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九十周年。那时候出了一本书叫《苦乐年华》，就是同学的回忆录。我也写了一篇，北大发的，我写了一篇。里面也提到了学习期间的一些老师对我的指导，这一方面写了一些。但是当时时间紧，今天看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那只是一小部分，可以这样讲。你看这是王中忆老师编的，后来我一看这个题目啊，我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苦乐年华》，有苦有乐。真有苦，不像你们，你们现在编就不能说苦乐年华了。这本里面有我一篇，讲到北大的情况。

还有就是张岱年先生。张岱年先生去世以后，陈来老师编了一本《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为什么“不息”呢？因为他叫作“自强不息”嘛！张先生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前……1：20后者，中华精神，我写了一篇。你们愿意看，这是原来打出来那稿子。

这是那个我的学生，善纯编了一本《解读冯友兰》，里边收了我一篇。我写了一篇，还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吧，叫作《试论冯友兰现象》，在这里面收的。（听众：善纯是你的学生啊）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现在在哪？），在江华大学当教授。我在社科院的时候，他是社科院的博士。我到了民族大学以后，他就报了，考上了。考上了以后社科院说不行，你在北大还没有过试点，只能在社科院。那怎么办呢？是从民族大学报的，国务院作为特例，他是作为一个个案处理的，社科院给他最后论文答辩，授的博士学位，但是管理在民族大学。他是比较特别的。

我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当时北大啊，我这个时间大概是五七年到六五年。赶到六六年四月份报到，到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报到。所以在北大是八年半的时间，比抗日战争还长一点。为什么八年半还有个半年呢？就是等分配。你们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找工作，像你们到处去联络，没有必要。你就在家里等，等分配，等了半年。等半年，不让你们老在那坐着，党委就把我们派到门头沟。有毛泽东思想，就是北大思……3：34工作队，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去总结。在那个地方呆了几个月，前后差不多有半年。所以到四月份就开始下来了，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报到。

这八年半的时间啊，在北大应该说有它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是越来越紧。从整个国家来讲是越来越左。我们来北大时候反右嘛！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反右右派都定好了以后我们来，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个年纪不划右派。我们九月份入学嘛，右派都定好了，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划了很多右派。你像方立天，他那一个班三十三个同学，划了十几个右派。三分之一，那也够厉害的。但是我们不划右派，就是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以后才开始文化大革命，两头都没够上。这是我们幸运的地方。但是确实是运动是很多的，你像五七年反右，回来以后，陆平来了，又不划右派。不划右派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要参加批判右派，我们那个年级上面下来一个，不划右派了，就抓住他来批，那个同学。接着就是五八年大跃进，到大兴去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就是三年困难。三年困难看了一点书，因为那时候没有力气了。饿着肚子，你也不能去搞运动，劳动也没有劲了。还有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整个的一个社会是越来越左，这个政治运动不断。应该说是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如五六年以前。

但是呢，这不是我的重点。北大毕竟有它的深厚的学术传统，而且有一批在解放以前就很有名、很有丰厚积累的一批老学者。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尤其在哲学系。因为当时呢，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认为以前的中国学者是东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都不是无产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都在，怎么办呢？都集中在北大来学习。所以北大大概有……全国的哲学系全部取消，老学者全都集中在北大。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那是最突出的一批，大概有二十七、八个，二十八个吧好像是，我现在记不太准。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就是冯定，他是后来调来的。其他的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人民大学哲学系是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它是以马克主义哲学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东西。那么北大被认为是中西哲学，这一方面强点。

二十几个教授啊。在我学习的时代，很矛盾，心理。一方面觉得他们很有学问， 看他们的书啊，听他们的讲座啊，有的可以当面请教。另一方面啊，这领导、组织上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专家，你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受他们威胁论的影响。所以心理很矛盾，不敢过于接近。过于接近不仅说可能思想上受影响，也许党组织有些人就盯着你了。你这个人老跑资产阶级教授的家，立场有问题，……8：54入党可能就受影响，所以当时思想很矛盾。今天来看，觉得太可惜了，那个环境和机会，没有很好地、更多地去请教，非常可惜。那会儿那些教授，个个都得思想改造啊！所以一个同学跑他家去他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哪像现在还得排队，或者说还得事先（打招呼）怕你影响他。那会儿门庭冷落，没人去找过他。所以我到周天至先生家，周天至是中山大学的，他是研究中西文化交通、研究景教。周先生很有学问，我就到他家去过一次，和几个同学。周先生那高兴的！什么拿出来给你吃，招待你啊，和你谈，到那书架一会儿拿一本书下来一会儿拿一本书下来，就是希望你再多呆一会。老师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害怕啊。所以就是说……但是毕竟有学术传统，北大这个学术传统，还是，即使在比较严峻的政治环境里面，你想完全取消它，不可能。还是在探讨学问、探讨学术，这个还是占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来的同学一进来就受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北大的学生，到现在为止从政的人不多。现在都是清华、人大，他们说给国学培养领导人。咱们培养几个领导人？没有。都是搞学问的。这个是一个学校的一个传统。

