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记录（上）

钱：我觉得，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意。大家都知道吧，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先生，他就曾经指责三十年代人：书读得越来越少，字写得越来越坏。三十年代人还不服气，还跟他吵。然后刘半农先生写了一篇火气很浓的文章叫《老实说了吧》，意思是：老实说了吧，我就是瞧不上你们这代人。而三十年代人现在都是老爷爷辈的了，他们也指责四十年代人，而且理由也一样。所以我就发现一代人批判一代人，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不满意，但各代人最后都接了自己的班。所以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必要。各代人都有各代人的问题，各代人都会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各代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具体说起你们这一代人，八十年代后出生的这一批人，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缺失。你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信仰，因此做起事情来几乎只是以利益为唯一的动机。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事实上产生了很多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性命题，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它是从属于“上帝死了”这个命题之下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拥有自己的信仰，就是革命。当然，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信仰，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但是你们是没有信仰，你们还不像我们，我们毕竟还有一个东西，虽然我们已经在怀疑在动摇，而你们几乎是从文化虚无主义的气氛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想，当代大学生首要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是信仰的重建。我们不是说有两个神话吗，西方的资本主义神话，东方的社会主义神话。双方都把自己的东西看成最好的，但最后两个神话都破灭了，因此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全球价值文化重建的时代，所以我说我们的问题是具有世界性的。

 

对于建立自己信仰的问题，我有两个看法：一个是大量阅读经典，因为这可以解决你一个精神资源的问题，你总不能靠苦思冥想来建立信仰吧，所以要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的都看；再一个就是一定要阅读经典作品。大学时代是不可多得的读书时间。你们想一想，你一生还有哪一段时间能够既享受公民权利又不必履行公民义务呢？只有这一段时间。所以你们只有一个任务——自由地读书，而且我要强调一定是自由地读，我承认现在大学教育体制有很多弊端，各个大学都会有教得不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有，但我仍然相信大学生有足够的智慧和本领来创造条件尽可能多读书。

 

在你自己的信仰未建立之前，你可以靠着一个大师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只读经典作品还不行，还要读大师的作品，多读大师的东西，我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构成自己文化主干的作家。比如说，我就以鲁迅的思想作为我主要的精神资源。我知道他“非神”，但你仍然可以以他的思想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尽管最终你要摆脱他。任何民族都一样，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中国——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道家的庄子。还有唐诗，我比较推崇唐诗的，因为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青春期，它把汉民族对待感情的丰富性发挥到了极致，然后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啊，到了新文学之后呢，就应该说是鲁迅了，还有人建议楚辞、《史记》、陶渊明、苏东坡，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你在这些里面挑一个与自己性情相和的，作为自己的支柱。为什么说要与自己的性情相和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说的问题——你读书为了什么？读书是有着功利性目的的，它可以让你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本事，但更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精神的问题——读书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这是为了促进自己生命的成长，背后有一个很强的自我生命意识。

 

二是要参加社会基层活动，也就是做志愿者。这是我近年来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我很有精力参加你们志愿者的活动。其实说起来，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真正对底层有多大意义呢？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而是意义不大，但你们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什么叫“志愿”啊？“志愿”就是我发自内心要做的。你们这代人到农村去，这已经是第六代人了，第一代是五四时期的人。以前我有的学生告诉我说：到了底层，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有多么好，有多么苦，你懂得了这三点非同小可！这对于建立自己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你自己通过实践得到的东西，而不是老师告诉你的。当然，也应该适当地去做义工的工作，大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这样，知识、学问就具有了生命的活力，就不只是干巴巴的东西，而是对于生命的滋养。我们说什么是“书”呢？“书”就是对过去生命的纪念，读书就是两个生命的相遇，读书是一个生命的运动。所以我认为，与自己生命毫无关系的学问、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回进入正题，前面只是个开场白。诸位的眼神，我感觉很亲切，很熟悉。在三十年前，开始讲历史了，老人总是要讲历史的。我在贵州，也有这么一批人。当然没有这么多，而且我们当时也不敢这么公开地聚在一起，那时都是秘密地在一起，在今天的安顺。我们那时都是一批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是积极参加文革的。文革不是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文革很复杂的。但是我们很失望。尽管当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中国应该有一个大变化，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已经走到谷底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变革。我当时在安顺那些人里是唯一的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在讨论着：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其实那时我们都受到青年毛泽东的很大影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我们那一代人从来都是把自己同国家、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只能讨论，那时被看成是非法聚集，非常危险，但我们为了追求真理都很有激情，只能讨论却无法实践。（不像你们今天能实践）

