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雪灾救助活动启示
兼谈新一代理想主义者和老一代理想主义者
钱理群

          

  

 

2008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中国人过了一个充满不安的春节，也唤起了最初的自救救人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耽学堂发起了一个“春节临时救助活动”，在社会上募集了数量并不多的救助款，分发给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义工（志愿者），数额在一百元到三百元之间，要求他们救助给周围需要救助的人，并把救助过程和自己的观察、思考，内心活动如实记录下来，并最终集成《2008年春节临时救助活动纪实汇编》。一耽学堂的总干事逄飞先生将汇编送给了我。我读了以后大受感动，深得启发，对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的青年志愿者运动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当时就想把它写下来，但接踵而至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全球经济危机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文章也就始终没有写成，但心里却一直惦着这件事。而且事后来看，年初的雪灾其实是预示着2008年的“多灾多难”的，而春节的这次救助活动实际也是2008年举国举世瞩目的志愿者行动的一个先声。因此，在准备将我写在2008年的文字汇集成书时，就想到应该把这篇“雪灾救助的启示”补写出来，也算是我也参与了的一段历史的记录吧。

按原定的计划，准备谈四个问题。

（一）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正如一位年轻朋友所说，这次春节救助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救助”，[1]一切都要“一个人去面对”，这就意味着“义工一个人就可以做起来”，也就是“慎独其身”。[2]据说这是一耽学堂的一个信条。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与实践。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命题：“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与另一个人发生一种关联？”[3]首先，就要去“寻找”。这几乎是所有参与活动的义工都要遇到的问题：“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真要做起来，就有了许多的想不到的困难与曲折。这是为什么？原来“身边的人、事往往都是擦肩而过，更何况我们是多么容易忽略边缘地带、边缘人群”。[4]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只关心自己，自己的家庭，三五个同学，朋友，我们所感觉的范围其实是极为狭窄的，但我们却“不免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人”和周围的广大世界里的“人”是隔膜的。因此，真正要找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打破隔膜，首先需要的是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视野。于是，义工们走出了家门，到村寨里去访贫问苦，到养老院去看望孤寡老人，到大街去和流浪汉、乞丐交谈，用眼睛去看，用心去发现。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过程。一位义工说，他在寻找中真正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艰辛，在灾难面前的无奈”。[5]尽管这样的感受、认识还是初步的，但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正像另一位义工所说，“忽然发现关注生活的眼光都不同了：我开始观察并‘看见’平常被忽略的社会的另一面，那些歌舞升平、光明敞亮之下的卑微、苦难和黑暗。我密切注视昆明电视台最受群众欢迎、有直接的申报救急栏目的《街头巷尾》《都市条形码》节目，我上街散步时开始观察那些乞讨的人，街上相互搀扶的残疾人，我仔细看人们的眼神、衣着、表情……连同我的父亲也开始关注报纸、电视中的讯息”。[6]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自我质问：“我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帮助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吗？我怎么在不伤害对方自尊心的情况下帮助对方？……”，尽管这样的质问难有答案，但至少表明我们的义工的思考中，不只是有“我”还有“对方”，他们在努力地寻找真正的心灵的沟通与理解，这或许是更重要的。而且还有自我反省：“我自认还是个善良的人，平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也会尽自己之力。可是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个性特点，更多的时候，我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的善心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的，很少主动地去付诸实施”。[7]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的爱心变成行动，而且要把“为别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8]也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要使志愿者（义工）行动变成“习惯”：“把这种关爱、服务精神真正成为自我生命的内在需要，以至变成近于本能的反应：看见有人需要帮助，就不加考虑，自然而然地伸手相助。于是，这样的志愿服务，就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积极参与志愿者的有组织的活动，而且一人独处时也会随时随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服务”。[9]这次春节救助活动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它所倡导的“个体对个体的救助”，就是一种“一人独处”时的习惯性志愿服务，如其倡议书所说：“见孤老病苦人，我应尽一份力！见鳏寡流离人，我应尽一份力！见无望失助者，我应尽一份力！见困急危殆，我应尽一份力！见我心不忍，我应尽一份力！知我力不及，我尽我心！知我心无悔，我尽全力！”[10]一位参与活动的义工说得很好：“做好事要顺其自然，恰到好处，不露声色，润物无声式的，那种太明显的，痕迹太重的，反而让我不安”。[11]这里所说的“顺其自然，恰到好处，不露声色，润物无声”等等，都是习惯性志愿服务所应达到的境界。——当然，在最初倡导时也不免要造些声势，但它最终还是要返朴归真，使随时随地“帮助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成为我们每个人精神素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成为习惯，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二）寻求心灵上相契相感