10：52那么进来以后呢，当时北大哲学系啊，中西哲学，你看西方哲学有……，不知道你们见到过没有……，可能都没见到过。他是那个逻辑实证论哪，……的学生。这些教授今天来看，不仅是国内，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学者啊！是民国以来积累起来的、成长起来的，在国内外都是一流的大的学者。这些人，拿每一个都是这样。……、……、……，这是西方哲学。（还有）……，现在还在嘛。这个西方哲学有一大批。中国哲学：冯友兰，当时朱先生是讲师，很年轻，朱伯昆先生。……先生在我眼里和我们差不多，……有限的一个年轻教师嘛，助教。汤先生我来的时候他才三十岁。当时你看冯友兰、汤用彤。汤用彤还在、还活着。这个，……，这个，任继愈……这么一大批学者。所以我感觉到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有时候也讲一点。一开始呢他们讲课，后来不让讲了。讲点课，他们有书，另外在底下有一些交往，还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还是受了他们的熏陶。这一点还是幸运的，比你们强。汤用彤先生辅导我几次，因为带我和……，我们两个去。后来生病就死掉了、去世了，后来人根本就见不到他了。……所以北大的这一点，（牟老师咳嗽）没事，我最近有些上呼吸道……所以，（咳嗽）行，我含着这个就好了。

如果说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一个冯友兰、一个张岱年、一个朱伯昆。我想这三个老师对我影响是最大的。当时任继愈先生呢，编《中国哲学史》，（牟老师剧烈咳嗽，光明兄：牟老师不着急说，先喝点水）没有时间了。冯友兰先生是两个阶段：一个是本科生的时候，我们是五年。到三年困难时期了，六零年，突然呢，系里宣布冯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我记得是二教是三教？反正是阶梯教室，很大。全都坐满了，而且很多都是外校外地的人来听。因为冯友兰名气大啊！都来听。我想讲了大概几乎是一年半。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年级，五七级还有五六级两个年级，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从头听到尾。现在好像找不到了，我家里没有了，文革没有了，咱们那个北大印刷厂印的内部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现在还能找到一套，肯定会有。后来比我们晚的，听不了了，五八级的听不了了。你知道为什么？文化大革命里面不是有些文件解冻嘛，蔡仲德先生，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婿，他呢，在系里，一对蓝纸15：37里面。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文件都散在地上，看到了他才知道。然后他把相关的文件后来收在《三松堂全集》里面，《冯友兰年谱》里面，你们可以看一看，年谱是他写的。他的女婿，蔡仲德先生，原来是这样，哲学系给党委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们要冯友兰出来讲课是要发挥反面教育的作用，后来学校同意了。赶到不让他讲又一个报告，说现在反面教育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就取消他讲课。冯友兰不知道，我们同学也不知道，就在那讲就在那听嘛，不知道背后这些。所以他给我们讲了一年多吧，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半，中国哲学史，对我影响很大。后来以后呢我就喜欢中国哲学史了，我就考中国哲学史研究生。我们考上了，考上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叫……16：54。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写两汉哲学史啊还有先秦哲学，出了很多书。他不过最近几年不在，刚回来，他一直在海外飘泊，最近才回来。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所以（我们俩）到他家里去作指导。作指导里面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他给我们讲了两条，一条呢，叫作你们要学习啊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这是冯先生讲的。所以今天我听到逄飞你讲那个，“不要急、不要急躁，要一步步来”。我就想，冯先生，很简单，冯友兰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有一种很强的概括能力，他说话从来清清楚楚，也没有太多，不啰嗦。“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从做学问来讲本来就应该这样，一步一步地做，你不能急功近利，你不能急躁，想着很快地就取得什么成就，不可能。你必须从资料做起，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做，要读书也是一本一本地读。这是从做学问本身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学问啊和商业真不一样，你做生意可以投机一次，一下子成了大老板就有钱了。你得看准机会，有的人就是很简单哪，就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学术上从来没有这个事，从来没有。就是一点点积累，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我的体会啊，这是冯先生讲的。但是另一方面，这是跟当时外部的环境（有关）。因为当时搞运动，那简直是就想着一口气成个胖子。那个，一会儿呢该下乡了，就是你把学习总抓着，一会儿呢想着搞个运动，刚来学习的同学要编那个大部头的书，那表示革命同学不仅要当学生还可以当老师。所以当后来，文化大革命里不是有个口号：“工农兵学员不仅呢上大学还要管大学”，那个很革命的。所以当时冯先生针对这个情况，觉得，打摆子啊，忽高忽低，这种对学问不利，他也不敢公开地讲。下乡，你别搞批判运动，他也不敢讲。（所以）他就讲“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你就按照你的计划，你完成了就是最好的，你不要企图要超前。啊我什么都提前，不行，那是工程。工程提前了也还有问题啊！现在什么，咱们今天喜欢搞什么国庆工程又是什么工程，本来应该三年的，我一年拿下来了，赶到过后发现很多问题。咱们喜欢干这个，别说做学问。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啊，就是使得你啊能够把比较骄躁的心理啊给你平静下来，叫你踏踏实实去做。不是研究，当时就是学习。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研究生其实要以研究的态度来学习，其实研究生还是打基础。所以这是冯先生第一条。