 

那时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认识到社会要发生大的变革，具体说来有三种力量：一是党内的改革派。像邓小平，当时下放时，每天在那里散步，我感觉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在那里散步出来的；再一个，是知识分子，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们被整体打压了，精神都很萎缩。不过幸好还有个顾准，他也在思考，否则知识分子就丢脸了；还有一个是知识青年所做的思考，那时被称为民间思想。他们这一批人做了很多宝贵的思考，但这代人先天有一个缺陷，就是文化程度不够，我把他们称为“半大孩子”，只是“前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思考理论价值不高，不过精神可嘉。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因为那时读不到书：传统的被称为封建的；西方的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苏联的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那就没书可读了——总之，读书是有罪的。举个例子，当时我的学生有一次让我给他们讲西方文学——我根本找不到书，最后终于找到一本莫里哀的喜剧。然后大家在一个很深的房子里，两个扮夫妻，那两个扮情人，因为被人发现的话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所以要这样。不过这种读书就肯定读进去了。后来我们还讲了鲁迅，一篇一篇讨论，在困惑、绝望中和鲁迅相遇了。我认为，与大家相遇是要讲缘分的。当你春风得意，很有向上走的趋势的时候，你读鲁迅是读不进去的；只有当你困惑了、怀疑了，问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时候，你才可以说是读进去了。我读鲁迅是从1956年开始，70年代才读进去，这么读，那书就在你心里扎根了，它会成为你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后化成你的血肉，所以肯定不同一般。这是我读书的一个动力，就是生命的困惑。

 

另一个动力是来源于我中学的读书经验。我是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今年刚好毕业50周年。我当年在南师大附中是个名人呢，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不过我们当时没有什么学习压力，因为高考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生的人数还多，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高考的压力。那时就是小考小玩，大考大玩，当然，平时抓得还是很紧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时间做梦，我觉得你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时间做梦，从小学开始就在忙，但我认为中学时代就是一个自由做梦的年代。那时我每天听课之前都会预习，然后带着好奇心听课，带着期待的心情和探险的精神去学习。这就是我的一个经验。我想，一切学习、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的动力都是这种好奇心，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我对一次讲座的印象极其深刻，那是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系里让我去请林庚先生作讲座（这次讲座在北大中文系传得很广，被称为“天鹅的绝唱”）。林庚先生为这次讲座准备了两个月，那天他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诗？然后他说，“诗歌就是发现，就是要像婴儿一样用婴儿的眼光去发现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然后一直讲下去，结束之后我扶着他回家——大病一场，那是他把一生的经验和体会讲了出来。所以我想一定要保持婴儿第一次看世界的心态。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黎明的感觉”，即重新发现，保持兴趣，保持好奇心。

 

我当年大学毕业时21岁，被分配到贵州。当时我也挺愿意去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嘛，后来到了贵州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到了安顺当地干部第一句话：“贵州是个大山，来了就别想回去”。我本科在北大本来是学新闻的，我以为到贵州应该是办报纸吧? 谁知道却让我去一个卫生学校当老师，所以我只得改行。到学校第一堂课情况就很差：本来是个卫生学校，学生程度低，而且是副科，学生也不爱听。当时我觉得自己陷入了生命的低谷。此外，还有饥饿的问题。我在学校时本来可以吃到四十几斤粮食（有的女生吃得少，就把粮票给了男生），在这儿只能吃到二十七斤，几乎降到了原来的一半。

