直到现在为止，几十年了。最初是大同煤矿。日本人占领，临走时把宿舍矿区毁掉了。我们解放后把它恢复过来。再往以后，1959年，国庆十周年，盖人民大礼堂。我那时是机械公司技术负责人，钢屋顶交给机械公司来负责，要干屋架，现在国外有大礼堂，可是到现在为止，国内没有第二个大礼堂，这座礼堂，我主要负责钢屋架顶子，60米宽，76米长。那时有吊车，可是，四周已盖有房子，吊车进不去，在中间这个钢屋架是大问题，也是一个大工程，听人家说国外有整个的做好钢屋架，往上顶，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也在地面上盖了，人大礼堂45米高，我们在底下拼好了，我还做了二百个千斤顶预备往上顶。苏联老大哥的专家来了，说这比较冒险，第二年必须要开会，就听老大哥的吧，就做单品屋架的吧！60米长，7米宽。12品，做好后，我们还做了八杆吊，吊时弯了，不敢吊了，怕折了。苏联专家也没辙，我出了个馊主意，在钢屋架子上玄上绑上无缝钢管，连夜找无缝钢管，我两天两夜没睡觉。绑好了，一吊就打溜。当时记者采访我，我真比死还难受，后来一个设计院的同志出了个主意，在钢屋架的侧向做个屋架，2米左右高的，竖着受力。这一吊呀，确实不打弯了，那真是救了命了。总算第二年如期完工，总理在宴会厅（5千人吃饭的地方），请所有盖人大会堂的和参加工作的得力的都来吃饭。总理在门口一个一个握手。我只是中间一个盖屋顶的，在中间出点主意，挨点骂。再一个大工程是首都体育馆，长112米，宽80多米。屋顶做成网架，分量减轻了。屋架用散装，如果按原来的方法很费木头和钢管，大家便把支架改成Y行，把屋架搭在Y行支架上，这样做还不到一半，来报告了：刘总，屋架下垂，装不下去了。我到供电局去商量，借了几百根木杆子，那儿弯顶那儿，这样子把屋架子做成了。 。
大家毕业以后，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工作是第一次做，并且是很困难的，但别泄气，靠大家想法子，自己拿主意。后来我的大部分工作在基础公司，搞基坑。我退休以前在建工局的机电公司，负责钢屋架，基坑和打桩。现在到工地也能看见基坑打桩，桩从上边打下去，后来改为螺旋，变成现浇桩加钢筋。开始时是预制桩，比较贵，后来改为现浇桩，如果是10米以上，原来的理论：一根桩一些固在地底下，上边的做大梁，不能弯要挡住土。超过10米，上头高，挡不住，想了一个法子后头拿拉，叫毛杆，打小桩，里面放些钢索呀，打了几十米长，拽住这个桩，不让它弯，京城大厦一百多层，现在北京最高的，它的坑是23.5米，是全国最深的，又是第一次，荣誉仁认为我们中国人干不了这活，包给日本人了，打的是钢桩，这是可以的，但拉了五道毛杆，我在旁边多了一句嘴：拉少点行不行？后来我通过计算可以，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能拍脑袋，要有理论有依据才能做，我为了这个设计，开始学电脑，因为计算一次得好几天，后来我学电脑自己编了一个程序，高低上下长短我就改成了三道毛杆，结果我认为行了。可这么大工程，我虽然是技术负责人，一人说了不算，大伙请专家来议论，专家说你干过这活吗？我说，没干过。又问:看见过吗？我说：我也没看见过，可我根据理论计算是可以的。最后五道毛杆省了两道，钱不多37万，但圈大，挖一次土打一次毛杆要一个月，我给他工期减少了两个月，这个经济价值不得了，两个月可以做很多事情，后来竣工总共省了三千万。曾经盖大使馆我去日本参观过，边上也无非是打桩打毛杆，中间一个大坑，用钢架做好了桥，挖土机从桥上过去，挖了土，用吊车吊上来，搁在大卡车上拉出去，如果遇到大坑，就得搭几座桥，我们建工局给他们提个主意，把坑边修成斜坡，卡车从土坡可开出，他们说行呀，就把中间那个钢桥取下来，节省三千多万，荣誉仁想既然北京能干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就跟日本人解约了，以后就交给建工局干了，对于基坑的深度到现在有超过23.5米的，不过做法差不多，这是个第一次。
你们不是学工程的听了烦不烦？老人亲切地问大家。大家异口同声说：不烦。他便继续讲了下去：
后来我调到建工局，当副总去了。机械公司做油库。两个油库之间要用管子通着，这管子是生铁焊的，裂了，40吨的油全流到地底下去了，油库的人还不知道。