第二条呢，讲涵泳。“涵”就是“涵养”那个“涵”，“泳” 是“游泳”的“泳”，就是你要涵泳其中。你学习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家的时候，你不要上来就批判。你上来（就）批判你凭什么批判？凭的是别人那个讲法，或者某一种流行的讲法来批判，但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你不了解。你要涵泳就是要顺着那个思想家的思路去想一点，你自己把自己放在里头，放在里头呢认真地把那个哲学家的思路搞清楚，他究竟怎么想的，然后再做评论。就是你真正了解了他以后，你再跳出来，给他做一个评论。所以冯先生就讲这个叫涵泳其中。因为当时我们那会儿学习的时候，很流行的观点，一定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你首先得有这个，然后你再去学习。你学习的时候，你去批判地学习，当时是这样。那等于是先有理论先有观点，后去找资料。这个观点连刘少奇都不赞成。刘少奇一个内部讲话，在文革里被称为是叫作修正主义。他就说，你调查研究一个事情的时候，首先你不能有任何主观的观点，你什么也没有，你要把自己主观的东西全放在一边，你去调查研究、了解真相。当你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有立场，你为了什么去处理，有利没有利，你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你在调查问题的时候要放弃主观的立场。这是刘少奇的说法，这个说法后来遭受强烈的批判，说修正主义。其实冯先生观点和他是一致的，咱们以前讲的话，做学问要进得去出得来。你没有进去你怎么出来？就好像一个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先得弄清楚，然后你再去评论这些东西的价值。结果呢，你没有进去就批判，就等于在屋子外面转，转半天，这里面东西如何如何，你在那儿瞎说呢，全是说空话，因为你不了解里面究竟是什么。

（以上就是）我记得冯友兰先生给我们做研究生时候，最重要两条。他平常话也不多，这两条我当时还有点犹豫，因为和我们流行的（观念）不太一致，但是我觉得对我还是有影响。正好研究生期间呢，那时候呢，整个的环境在北大的哲学系还算可以，所以读了一点书。所以冯先生啊，我可以这样讲，确实受他影响比较大，尤其读他的《中国哲学史》后来又读他的《新原人》啊、《新原道》啊，贞元六书吧，都在研究生的时候读他的书，就觉得冯友兰先生确实是一个大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史的特点，就是哲学多史学少。他自己也承认，他不是做一个现象的描述，他那个哲学史是为他的哲学观点服务的。所以冯先生……但是平常接触啊不是很多，有顾虑，真有顾虑。有一个年轻的老师叫……25：47，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这人去世比较早。他做冯友兰的助手，后来几次挨批判。你做冯友兰的助手你必须得经常批判冯友兰，你要说他好话的话，你可能受到领导的批评。所以大家都不太敢……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对冯先生，真正对冯先生（有）感情，也觉得也接近，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一次没到过冯先生家。为什么？很多人那时候跑到他家求字，冯先生的字多好啊，自成一体啊，冯体啊，那个字你看起来好像怪怪的，其实他那个字很有功夫。冯先生的诗词，文学修养很高。我为什么？我就是害怕，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而且又生病，就怕影响他的健康，所以我就不忍心，我就没有去。但是事实上，我对冯先生的研究，真正对他的情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增强。所以我，后来从冯先生第五卷出来后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到现在虽然不是很多，大概关于冯先生，回忆冯先生和研究冯先生的文章，大概有个四五篇吧。所以……而这些文章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所以越来越觉得，和冯友兰先生越来越接近。

那个宗璞老师，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现在咱们国家有名的一个作家了。我以前老看到她，搀着冯先生啊到处走什么的。我不认识她，后来宗璞和蔡仲德 看到我写的东西，有一次在清华的时候，她说：“你就是那个牟钟鉴吧？”然后很亲近，后来以后呢，我就经常参加一些冯先生的纪念活动，在哲学系成立冯友兰一个研究会，朱伯昆先生是会长，其实我是一个积极分子，非常积极。每一次他们找我策划，有一些不用我们参加，（我们）有事，（但是）策划差不多都参加了。后来我带学生也是，在我的影响下，好几个学生写冯友兰。善纯写冯友兰，我后来带一个学生叫……28：48，写冯友兰，写得都挺好的。善纯呢，尤其是对冯先生后来做迷了。他自己写，也编，冯友兰的他出了好多种，都和冯先生有关。所以最近呢，他有一篇文章，他说我可以算是冯友兰的再传弟子吧，他其实没见过冯先生。最近呢有一个清华大学原来从历史所去的叫何兆武，你们可能知道这位先生，何兆武，他写了一个《上学记》，一个回忆录，他回忆西南联大的事，他对冯先生写了很多很不礼貌的话，甚至说冯友兰从政治上，国民党用……那个我没看了，我看了善纯的文章里，国民党用枪杆子杀人，冯友兰用笔杆子杀人。好像是这个意思。反正说得很不像话。善存看了以后特别生气，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又见冯友兰》，在《国际图书评论》上发表的。所以现在这个善存，成了捍卫冯友兰（的人），对冯友兰的感情深极了，虽然他没见过冯友兰。因为他对冯先生确实做了大量的，比我多，他引用了大量的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各方面的名人，包括季羡林，包括杨振宁这些，好多好多的人，他们对冯先生是什么印象。没有一个人说冯友兰当时政治上有什么什么问题的。你是瞎说啊可以说，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这个学生现在，他是成了冯友兰迷了，“粉丝”吧可以说，但他是理性的。