 

这可以说是我最不顺的时候。我想起来一句成语——狡兔三窟，我想我来个“狡兔两窟”吧！于是，我调整了自己的理想。我将自己的理想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现实的、客观的条件允许只要主观努力就能做到的理想。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好老师，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这样会给自己一种成功感。我相信文学永远是有魅力的，这个班里总能够找到两三个学生愿意听我的课。为了当好这个老师，我跟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跟学生滚在一起。我还是当地第一个足球教练，其实我也不懂足球，只是在北京看过，但贵州从来没有足球，所以我就根据几本书开始教学生了。很快地，我就成了当地最受欢迎的老师，在那个地区成为一个青年领袖一样的人。

 

再有一个，是现实条件不具备，但是经过长期等待可能实现的理想。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杀回北大讲鲁迅，于是我在教学的同时开始大量读书。人其实是拥有两种生活的：一个是现实物质生活，受时空的限制；还有一个是精神生活，它是打破时空的。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超越时空，让我们可以有所选择地与古人对话，这样我们可以和各个时代里最拔尖的人物交流。越是艰难困苦就是越是要读书，这是精神的升华与拯救。除此而外，读书还能使人充满信心，相信人生是美的、世界是美的、生活是美的，也就是我前边所说的保持儿童的心态，保持赤子之心。

 

这样，我白天上课晚上读书。我想，大的环境无法支配，小的环境却可以。我做了很多颇具浪漫心态的事。我画画，读书，跟同学一起编报纸，踢球。晚上，突然想起月光很好，我就去水库看月亮，很美。下雨了，我在雨中画画，雨水滴在画纸上就像今天的意象派绘画一样。此外，我还演戏剧，都很好玩。而这些，都是为了保持赤子之心。

为了这些事，有很多人批判我的。他们说钱理群整天游山玩水，他游山玩水什么时间啊？——1964年5月，这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间，钱理群整天到处走到处画，他一定是在搞特务！ 还有一个老师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啊？因为国民党党旗是蓝色的。还有，蓝色是冷色，这说明钱理群对我们这个社会冷酷无情。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为了押韵，有一句的结尾是“西雅图”，又有人说钱理群要投靠美帝国主义。我当时还有一个梦想没敢说，就是我很想去欧洲旅游，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浪漫的。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对美的追求，都是为了超越现实，因为现实太苦难了。尽管我当时可能付出很大代价，但我毕竟保持了赤子之心。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对人和事物的新鲜感，昨晚我还想“明天我会遇到什么人？我和他们能交流吗?”总之，可以说是要把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当作“诗”来看，还是梭罗说的，“人是可以富有诗意而神圣地活着的”，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然后，文革结束。我60年代所做的梦——回北大讲鲁迅，我1978年才有机会考研究生，足足等了十八年。我现在回忆，如果只有理想的目标那么这十八年我绝对等不下来，无论如何等不下来；但如果只有现实目标这也不行，因为容易满足现状，那我一定考不上。我1978年已经39岁了，所以这次考试是最后一班车，而当我得知能够考试时，我只有一个月准备时间，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不考外文，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考北大。事后我知道当年考研究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只招6个人而报名的有800人，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敢考了。为了这次考试，我整整准备了十八年。坚持十八年，这是很难的，我始终都不相信，知识一点用处也没有，“知识就是力量”！

 

我十八年的梦实现了。我到北大讲的第一节课——“我之鲁迅观”，口气很大的。然后我遇到了我的老师王瑶。我们的老师辈是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使我们接触到五四和西南联大的传统。你在北大，早上跑步时会遇到朱光潜；散步时，会遇到宗白华；还有吴组缃，晚上在静静地坐着看夕阳；还有我的老师王瑶——刁着烟斗，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这时你就会很感动，很庆幸自己和这些大师生活在同一时空之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所谓的校园教育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是一种氛围。