这样吧，大伙边吃边聊。老人家深怕他讲的不对大家的胃口，后来郝光明师兄说：刘老师，您慢慢讲，我们很爱听。老人这才踏实地讲下去：
离油库40米远有一个自来水厂，从那里抽地下水供城里用，崇文门糕点铺来来告状了:你们的水里怎么有股石油味儿，我们的做的糕点都是石油味，卖不掉啊！结果自来水公司就来找原因了，一直缕到我们的油库。得解决啊，但四十多吨的油渗到土里边，是一点儿一点儿漏下去的，旁边又有房子，不能放大坡，十几米深，到卵石层，得挖到卵石层把上边的土取掉，才不破坏自来水厂。那时我调到建工局，这机械公司想，用老法子打打不起。上千万，支护19米深，并且要挖土。后来找上我了，是老职工了没说的，去了以后我又来一个大胆的创作，我沿着坑找油到底横向扩散多少，直接到卵石层，横向直径25米，这是罕有的，要把25米的土给挖走，也要治好以后才能挖，如果挖点摊点，那旁边的房子就倒了，最后，我又出了一个瞎馊主意，那时我也有一个，后来做成专利的，我用拱的理论，大家没学工程，但都知道桥梁，上面很薄的但也能支住力量，这个拱受2力的支承，他能有弯曲。要是一根大梁，假如受压的话，这会把土层压坏的，后来我就做成桩， 一米 直径的，做下去，也不要打到地底下，也不要底下卡固，怕倒，也就是稍下去 一米 ，就完了。桩19米那是根本耐不住的，那我就把桩呀一根挨一根的挨着打，打成一圈，这一圈桩，便构成一个拱圈了，就能受压了，所以支个桩一根钢筋也没搁，省了很多钱，到现在为止这么大直径的，也请专家来给我们审核了，专家问我：你这个拱圈有没有直径的限制，有没有规范。我说没有，规范倒没有。专家说：你看地球直径大到这儿就变成平面了，你这总有个限制。25米是不是圈太大了。我说根据计算是够的，25米的圈就等于一座桥，这也不算小，所以我认为没有关系，因为我负责，你怎么说我听着，我能够接受我接受，我不能接受我找我的法子干，结果就照我的法子干，干完以后，没事，哎呀，那危险啊，要是真出事，我早就在监狱里呆30年，挖土机在坑前，挖完土以后吊车在坑边，把它吊出来运走，这个是冒险的，后来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刘大胆——胆大包天。
再一个工程和我的发明专利有关系，坑才14米深，过10米就要拉毛杆，我把一排桩变成双排的，上头加一个顶，变成空间结构。前挪后挪，也是通过计算。快完工了，建委的老总和专家吃完饭出来遛弯，说这14米竟不打毛杆，北京从来没有过，真是不要命了。我也没时间和他们解释。就让他们老替我担着心。后来到了建研院，建研院自己盖科技大楼，自己有研究地基的，还有自己的基础公司。要投标了，开标时，全傻眼了，我的标最省钱，差点成为费标。我建议请专家审核，每个标主给15分钟说，我说了半小时，专家也没嫌烦，我就把我的空间理论都说了。我用的是：半圆楼的地基用拱的理论，就不用打毛杆，另一个地基用双排杆。说完后，专家说这是是最合理的。最后不记名投票，所有请来的专家都投了赞成票。好多的第一次，见了不要害怕，也不要做拍脑袋的事。要有理论。
我在机械公司时，一次，我们的挖土机要过桥，农村的木桥，桥的木牌上写的是8吨，我们的车40吨，我就用我的理论算。一个后轮的60%，加上一个前轮的40%。经过计算能过，可公路局怕出事不干，我说我站在桥底下，同意了，最后没事。碰到事没辙非得这么干，你也得有理论，不然就可能车毁人亡，后来没事，所以有些事没辙，也得这么做，要有依据，要是出问题，那时车毁人亡。说到这个事呀，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大家不烦我就说了，盖房子，立塔吊，要吊车把它接上，房子盖好后，前头有房，后头有墙，吊车进不去了，这塔吊没法拆了，这又是一个问题。后来找我去，我说：我算算吧。这塔后边有一个带斗子搁压铁的，它可以压朝前，保持平衡，我把压铁转到屁股后头去厥着，他压着，前头就不受力了。完了以后，度数呀，在规范上只许一度，稍微有点坡下去，我现在是五度，还是汽车的路，一根钢轨，得下去1米多，这样我算完了以后，轻浮力矩还在后轮子里头，不至于倒个。我又作主张，说：就怕吊车往下开以后留不住，因为汽车路滑，下去载个大跟斗怎么办，拿了检验机打了桩，拿滑车拴好了，他往下溜的时候，一点一点往下放不至于载个跟斗，是不是？