这个都是在情感上，越来越开始认识到冯先生的价值，是在他老年和去世以后越来越强烈，而不是当时我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虽然当时也受了一位影响，但是对冯先生作为当代的一个哲学家，他对中国哲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上，究竟他的地位和价值如何，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逐步才认识到的。所以好多事后悔也来不及，或者好多事情需要有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有几件事情，（关于）冯先生。第一，西方人到现在了解中国哲学，还是靠冯友兰研究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没有第二本、另外一种，可以取而代之。这本来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这么些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经典性的东西能取而代之，所以西方人还是通过他来了解中国哲学，所以他对中西文化交流起的作用非常大。这是一个，我这是简单举例子啊。还有一个，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就在他那个《新原道》的书里，那个副标题，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他概括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是儒道互补的，但还有个佛教。儒家呢是道中庸，就是现实主义，关心现实。道家呢和佛家呢，是极高明，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冯先生这个概括，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种视角吧。说中国人没有超越精神，不是没有。说中国人全是现实主义的，是不对的。所以冯先生晚年的时候，家里有一副对联，叫作：“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友兰的座右铭。第一个阐旧邦而辅新命呢，就是表明他的一个人生追求，就是要把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找到、把它的丰富的资源开放出来，为了建设新时期的文化来服务，这是他的追求目标。“极高明而道中庸”，他就是觉得应该掌握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的关切，这是冯先生一生啊他自己做的概括。这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哲学精神，应该怎么来去提炼，他有自己一些见解。还有，就再晚一点，就是冯友兰是在中国是“贵和”哲学的一面旗帜。因为在咱们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是“贵斗”哲学，可以这样讲。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讲斗争，讲优胜劣汰，讲阶级对抗，讲两大阵营对抗。那么这个时代改变了，它一直对抗到文化大革命，满眼都是敌人，一个家里面分两派，这个我们都经历过的。我是可以说从那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里逃出来了，差点死掉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斗争哲学很厉害。赶到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意识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重大调整的是冯友兰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尽管我们说很早都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在哲学思想怎么调整？是冯友兰！当时很多人还没认识这一点。了不起啊，八十年代，大家回去翻翻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卷、第七卷，就是说一般的人提个口号并不难，但是他用中国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觉得他的贡献在这个地方。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历来的解释，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说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因为适合于当时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形式。冯友兰另外地讲，冯友兰说现在应该讲统一形（式）了，统一形（式）是主要的。他引张载的，张载就是儒家的思想，就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仇必和而解，这句话。那么他说光讲斗争是仇必仇到底，现在应该改变了，仇必和而解。仇就是互相之间结怨嘛，有对立、有冲突，最后的前途就是和而解，要和谐，要和谐，要和谐。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革命时期是破坏一个统一体，现在你已经成功了，你应该建立新的统一体，你应该使它稳定、使它和谐。他用中国哲学，我觉得这是个典型的把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你不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没有用，因为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一个主导，它的辩证法还是斗争性是绝对的嘛！现在很多人还讲这个，你简直是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啊！现在中央是讲和谐社会，你还讲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本身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大家不知道觉到没有？