我的老师们，刚刚经历过文革，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他们急于把自己的传统传下去。而我们这一代人，因文革耽误了青春正是对知识极为饥渴的时候，这两代人相遇了，我感觉这是历史性的相遇，我感觉非常幸运。

 

该说到王瑶先生怎么教我们了。那时的老师不开课，王瑶老师见面第一句话“你们不准随便到我家来”，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通宵工作。每次见面老师都是跟我们神聊，但是很少谈学术，而是谈政治、谈文化、谈人生，谈到高兴处先生总是发出“王瑶式”的笑声，然后又突然沉默，陷入沉思，而我们也跟着先生一块儿沉思，周围就只有先生烟斗中散发出的缕缕青烟。我们今天几个同窗还说呢，当年都是被王瑶老师的烟斗熏出来的。

王瑶老师不准我们随便去他家，他只是给我们开个书单，很长很长的书单，然后就不管了，他实行的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挺好的，今天的老师就是管得太多太具体了。王瑶老师只管毕业论文，他给你开两个题目，写好后老师会给我们细细地改，连标点符号都改。

 

王瑶老师总是说话不多，点到即止。他跟我谈过三次话，我将其视为我人生治学很重要的三句话。第一次是这样，王瑶老师说：“钱理群，你不要急于发文章。我知道，你39岁了，年龄很大，你急于在学术界出头，这我也能理解。但我们北大的传统讲究后发制人。有两种学者：一种很年轻，出名很早，但最后就只有一篇文章，第一篇就是最后一篇，这样的学者不好，没有后劲；还有一种学者，是压住自己，好好下功夫，慢慢出来，但一出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后劲源源不断，这才是真本事。这是第一句话：别发文章，后发制人，沉住气。

第二句话是这样。有一次，王瑶老师问我：“一天有多少小时？”我很奇怪老师怎么问这个，我说：“24小时”老师说：“对，只有24小时。因此这24小时怎么支配是个大问题。用在这个事情上的时间多了，用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就少了。不可样样求全。”我感觉很有道理。现在我悟他那句话，觉得今天很多优秀学者之所以不能在他们的学术之路上再进一步就是因为他们没意义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对于学者来说，物质生活条件能达到中上等就很不错了，不能再过高地要求了。有时候，今天开会，明天作讲座，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都是虚的，等时间一过，还是要看你的著作写得怎么样。我想你们大学生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个宿舍里，大家个个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做得不亦乐乎。有的人就慌了，坐不住了，“怎么只有我去图书馆啊？”其实有什么可慌的呢！正是要扎扎实实的才行呢！还有人想着当官，想着赚钱，这都是你一辈子要做的事呀！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当然，话说回来，为了温饱而去打工这我不反对，但在你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你有了饱饭吃，有了宿舍住，那就应该读书了，我还是觉得读书最重要。

第三句话是要挡住诱惑。当时是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的时候，王瑶先生跟我说：“钱理群，你现在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你在北大，你是王瑶的学生，这个时候你发文章很有利，但一定要挡住诱惑。如果每天去做那些没用的事，看起来很辉煌，但是时间一过只能是一事无成，这将是一生的悲哀。”这就告诉我，一定要善于抵挡住诱惑，抓住主要目标，弄清楚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这三次师训给了我很大的教益：一，别写文章，沉住气；二，有多少时间，想明白；三，拒绝诱惑。我感觉王瑶老师这三句话其实道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沉潜下来。一定要沉得住，潜下来。一个有大志向、大出息的人一定要认准目标沉潜下去。我将其概括为：沉潜到历史的深处，沉潜到学术的深处，沉潜到生活的深处，沉潜到生命的深处。“沉潜到历史的深处，沉潜到学术的深处，沉潜到生活的深处，沉潜到生命的深处”这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大境界，王瑶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做人与做学问的大境界。切不可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急功近利、浮躁虚华乃是做人、做学问的大忌。我们也不是不讲功利，但是要讲长远的功利。人活着，总是要有一些功利性的，但是要讲长远的功利，要着眼于自己长远的发展。沉下来，用通俗话讲，就是要练内功。大侠之大，一是在于他的定力。他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认准一个目标，他的心总是静的，因此他能够集中精力加强自我修养，练内功。而小侠却不是这样，总是张牙舞爪，学一点东西就试，大侠却是：“你等着我”一定要心无旁骛地练内功。

