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给母亲的820个吻

　　本报记者 张建伟

　　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从第一次之后，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接下来的4年间，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于全兴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820组照片上的真实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

　　“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起来，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底片太多，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大约有10万张，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

　　“她叫王生花。”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

　　王生花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600块钱，给丈夫看病。熬到去年，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找到第二天中午，骡子找到了，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引发严重头疼，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于全兴问。

　　“只有它还能帮我一把。”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

　　讲罢这个骡子的故事，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

　　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丈夫死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

　　“搬砖。”母亲说。

　　当地有砖瓦厂，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烧时要人，不烧就不要。搬一天砖，9个小时，挣12块钱。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一年干下来，她的收入是500元，债务是3000元。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马玉梅说，“我没念过书，受苦。娃念了书，就不受苦了。”说时，她的眼里闪着光。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都这样，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