斗争性和相对性也是互相依存的，你说斗争性是绝对的，相对性也是绝对的，看怎么说，对不对？你们具体谈谈，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一点，并不是斗争就是目的啊！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统一体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冯先生最早的贡献很大。而且冯先生认为，在第七卷里面讲，中国和世界的哲学的未来，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就是“贵和”的哲学是人类的未来，不能仇必仇到底，仇必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冯先生最早讲的就几句话，我们今天来看，全世界仇必仇到底，现在还在打啊。在有一些领域里面，民族宗教冲突，有出路吗？如果再蔓延，如果我们再不和解，都地球村了，甚至地球家了已经是，还是你争我夺、不共戴天。要这样下去的话，人类只有毁灭，这是很明显的。你还有功夫调解和自然的关系吗？你没有时间。互相打，最后核武器。所以人类今天并不是比原来更安全了，而是更危险了，我认为。最后，人类的毁灭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己。那么就是这个斗争哲学搞的。所以现在西方也在调整啊，他不调整也不行。布什现在中期选举惨败，因为搞这个斗争哲学，单边主义现在碰壁了，他也不行，所以现在又提出一个和谐世界，冯先生是最早提出来的，在哲学理论上。你们看这贡献大不大？没有比他更早的，这么明确的。我就是简单地说，冯友兰的贡献还很多。所以我是觉得，冯先生，我就是到了他去世以后，我感觉到对他越来越尊重，所以我也替他做了些辩解。为什么呢？海外的人特别……冯友兰是在中国半个世纪里是最孤独的一个人。孤独到什么程度啊，他几乎没有第二个人来认同他。我在学生时代一直，冯先生他不是说在政治运动里面……41：00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赞赏唯物史观。你们看他的文章，他是自发的，在学术研究过程，他和张岱年先生都是一样，两个人都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学的马列，他在自己学术研究里面，他吸收了唯物史观。但是解放以后，所有的批判冯友兰（的人），说你是这是假的，贴标签，你根本骨子里还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你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一下，引一点的马列的书，没有人承认他是真的学习马列主义。今天来看他那个马列主义比当时很多自称为马列的人还要高明得多，但当时的人都没有承认他，所以说资产阶级……所以，冯友兰在大陆啊非常孤独，非常孤独，连我们这些学生都不太敢接近，你想想。所以冯先生遭到的批判，你们可以查一下，大学者里面，文史哲学里面，批判冯的文章是第一的，数量是第一位的。……42：10有一些学者，当时，批批冯他就提升了，批冯友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在大陆很孤独，在台湾、在香港、在海外也很孤独，说他跟着共产党，放弃了学术的自主性，庆功嘛。所以，这个他后来当了顾问，“梁效”顾问嘛等等，非难非常多。所以冯友兰就是没人承认他，夹击，所以他是这么个人。那么我觉得我就给他们解释，我就说第一，我说就两条，第一条：你不了解冯先生所处的那个险恶的政治的环境，你不了解。我说冯先生也可以像梁漱溟一样，我不写了我也不讲了。梁漱溟这点还是很有骨气，梁先生说你要批林批孔，梁漱溟说我只批林我不批孔，你不让我写我就不写！所以梁先生还是很有骨气的。但冯先生没有采取这个，冯先生采取的，你们说好不好你们来评论。冯先生觉得我还要做事情，在这个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我要做事情。他要做什么？走钢丝，他要做事情。当时不断地受批判，我还要做一些改良的工作。所以冯先生是解放以后这些大学者里面最积极的一个，他没倾向写没倾向教学，所以老挨批判。什么“抽象继承法”啊，又是什么，老挨批判。他要不写就不挨批判了，他还要写，写呢他又不能随着那个政治的风向来走，而是根据理论、自己的理解去写。他向来是这样的。所以冯友兰的那个……这是一个，当时那个环境的险恶情况下，冯先生还要工作、还有积极性不是一个坏事。为什么呢？他发生影响，他培养了多少学生？现在北大哲学系他的徒子徒孙、重孙，哲学系，你想有多少人？如果是梁先生，梁先生没有学生。而他培养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哲学的骨干。这是他的贡献，这是第一条。你不能说当时很激烈地批判那个左的，他也写过文章，竖立一个对立面。他写过啊，冯友兰。写过一些东西啊，那批判很厉害他不可能，一个……45：34的方式来应对当时的左的思潮，这要求也太过分了。第二条呢就是冯先生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以后，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我说人哪都不是神仙，我觉得像冯先生这样表现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几个！就是《三松堂自序》，……45：56就是那个周汝昌的话……就是说真话，我没有，我没坚持住。所以冯先生就把这样的自我批评的语言写在文章里供自己使用，就是要在别人批判他前先自我批判、自我解剖。这个我可是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里面，不要说喊坏的人，跟着起哄，他们有很多三朝元老，你们都不了解底细的，文革很积极，后来批邓也很积极，摇身一变，后来改革开放也很积极、也很红啊！一直红下来，几朝元老一直红下来，从来不做自我批评。人非圣贤，但是说老实话，你应该有一个自我反省。冯先生做了认真的反省，还不值得赞扬吗？我说了我不是说冯友兰什么都好，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啊，但是我要替他做一些解释，还他一个公道。你看我对冯先生还是有些感情啊！所以现在你看宗璞老师，真不容易。冯先生一辈子三个女人是他所依赖的：少年时候他的母亲，中年快到老年是他的妻子叫任载坤，到晚年是他的女儿。很有意思的我也觉得，现在人都祝寿啊，到老年祝寿，最好不要祝寿。冯先生要祝寿了，活了九十五了，九零年，一九九零年要祝寿，都订好日子了，还差大概有半个月吧，冯先生去世了。所以那个会就加了一条，先开追悼会，后来再开研讨会，就在青年政治学院，这是冯先生。张先生又是，过了九十五，要给他开纪念会，眼看快到了，张先生去世了。两个人都是九十五，两个人都是差一点没过上祝寿的活动。这是冯先生，我就先讲这些。