我就经常在跟我的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跟他们讲，“沉潜十年”，十年以后再说话！因此，我看好的人不是现在很火的那些人，而是那些真正沉潜下来默默无闻的人，我寄希望于这样的人，我也将在座各位看成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的经历实践了王瑶先生的这几句话。1960年的时候，我21岁，在1960——1978年之间，我准备了十八年。贵州是落后的，但落后未必没有落后的好处。这样的地方干扰少，诱惑少，有利于人逼近内心。王阳明当年是在贵州悟道的，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这决不是偶然的。在大自然当中，人更容易回到内心，外在的东西总是要转化成内在的东西。

我在北大也练了很多年，因为王瑶先生不准我发出声音来，我直到1985年才发出自己的声音，总是提醒自己：再等等，还没想好，还不成熟。

这样，我前21年是读书，然后练了25年的内功，又发声发了20年，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我过得很充实。

 

 

文字记录（下）

钱：

……那以后，王瑶先生便把我引入门了。在王瑶先生这一代学者的引领下，我慢慢成了一名学院派的学者，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却有一种新的强烈的危机感。学者的身份是我多年来奋斗的结果和一个归宿。但是，时间长了，我却感觉到一种疑虑、一种担忧、甚至一种恐惧。现在，有些学术规范是必要的，而有些是不必要的。慢慢地，可能会磨平学者的批判精神。这样一个学术权威很容易落入权力的网络，而现实生活中，知识压迫者往往是政治压迫者的合谋与附庸。

 

我这辈子曾经犯过三个重大的错误。其中有两个是在文革中犯下的。一个是把我父亲的照相毁了，另一个是在我成为著名学者以后犯的，在一次研究生面试上，有一个学生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但从专业角度看，我一听就知道他的看法其实很荒谬。我一再暗示他，可他却还是说个不停。于是，我利用我的专业优势，很严厉地连续问了他几个问题，于是他就很狼狈了。我开始时很得意，但当我看到他那种惊疑的，无法形容的目光时，我被震住了。最后这个学生几乎是含着眼泪走了出去。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是用我学术权威的身份来打压他。老师在专业上是可以批评学生的，这个当然。但关键是我当时的那种语气、那种神态……我当时非常难过。我将其视为一生中三大错误之一。当你成为一个学术权威以后，你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利用知识上的优势来打压别人。

 

当我成为一个名人之后，我发现我陷入了媒体的包围，或者说，陷入了“粉丝”的包围。我感觉我现在与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交流起来有障碍。我当年在贵州时，没有什么名气，我与青年人交流起来没有丝毫障碍，但现在，我跟贵州的朋友们交往起来就产生了障碍， 因为我们的地位不一样了。其实就是今天，我跟你们交流也还是存在障碍，因为我的地位限制了我。后来我就不爱上课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变成了“看与被看”的对象。我总觉得80年代跟21世纪的青年听我讲课就很不一样。现在北大的学生觉得我是名人，是北大的风景线，好像来北大不看一下钱理群就很遗憾了，其实我有什么可看的？对这一点我感觉非常悲哀。我非常为这个时代而痛苦，我向往的是我与青年人之间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共鸣。我内心非常想突破这个……这时，我又和鲁迅相遇了，跟他一样，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由此我发现了一些很尖锐的新问题：我是谁？我何以存在？我何以言说？我为谁写作？我与我脚下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是什么关系？这样，我感觉我抓住了学术的根本——学术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想，我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古人也都是历史的中间物，而我的研究是要做鲁迅和当代青年的桥梁。我总是跟学生说，你们要学会过河拆桥。我在北大开鲁迅的选修课，就是想让他们通过我了解鲁迅，自己去阅读鲁迅，得到自己的认识。                                     