这样子呀，哪个负责那个做——将来当领导，有领导为难的地方，有领导沾光的地方。你要是闯到的话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你得负责任。一切准备好了要开始动作了，那个司机——老师傅来找我，说：刘总啊，你给我签个字好不好，我说;怎么啦？他说：就这么下去翻了你负责。我说：我当然负责。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到塔吊，要摔死，咱俩一起摔死，行不行呀？结果他不上去。叫学徒开，我上去了，我跟学徒把这塔一块儿开下去的，这事呀，有的人不信，我自己信我自己的，所以，我一会儿在桥底下一会到塔顶上，我到法国去买塔吊的时候，看那个机械稳不稳，我从平衡斗的大梁后边走过去，那个机械公司的女老板说：你疯了，你发疯了。我说：我看看里边的东西。所以人家都认为我发疯，报社记者采访我，给我写了一篇报告，取了一个名字——刘育毅的如痴岁月。痴当傻子讲也可以，当呆子讲也可以。大家听完以后就当笑话也可以。不过我这事亲身经历，是过去的事情，今天没有学工程的，有学的，我想把我退休以前想搞专利的，可以跟他说一说，我退休以后，那时是84岁，69岁在建工局是副总工程师，它可以到70退休，一般的60岁就退了，我69要退了，他们说你再呆一年吧，到70再退，我没等就退了。后来我们几个老同志组织集体公司。退休时我有两个没完成的任务：锥形桩——用螺旋钻孔机钻后做现浇桩。省很多钱啊！这个成桩可以做专利。土跟着往下掉，有做抓斗的，也可以人清，我也有好多设想。我没来得及就退休了。大家有学的可以做。再一个，毛杆有12公分的，有16公分的，很细，把它当桩使，用螺旋机钻下去，掏完土，放进钢筋，再把水泥浆铸进去，作成桩，我把他叫树根桩，国外也有，我把它变成六排桩，一根60公分的桩就可以作成这样的桩16根，16根顶一根，只要8根顶一根就能省一半。桩与土变成了墙，什么土也推不倒了。
我做了这些工作，社会上也给了我好多的奖励，建委的，科委的。1个一等科技奖，2个一级科技奖，1个二级科技奖，7个三级科技奖，我做了有功劳之后国家就给我发奖，发证书，干部局给我发了个专家证书。
社会工作方面，一届区人民代表，三届市人民代表。这大概跟我的傻劲有关系。
大家将来碰到的比我还会更多，事情大的会比我的更大，你们是有福之人，不像我从小流离颠沛，吃苦受罪，挨炸。你们生活在和平社会，发挥自己的学术才能。
从上海走到贵州这一段是这样，在夜里，趁人看不见，我们坐着小船从桥底下溜出去，我们走的时候，我跟弟弟，背着行李，学生嘛，不会挑，请人挑。所以2000元钱，供到贵州就完了，要吃要住，还要请人挑东西，在路上，还是抗战时期，往内地跑的学生也不少，政府有时候还给一点帮助，给点补助费呀，十块二十块的。那一次路上碰到了好人，我们到贵阳前一天的路上，美军的汽车路过，看着我们俩跟学生似的，一高一矮，我弟弟当时上高中了，就让我们俩做着去，一下子把我俩带到贵阳，所以我说：总是有好人的。那时上海叫沦陷区，我到内地来，国民政府看见这些学生，能帮就帮助一点，所以没有跟叫花子似的。今天没有工程学院的，有的听了也许不爱听，
那时候我住在我叔叔家，吃喝住，弟弟住学校。后来我工作了也有一点收入，但是在我个刚去的时候，都是他给我们负担。后来我吃饭可以在单位，住也可以在单位，我的弟弟就住在学校里头。我叔叔最难得的就是，他是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一直在教英语，也喜欢点音乐，后来我父亲过世，他想继承我父亲的志愿，就改行了，不教英语，专门拉二胡，后来他确实创作了很多曲子，比我父亲的还多，还教了很多的弟子，所以刘天华，刘半农，刘百茂合称刘氏三杰。
假如我父亲能活到我现在的年龄呀，现在中国的国乐那就不得了了，不是现在这个事。我父亲临死以前做国乐改进事，原来拉二胡是三把，他把它改为七把，跟小提琴似的，他那个革新，要说我呢，有点遗传因子的话，也跟我父亲的傻劲差不多，他原来是跟叫花子学拉二胡，从中学，小学接受，一直到北京大学学习，把国乐提高到这个程度，是跟他的努力，创作分不开的，如果老跟叫花子学能到北京大学来教书吗？他能改变。那天听我弹琴——《光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