许多义工都谈到，他们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首先得到的反应是“怀疑的眼神和委婉的谢绝”，或者“沉默”，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感到困惑。

他们遇到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中国的志愿者（义工）运动所必然遇到，也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位义工在他的总结里，提出了一个“官民心态”的概念，很值得深思。

首先是“官员的不作为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些官员可以多为民勤政的时候，他们却不知所踪”。[12]这样的冷漠和官员们对“招商引资”的过度热情、趋之若鹜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但就是这样的巨大反差暴露了我们的政府职能的根本错位：为社会，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本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而“招商引资”本应是市场行为，是不应由政府主导的。政府的失职是今天中国社会救助问题如此严重的症结所在，这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并正视的。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国民。义工们遇到的还有周围的人的冷漠，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却要去管那些连政府也不管，甚至自己的子女也不去管的残疾老人，这是许多人都不理解的，甚至要怀疑其动机，这都对义工形成了精神的压力。于是，又产生了这样的追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心里富裕”了吗？[13]这也是暴露了中国的改革，以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

更使得年轻的义工难以理解与接受的，是被救助者的拒绝或怀疑。一位义工说，当他意识到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防卫心理很强，不容易去相信别人”时，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和迷惑的。[14]这样的“防卫心理”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这些年从政府到社会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欺骗难道还少吗？在当今的中国，有多少种力量在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的旗号，为自己谋利，又不断继续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能不“防卫”吗？而这样的“防卫心理”，却又确实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心理的危机：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这是会导致社会危机的。

其实，连义工自己也不能不有所防卫。一位义工谈到，他去救助街上的乞丐时，是心怀“不安”的，他害怕遇到“假乞丐”，并由此而想到：“当那些‘假乞丐’剥夺了真正困难者生存的最后办法，连社会中人们最后一点怜悯心都要被玷污，我们最后一块同情的空间都不得不带上‘打假’的紧箍咒时”，他的心里是感到深深的“悲哀”的。[15]

心灵的“相契相感”，“感通心地”，[16]这大概是所有的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义工共同的追求。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在当今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义工和政府官员，义工和周围的人之间，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要达到这样的心灵的“相契相感”，是极其困难的，需要长期而艰苦的社会改造和人心改造，人与人关系的改造。但我们又不能等待，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这样的心灵并不相契相感的社会环境下，坚持救助行动本身就是一个“绝望的反抗”，是改造社会，改造人心与人和人关系的开始。这也是这次和类似的救助行动的意义所在。

（三）根本的意义在于传播爱心

这也是义工们在参与救助活动时，经常质疑自己的：个人的救助行为究竟有多大作用？

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社会救助的根本责任在政府。正像一位义工所说，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过分强调民间救助的作用，就会为在客观上为政府开脱责任，“掩饰了事件本身的残酷，甚至粉饰了太平”。[17]

在看清自己的限度，即我们的救助不可能根本解决被救助者的困难，只是“杯水车薪”之后，也不可忽视这“杯水车薪”的作用：送去的是我们的爱心，这却是生命的活水和火种。很多义工都谈到，他们在一些孤寡老人无人照看，有的连子女也将他们抛弃，因而处于极度孤独，情感也受到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及时给予救助和关怀，就使绝望中的老人发出了微笑，“燃起了希望”，如一位老人所说：“活这么久，总算感到了真正的温暖”。[18]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义工救助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传播爱心”。[19]