 

有的时候，我的感情总是很复杂。我这辈子欠了年轻人很多债。我写过一本书，你们也许有人读过——《压在心灵上的坟》。文革后期，我在贵州被划成“右派”。有一个女学生，我跟她也没有过太多的交往，她为我辩护：“你们说的那些有的是谎话，钱老师不是那么说的，你们冤枉他了。”于是她就被划成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后来，她投水自杀了。这样，这座坟就压在我的心上，在我与青年人之间就永远隔着一座坟。这是文革后期的事。之后的“八九”也是一样。有人说“那几个学生就是听了钱理群的课才上街了”。这个话不无道理。毕竟是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启蒙，启蒙了那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受到我与青年人之间隔着那几具尸体。

 

第二个是，我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残酷的运动。有那么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学生，被打成“右派”，他们都丧失了“说话”的权利。“五•一九”你们现在恐怕已经不知道了吧？就是在1957年的5月19日，就在今天北京大学讲堂的门口，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以后，我们那一代中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被打倒了。我们那一代人里有很多比我优秀的，这个不是客气话，比如林昭，你们知道，这些人全部被那些运动搞得说不出话来。

另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优秀的人散落在民间。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要认为我们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优秀的，其实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在沉默着，他们发不出声音来。因为这些，我总感觉，幸而我活下来了，幸而我有一定的权力发出声音来。所以，我每次写作，都觉得背后有许多人在注视着我。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其实我以为，我们的任务是把苦难变成精神资源，而这个一定要通过深刻的反思。然而今天，我们社会当今的一种倾向，却是遗忘历史、割断历史。这是“强迫遗忘” ！当代人正在遗忘当代史啊！“强迫遗忘”尤其残酷，因为它让我们丢掉了两样东西：一是血的教训；一是优秀的思想。你们知道吗？你们当年的学长——“六四”时期的那批大学生，他们曾经做过很深刻的思考，可惜都被湮没了，这使得我们丧失了很多优秀的思想资源。

 

直到今天，我的心里还是存在三对矛盾。其中一个，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学者”与“精神界斗士”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我是很适合做学者的，我非常向往那种宁静的书斋生活。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讲，也就是“知识分子需要的，就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所以，我后来把自己的书房叫做“三一斋”。但我又无法放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我决定走出书斋里那种宁静的生活，肩负起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界斗士的责任。

 

与之相联系的是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的矛盾。思想者强调的是思想的彻底性。他不去管实践层面的事，我只是提出看法，我只对现行体制进行批判，至于具体怎么做，那是实践者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在时间上的超前性，才能保证思想本身的纯洁性。

而实践者强调的是妥协。人在现实中如果不妥协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我也去干了许多实际的事，比如编书、到中学任教。

 

第三个是，漂泊者与坚守者之间的矛盾。所谓漂泊者，也就是说到远方去发展。比如说你们现在，都是离开家乡到北京来发展。一方面，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远离了生养你们的土地；另一方面，眼前的城市却不属于你们，这样，人就由于认知的困难和强烈的陌生感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无根的状态。至于坚守者也就是说在本地发展的人。一个人是有根还是无根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在自己的家乡。如果一个人神在家乡但却时时刻刻想放弃本应坚守的生活那他还是无根的；相反，哪怕一个人离家有万里之遥，只要他能够源其初心，知道自己来自于何处，那么他一样是有根的。我实在觉得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为了寻找我自己的生存之根，在退休后我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到中学去教书，二是到贵州去，三是与青年志愿者们交往，通过这些事情，我感觉我对自己有了更为明确的把握。

 

2004年到2006年，我写出了《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这部著作里体现了这样两个概念：一个是寻根，一个是净土。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生命的里程碑。你们也许有人注意到了，我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有一个很长的后记。那些固然是后记，但那却也是我生命历程的墓志铭啊！