张先生是……在我的学生时代张先生是右派，没有一个人接触。而是到了……我记着啊，在我研究生的时候，他是这个，可以讲点课，讲授课，宋明理学，讲的是这个，好像是，就是张自真嘛，就是张载的。觉得这个老先生很厚道，讲得非常好。就是这个人怎么看也不像个右派，非常老实、非常的诚恳，对学生和颜悦色，讲课讲得也是……冯先生、张先生还有一个特点……你们听过张岱年先生讲课吗？你们这里有没有听过的（逄老师：听过他说话，去他家里，他们可能都没见过。领着义工去家里）他两个都有点口吃，冯先生张先生都有点口吃。但张先生讲课很有力量，有时候语言方面。后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都离开北大很久了，回来以后，到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中国知识学会，还有很多的活动，和张先生接触比较多。可以说是接触相当多的一个老先生，我这里边有，你们等着看一看，我就是和他啊，在一起干了一件事，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就是给青少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他们组织的，给青少年介绍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典籍。怎么选，怎么介绍，要张先生当主编，让我当副主编。我就跑到张先生家，一起写了一个序言。这上面都有，全文都有，因为作为纪念嘛。完了第二次要再版了，张先生去世了，我自己写了修订版序言，那只好我自己来写。这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张先生对待文化典籍的学习，就是咱们说的经典的训练，多么重视。  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里面特别提到，当代的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西兼修的。如果你只懂一方面，你没有资格，不是一个合格的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说你只懂西方不懂中国或只懂中国不懂得点西方，你都不合格，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中西交汇。但是这里面特别着重指出来，就是说，由于长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数典忘祖、言必称西了。而不以为耻、安之若素。就是觉得这个很正常，我不懂就不懂，有什么呀？不影响。所以当时我们一起选了八十五本，就是典籍，重新做一个分类。另外呢，张先生特别用心，八十五本，选了十本作为必读书。当时因为在中央党校出这个，后来我们又没做宣传，现在媒体不做宣传不做广告不行，我们又不懂，也没做，所以现在影响很小。但是我觉得他一些想法今天来看没有一点过时，没有说哪个地方做……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我记得八十五本书，他恰好八十五岁。张先生可不是挂名的一个，什么叫我来干，他不是（挂名），（凡事）必须经过他。以他的名义写的序言，都是他来最后定稿。但里面我给他搞一个初稿，改得很多，完了以后最后修订十本，亲自定。张先生那时候住在哪里，听说原来最早在蔚秀园。那时候我没见过张先生，那时候更差。后来是到了中科院，到他家里去。张先生家，那个书房呢就是促膝谈心哪。你坐在那个地方啊，两人的膝盖啊正好碰上，真正的促膝谈心。没地方，全都是小小的一个小屋子。有一个所谓厅，也不大，没有走几步都碰到家具。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忿忿不平啊，这个学校啊，建议说，这么一个北大知名的学者（的住房）就这德性。哎呀这个东西，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长期官本位，所以张先生一直到后来，因为他没有官衔，所以他和季先生就不同。季羡林先生，北大副校长，做过人大常委。他的待遇，包括用车，包括医疗，到老年人这两条最重要了，都有特殊的保证，张先生没有，因为张先生除了个教授没有任何头衔。所以，最后他晚年，去世的时候……摔跤以后，都临时找车找不到，很惨的。后来到最后三年，他住上了，还算好。赶上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蓝旗营，蓝北大清华合盖的那个楼，张先生作为院士待遇，就和自然科学那些院士同等地住进院士楼。我去过两次，最后住了三年去世，九十二岁时搬进去的。张先生这个人真可以说是谦谦君子。你每一次去，无论什么人他都在门口迎接你，走的时候都要送你到门口，无论什么人。有求必应。他尽量地提携后进，有时候甚至有过分给你说好话。老是给你推荐，出版啊，或者是什么，给你改稿子啊这些。所以张先生我感觉到，改革开放以后在北大的教授里面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不仅一起做了这么一件事，而且呢我感觉张先生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概括，现在有很多丰富，很多的发展，但是最后还离不开那两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最早梁启超作为清华校训，但是张先生把它作为中华精神。 这是《周易》上的话，“自强不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不甘落后，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就是一个宽广的胸怀，善于吸纳，宽容。所以正好中华（精神）其实两个侧面。另外张先生还提出一个综合创新，这影响很大的。现在大家都认为……综合就是广泛吸纳，光综合不创新不行，这些我就不详细地介绍了啊。张先生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几次，我遇到过。他们说有个三四次，我遇到过两次。有的青年，讲话哪，那说的有点出格，张先生当场就拍案而起，发怒啊，声音很高，这个你们是没看到过。我记得对包振兴有一次，还对陈湛国有一次，也是北大毕业的。但是他这个，过了就过了，也有这时候。还有朱伯昆先生，我这是简单说，一会你们也可以再提提。