不可小看了这“传播爱心”的意义。在我看来，这背后有两个理念，很可以琢磨。首先是“做公益，应该先从治人治心开始”，[20]“人们物质上的匮乏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改善生活状态，而人的精神的亏乏更难解决”，也就更需要精神的救助。[21]而且就救助本身而言，最重要的，也是“唤起被帮助人的自信”，激发出他自身的自救力量。[22]

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播爱心”的任务和功能，也内在地决定了义工（志愿者）的本质本性：它的一切都必须从“爱心”出发，每一个义工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爱”——对社会，对他人，对被救助者的爱，来参加救助活动的。这样的“爱心”是内发的，不是强加的，也不是因为受了诱惑；是不求偿报，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这样才会是真正“自愿”的。离开了这样的内发的、无功利的爱心，义工的公益活动，就会走样。这正是许多义工所警惕的：“搀杂了太多的功利的东西，‘公益+文化’的理念就会变质”。[23]一位义工在谈到“看到身边不少同学参加公益活动只是为了争名夺利”时，更是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担忧。[24]而且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过，当志愿者成为一种力量，一种时尚时，就会有被控制，被利用，被搀假而变形变质的危险。因此，越是在发展条件比较好的时候，越要坚守自己的本性：自愿性，民间性，而这样的自愿性、民间性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义工的“爱心”。[25]

（四）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

义工都是理想主义者：这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志愿者的本质与本性。

我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老理想主义者，我和一耽学堂和其他志愿者组织的年轻朋友的交往，也包括正在写的这篇文章，都是新、老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对话。而且我总是在思考新、老理想主义者的相同与相异。这也是我在读这本《汇编》时的一个特别关注点。于是，我注意到了参加这次救助活动的义工们的如下自白——

“要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底层关怀、平民视角，保有这样一种行动的勇气和韧性”。

    “相信并敢于自己去行动，去面对这个社会，并着重这种点滴的力量”。[26]

“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心源出发，从生活中得到锻炼，自我升华，体味生命”。[27]

这里所说的“面对现实”，“底层关怀”，“平民视角”，“行动勇气和韧性”，大概是新、老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点，这里或许存在着某种精神的传承，人们比较容易注意，这里就不再多说。

我要讨论的是，尽管“从身边小事做起”，“着重点滴的力量”，追求“自我升华”，是新、老理想主义的共同点，如我多次说过的，鲁迅（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就最重视“从小事做起”，但像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还受过革命的教育，就有着另外一些也应该说是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是乌托邦主义）的信念与追求。这是和今天的新理想主义者大不相同的。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们相信并追求“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除社会弊端。因此，我们期待革命，而且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相信在一个新政权下，可以通过“不断革命”来“消灭”一切不符合我们理想的“旧事物”（实际上也要同时“消灭”一切“旧人物”），以建立一个绝对理想的，纯净的，无弊端，无缺陷的“新社会”。总之，我们追求“彻底”，就拒绝一切“点滴”的改良；追求“一劳永逸”，就拒绝逐步的，“渐进”的改革。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彻底革命”的“理想”之路，不仅是一个不可能真正变为现实的乌托邦，而且它的现实实现却是新的屠戮、新的专制。这样的由“理想主义”向“专制主义”的转化的历史教训，是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吸取的。

其次，我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未来”，“明天”的“理想世界”，并且信奉这样的“革命伦理”：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牺牲今天。

其三，我们还相信，为了美好的理想，必须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而历史却证明，这样的“牺牲观”最容易受骗，被利用，并且常常被引导在“革命理想”旗号下作出许多违心的事情。这样的教训，也是不能忘记的。

历史的进步，已经使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前辈理想主义者的传统的同时，还能吸取我们的教训，作出新的选择：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着重点滴的力量”，“从小事做起”；从改变现在做起，不仅追求美好的明天，更追求美好的今天；把关爱他人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救人与救己结合起来，在参与公益事业中“自我升华，体味生命”，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这大概就是这次春节临时救助活动，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2009年4月11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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