 

去年，我进行了我生命中的一次冒险之旅——去西藏。家里人都劝我不要去，他们认为我年纪大了，去西藏太危险。我跟老伴儿说：“如果不去西藏，我活着都觉得没意思”于是，她决定舍命陪君子了。西藏真的是一方净土。它有本色的大自然，那么本色的天，还有那么本色的水。西藏是我所说的净土，除了它自然的风景外，朝圣者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层意思。朝圣者就是追寻生命净土的人。现在的旅游搞得功利性很强，我不喜欢。我觉得旅游也应该是一种朝圣，这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境界。事实上，老一辈学者身上就有这种追寻生命净土的精神。巴金是这样，林庚也是这样。我常说，幸亏我们还有巴金，幸亏我们还有林庚。我刚说完，他们就都走了。巴金走了，林庚也走了。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能仰赖老人了。我们应该自己去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对于你们来说，这可能是太早了点吧，这或许是老年人的心态。但我仍然认为，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而美好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我就先讲到这吧。

 

下面为答疑部分的记录

 

义工：

钱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农村的一名学生。假期时我在家乡组织了一些同学进行文化普及的工作，但是我家乡的村民都很不理解。连我的邻居们也都认为：“他一个学生能干什么？”当时我们都很灰心，但最后还是坚持到了开学。我们要走的时候，竟然有村民来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还来啊？下次给我们看什么片子啊？”当时，我感觉自己的付出终久还是得到了回报。但我同时又担心：我们走了之后该怎么办？下次回来不是还要从头做起吗？所以，我想请问钱老师，您觉得应该怎样使农村的文化教育工作更好的开展呢？

钱：

我想你说的是一个问题。最好是能够发动当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继续你们的工作，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到农村体验生活、传播知识的传统。五四那一代人可以说是第一代人；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等人可以说是第二代人；抗战时期可以说是第三代人；我们这些30年代后出生的是第四代；知青是第五代人，到了你们这儿，应该说是第六代人了。但是，就是这么多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在农村传播知识和文化，中国农村文化落后的现实仍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雨后地皮湿”，还是老样子。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将内在资源和外在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义工：

钱老师您好！我是北师大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我在北师大附近的一所实验小学给孩子们讲授《弟子规》。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就是，我发现我所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用处不大，二者总是脱节的。有的时候我想把一些新的理论应用一下，却发现行不通。再者就是，我曾经给海淀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上过课。这些孩子怎么说呢，我其实感觉他们挺烦的。他们好像并不是因为想学知识才来上学，似乎是没事来这儿玩的。有一次我要给他们上语文课，他们说老师我们上音乐课吧，唱《两只蝴蝶》。我就感觉他们怎么这么成人化呢？！我问他们，“你们将来想做什么呀？”多数孩子是想回家，还有的就说长大以后和父母一样干点杂活就得了。我当时挺难受的。这两个问题是我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高中时老师想问的。当时，我们上课时，老师说：“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这代人从文革中逃出来了，不知道你们这代人还能不能逃出来。”我想请问钱老师，中国会向什么方向走呢？您认为文革还会不会再次发生？

钱：

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今天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很多，你们是从其中过来的，应该对自己所受的教育进行反省。中国当今的理论有很多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不免会和现实脱节。而你所学的教育学这个领域问题尤其的多。我想告诉你的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有很多东西还是要从现实中去摸索。

还有你提到的打工子弟的问题。我感觉你没有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来想问题。他们每天接受的信息与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跟实验小学的孩子一样，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这是很值得同情的。他们要唱歌，那就教他们唱歌嘛，不过我们不唱《两只蝴蝶》。你可以选一首歌词写得有教育意义、旋律又好听的来教他们，这样就可以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了。