朱先生是我们研究生的时候，给我知识最多的一个老师。他当时讲的是我和金成风是两个研究生，还有三个进修教师，一个是四川的叫张云，一个是辽宁的叫钟立蒙，还有一个我现在记不清楚，反正有五个人吧。朱先生……这个我也很佩服，朱先生当时，咱们算一下，当时，六二年到六五年……朱先生今年是八十几？八十二（还）是八十三？六二年到六五年你们算一下他是多少岁？年纪并不是很大，就是中年人。但是朱先生，今天的中年人，有几个像他读那么多的书啊！他那个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从头到尾，如数家珍。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他没笔记的，拿本书，就滔滔不绝，从先秦典籍一直讲到近代，中国哲学史主要靠朱先生给我们讲。还谈一些……当时北大变成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那是谁编的你们知道吗？张岱年、余敦康，两个人都是右派。右派干什么？编资料，编完了以后不署名。他们编的，他们两个为主。余敦康是我的师兄了，余先生现在在北大讲课讲得很好的。朱先生，在他家里讲（课），讲讲讲，一会儿说，你看几点了？哎呀，一点多了。经常是这样，四五个小时，特别有精神。那会儿一般地还是不请大家吃饭的，那会儿也没有钱啊！老吃饭，哪有钱？所以朱先生就是……但是很严（格），完了以后教我们翻译，你不是读了吗？然后……我忘了我翻译过一个什么，一字一句地翻译成白话文，去翻译去，给他交作业。哎呀我们翻起来特难，大体上大而化之地了解一下还可以，但是他说你们一句对一句，每个字你都得给我翻译出来，你不能大而化之。大而化之，……1：02：32我这儿不懂啊，差不多，说个大意？不行！一句对一句，翻译，这种训练你的古汉语的能力，阅读古典的能力。因为这个训练我们小时候没有，因为我小时我是赶上，我是在老蒋……作蒋介石的公民十年，三九年生，四九年解放，我在青岛。青岛的时候，那会儿那个国民教育已经完全废除了经典训练，没有了。国民党，这不是共产党开始的，是国民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我记得第一课吧，是第二课（还）是第一课，“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起来看太阳。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第一课，我现在还都记得。（听众笑）你说这个是什么内涵啊？国民党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没有，我们没有文学的国学的训练。没有，取消了。后来朱自清先生发现这是问题，他就提的经典常谈嘛。后来咱们那个老的出版家，朱自清先生同时代的，……1：04：02索引那个，我这个脑子有时候就是……经典训练，朱先生讲，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说我要学，像学自然科学，（而是）为了文化，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公民都应该具备的。你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典籍你不了解，就像美国人不懂得《圣经》一样。美国人并不一定都是基督教徒啊，但是不懂《圣经》你知识分子是作不了。对不对？因为是你自己的文化典籍啊！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没有，（但后来）我是得力于什么，就是烟台二中。正好叫我赶上上一九五六年，有一个文学课本，就叫“文学课本”，是中学的。谁编的呢？当时有一个人，任菊先生的夫人叫冯正云，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赋的专家。那文学课文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九五六年，从《诗经》开始，选一些精品，诗词散文，一句一句地讲，你给我要背。“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滕王阁序》，你得给我背。当时老师呢，就在那个课堂上跟着我们就“吟”哪，现在就叫朗诵。那个时候古诗不是叫“吟”吗，“吟咏”那个“吟”哪，一个“口”一个“今”。但他吟的那个曲拍是不是古老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姓梁的老师，吟那个杜甫的三吏三别（牟老师唱）：“暮投石豪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就这样给你唱，你也跟着他唱。这个调其实是民国的时候，民间的一个什么调，还不是古代的，古代是一个拉腔拖调的音。当时的老师，我们烟台二中的老师水平很高，这样就使我特别喜欢古典。那时候很得力于那一本书，一个学期，可能是一年吧，就从头讲讲讲读读读，使我了解了一些古典的东西。第二年，取消。这个课本范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厚古薄今”，所以从我们下一届的同学，开始读什么？只能读鲁迅，《毛泽东选集》，还有就是杨朔呀什么这些近代的作家的作品。不能从《诗经》讲起，不行，那厚古薄今，要厚今薄古！叫我们赶上了。从那以后引起我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报考哲学系，北大哲学系有关系，但是都没有严格训练。但是我们周先生，包括张先生，还有冯先生，从小就严格的经典训练，所以他们讲课旁征博引，那张先生出口就可以一字不差的……我现在不行，比如《论语》我就背不下来，但是我知道，当然主要的句子知道，有一些我知道在哪我得查一下，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背。人家还可以倒背呢，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训练，就像你音乐家你要背乐谱，你要打棋的话你要背棋谱一样，不要求你马上理解但是你要熟悉。所以朱先生我觉得给我们讲……给我增加中国哲学的知识，我觉得朱先生，朱伯昆先生给我最多，所以我非常尊敬他。他最近好像身体不太好，还没有去看他，八十多岁了，我要去看他。他当然也是他一讲起来什么都忘了，他没有……做学问的人应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朱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周易》的研究上，成了国际，现在有个易学院的院长了。我也跟着他参加过几次周易的会，后来有一次我给周先生说，周先生你这个会我以后不参加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周易》这门学问是非常专的，我现在的主要兴趣不在这，懂得一点，但懂得得很一般的。我说《周易》这个，不花三年五年以上的功夫你就写不出一篇多少有点新意的文章的，这是个很专门的学问啊！我说我来滥竽充数干什么呢？我也不打算易学作为我的一个重要的专业方面，我说我不参加。他说好吧，你不参加就拉倒吧。所以以后我就没参加。余敦康现在是易学大家，他有一个《周易现代解读》吧，那个书写得非常好，我最赞赏这本书。（听众：刚出的）刚出来的，他用现代语言一字一句地给你解释。因为也有很多古本、很多的注释。但是他用最现代的语言……他一直参加朱先生这些活动，我后来就不参加了。只是什么时候和朱先生有联系呢，要开冯友兰的会了，要研究冯友兰了，朱先生就把我找去，参加会。这怎么讨论啊？这次主题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师生之间也是和而不同。我不敢写，还有佛学的文章我不敢写。为什么呢？你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功夫怎么敢讲佛学啊？尤其是经典的训练。所以他们这个方立天啊，这些人，他们曾经花了很大力量做过专门的佛典的训练。没有这个，你没法搞。最后要写怎么办呢？实在躲不过写一些边缘性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关系，给学生讲。比较纯粹的佛教佛学的，那汤用彤先生……所以汤先生……又想到汤用彤了，再说点汤用彤。