至于你说到的文革会不会再发生的问题…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这种潜在的可能性。首先，我们都遗忘了文革这段历史，而且是强迫遗忘。文革年代的观念今天变化都不大，而且导致文革的体制没动或者说大致没有变化。所以我说这是危险的。今天网络有很多问题。我总感觉网络在线就像是大字报。网民总是自以为代表底层，我觉得真正的底层其实是上不了网的。网民认为，“我越没文化就越有道理”，结果，没文化的骂有文化的，这就是文革逻辑！所以，有志的青年一定要记住文革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防止文革一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义工：

钱老师，我以前很喜欢古典文化，高中时也看了一些书。但高三之后，因为学业的压力，我没有时间做其它的事情。那一段时期，看山都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了。本来我喜欢庄子，但那一段时间也看不进去。来北大以后，情感和思想也很浮躁，偶尔静下来了，感觉很好，过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总是找不到精神的归宿，我想请问您，应该怎样建立一种信仰呢？

钱：

信仰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要通过读几本书就建立一种信仰其实是不可能的。大学也只是一个准备阶段，一定要广泛地阅读。这种阅读的结果大致有两种：一是，找到某一个人的思想作为自己主要的精神支柱；二是，融会很多人的思想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有两个阶段。简单地说，第一个阶段是“进去”。中国古代文化有这样一个特点——重感悟。这就是说，单单读了还不行，还得悟。这往往就要看缘分了。有的时候你读了，但是看不透，这就没办法了。曾经有一个学生要研究佛学，我跟他说：“你准备失败吧。”因为首先佛经就很难懂，其次，就算你读懂了经，也不一定就明白它深层的内涵。这东西领悟力不够是不行的。第二个阶段是出不出得来。光进去还不行，还得出来才行啊…  

（义工问：老师，为什么要出来啊？）

这个很简单，你变成他有什么意思啊？咱们前边不是说读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就说我跟鲁迅吧：第一，我进去了（这可是个很高的评价）。我是很想出来，但只是部分地出来了，整体没出来。有人评价我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之下。”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但对我而言却很悲哀。想不想跳和能不能跳是两个问题，这要根据自己的能量而定。毕竟，他们是“大家”，而我们是普通人。现在有的人不考虑自己的能量大小，肆意地批判鲁迅，在我看来，他们的批判都没有找到鲁迅的要害。比如说什么“鲁迅脾气不好”啦，“对梅兰芳的看法片面”啦，“狭隘、偏激”啦…什么的，我觉得都没有找到鲁迅的要害，谈的只是些小问题。其实，我觉得鲁迅很有可能恰好是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很有可能鲁迅的弱点就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我听你的想法，感觉你最大的问题还是浮躁。对建立个人信仰这种大事，希望很短时间内，很快地完成，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首先，你们要把阅读面扩大，把以前所受的教育全部悬置起来，把脑子挖空，这也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空”，然后尽可能地阅读，不要带任何成见，不要那么早就皈依什么东西。你对庄子皈依得太早了，如果以后你把它抛弃了也很正常。当然，“宽”之后还要选一二个大家深入研究，一定要选大师的经典，必须如此。

郝：

钱老师，我也有个问题想问您。世尊当年悟道时所说的“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我感觉这里的“苦”其实是生命中很真切的体验，应该不是虚玄的吧？

钱：

实际体会的确很重要。这个体验不是经历，而是一种心灵的东西。经验只是阅历丰富，而内心体验的丰富性与否却更重要。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进入抽象阶段，那就是一种沉思了。

义工：

钱老师，您好！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我不自觉地对西方分析式的思维有一种摒弃。通过您刚才的讲解，我感觉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可能也存在根子上的问题，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钱：

我感觉，根据北大的精神，对西方的东西还是不要排斥。中国文化是个大概念，它包括多种文化。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传统的东西其实在当初也是被引进的外来文化。

年轻人还是要多吸收，不要有太多的成见。对个人口味来说，当然可以有选择地看，不过，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应该适当地收缩了。

郝：

好的，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请钱老师就讲到这里，感谢钱老师抽出时间来我们学堂做客，希望以后您能够再次光临学堂和我们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