汤先生，很有意思。他最经典的书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现在，海内外，没人说有什么非议的。就是经典！当代佛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海内外都同意，大家都认同。那么这个汤用彤先生是九十周年还是一百周年，我记不清楚了啊，九十年大概在北大开会，汤一介先生让我写一下汤用彤，因为我毕竟……我和许康生是他研究生。我借这个机会就去听，汤用彤先生给我们讲，讲（课）那个字写这么大，歪歪扭扭，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脑血栓。毕竟有这么一点接触，他两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还有一个《魏晋玄学》，很薄的小册子。后来我说写什么呀？哎我想起一个（事情），汤一介先生变了他的父亲的成绩。我就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翻翻翻一看，汤用彤先生有一个版啊，这个版我没看过啊。因为解放以后东方书局出的单行本，那个版给取消了，换了另外一个，不是原来那个版。我一看那个版，如获至宝啊。为什么呢？因为汤用彤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就在那个版。因为我觉得汤先生的治学很成功啊！他为什么成功？我们要去总结，当然可以总结，我们根据他的书……但是人家自己总结的当然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后，因为他那个版有问题，所以到五十年代汤用彤先生的书，那个版就没有了。汤一介先生给他父亲整理的时候，把他原来解放以前出的那个版又给他恢复了，那是我最早发现的。我还没想到，我现在还不知道有第二个人最早发现他那个材料。因为我写了文章以后很多人就注意了，就开始就说了。为什么呢？他那里面提到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治佛学啊不仅要有史地语言的知识，你没有语言不行，你不懂梵文，你怎么研究印度佛教啊，对不对啊？史地的知识，历史，当然得懂得佛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所以印度的佛教，你不懂得中国佛教史就很难写。后来吕成先生就写了印度佛教史。还有一个：地理。所谓地理，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印度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和中国区域文化这种异同啊，他说不仅要懂得这些，还要有，他说佛教亦哲学亦宗教。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当西方文化进来以后要对接，对接的时候感到困惑：佛学，用你的哲学套也套不上，用你的宗教来套也套不上。怎么办呢？所以汤用彤先生的老师叫欧阳竟无，就是支那书院的那个，南京的支那书院的导师。欧阳竟无有一句话就是：佛教非哲学非宗教。因为“宗教哲学”作为概念已经流行了流行了。汤用彤先生反过来，佛教亦哲学亦宗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这成份都有，怎么研究呢？他提出两条，一个叫“心性之体会”，心性，心性之学，心和本性，就是心灵要沟通，还有一个“同情之默应”，你对它要有个同情的了解。默应，默默的那个默，“心性之体会，同情之默应”，这是汤用彤先生讲的，就是他这个治学的一个体会。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研究的对象，你要研究一个大的思想家、研究一种学问、研究一种宗教，你必须和他得有心灵的沟通，你不能站在外面，上来就觉得他比你差。你居高临下，上来就准备打棍子。你要平等的，你要去和他沟通心灵，尤其是古人。古人还有个特点，你再骂他他不会反驳，他没有辩解的机会了，穷等着你骂，你给他扣什么帽子都算数的，那是你一个方面。所以他就讲，“心性之体会，同情之默应”，为什么？因为它，因为佛学，佛学也好，中国的学问也好，它是生命之学。这一点是新儒家讲的，熊十力以来。因为中国的学问，不是物理不是化学，也不是西方一部分哲学那个……冯友兰先生看不起称为……1：17：40的学问，它就是一种，知识性的，西方哲学有一个传统，总是知识论。我给你提供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怎么去改造这个世界。所以西方的哲学的眼光，它就是向外的，在这过程里面分析，工具怎么使用、语言怎么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中国学问啊，它的特点和印度学问特点是相类的，就说你这个生命怎么完善、怎么提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