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总干事接受邀请，参加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北京国学院专家研讨会”（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五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市委常委梁伟同志到会，北京市团委书记王少峰主持。会前总干事写了一个发言简纲，会后又补充完备，形成这一篇《建言》。

从这篇《建言》可以了解一耽学堂的事业追求和我们多年实践所形成的文化观、公益观、社会观；作为一份学习材料，既适合我们的义工学习，也适合社会各界、尤其各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和草根NGO参考，欢迎大家广泛传播。

 

1、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需要一个全新的工作格局。“文化”、“公益”、“青年”是这个事业的三个主要方面。而且，通过一耽学堂的实践和与多种同期社会其他工作模式的横向观察比较，我发现，“文化+公益+青年”是最有活力、最有建设性的工作理念、工作模式；

 

2、从资源的兼容、相适应与亲和度来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今天的社会工作事业推进的需要，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点上的契合，也有共同工作努力目标上的契合）；可以说，用“社会工作的办法”来做“文化和教育的公益事业”是最优的和唯一可行的办法；

 

3、“使文化有新生命，使公益有新价值”——推进本土公益事业发展，推进人文教化事业发展，“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以公益建设文化，以文教引领公益，是现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希望，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希望；

 

4、2008之后，社会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非常有利、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关键期，因为“文化的信心、资源和力量与公益的信心、资源和力量正渐渐汇聚合流”，这将发生新的力量，产生新的希望，我们必须把握重要机遇；

 

5、找到战略关键期的启动项目，然后一节一节的，像拉杆天线一样，产生一系列连动，带出一系列内容。它必须是“中性的”，可以广泛发动，同时又有丰富的人文内蕴，既有本土特色，又为其他文化所认同接受，又能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等等（一耽学堂的“晨读系列”（如青年晨读、社区公园市民公益健身晨读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建议首先从“提振正气”的“晨读系列”开头）；

 

6、文化公益事业的项目群设计应当是一个有机体，这样它的社会动员才能充分，它的社会效益才能最大；我们的经验是，所有设计核心理念应当有 “语言、人和社会”的整体考量（语言指母语，人是志愿者、义工，社会是基层的社区、社群），“语言、人和社会”是“软实力建设”的主要指标和根本落脚；

 

7、现階段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课题是“社会心理的修复、激活和创生”。因而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切忌形态标榜或主观认定，需要的是“春风化雨”，既能包容，又能适时引导，是“温养”和“提振”，“陪着大家一起走过来”，坚持“老中青少一盘棋”，坚持“古今中外一本书”，对此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加深体会；

 

8、总之，围绕着“公共道德与生活伦理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教化”、围绕着“社群生活的养成和改造”来展开我们的工作，并且是在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自然而然的、心情畅快的过程中来实现“全体社会的价值引导与价值创造”；

 

9、在这十年间，经过社会各界多年呼吁和推动，尤其是民间的努力，已经有不少的准备或铺垫。在现有基础上，集合一切积极的方面，以新的视野、新的高度、新的水准来推进社会工作的新境界，然而，在这中间迫切的需要一个转换，即“深化志愿精神的人文解读”——通过深度解读，找到与“以现代公民社会人文教化为使命的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相匹配的“志愿精神”或者“义工精神”，找到我们自己社会事业的精神支点；

 

10、志愿精神是个宝。通过深度解读，回归百姓日用常态，回归道义和良知，回归一种人生态度，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通过挖掘和赋予道德的内涵，可以实现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一致和根本关联，从而实现现代要素和本土文化的对接，回归“中国精神”；通过深度解读，我们的工作将别开生面，处处有生机；

 

11、做社会工作首先是要有真性情、真精神、真力量，不怕用“笨办法”（即“一个人、一个人的做工作”），精神性的事业只有感召，相信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种子，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心的真诚与感动，这种相信和信任，本身就是无私、就是大爱，它是文明教化的基石；

 

12、注意有策略地培育、引导和发展草根志愿者、义工和NGO团队、自组织。“草根模式”是基层社会一线工作的常规模式和主要力量——小团队、小团体，甚至于一二个人、二三个人，低成本，甚至“无本”，但有较高周边社群影响，有感召力，能引起共鸣，易于模仿、复制，带动范围广，能形成连续叠加效应，对这样的模式和操作我们应有清楚的研究和把握；

 

13、促进“社会和人的健康”—— 一线工作要求温情细腻和理性开放，加注温暖和幸福，体现尊严和价值，鼓励开放社会的公共参与，增加公民与公民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国家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精神联系，减少边缘群体和不健康的亚文化群落；

 

14、传统文化，我理解是一种民族记忆，属于国家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的一次性资源。从社会工作和社会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它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原基性的土壤”。但是，目前这种“财富的开发”存在着严重浪费、错误使用甚而使其贬值、消耗。主因是“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没有找到“现代社会的出口”，这引致众多困境和尴尬，操作中很容易“跑偏”，很难一下子抓得住；

 

15、传统文化，是文化社会的助推剂、导索和燃火点，它蕴涵着有生命力的空间、资源和力量。这是一个长期的建设性的过程，我们应当采取珍惜的态度，并且学会珍惜的方法——需要“节制和有序”，需要“渐进和释放”，需要“提前量”和“大尺度”，需要全局和细节通盘考虑，立体推进，等等，简言之，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方法论；

 

16、传统文化本身有一种隐秘起来的弹性和灵活度，在这里我们找得到人文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相通，中国精神与世界精神的相通；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那么必有“世界公民”的考量，这一定程度的代表了未来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以及中国可能对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所能够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处理好中国道路自身发展中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对现代公民社会与本土公益事业、重建基层社会教化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准备；

 

17、深入反思10年文化热（2001—2005“读经热”和2005—2009“国学热”），应当引入“大社会、大教育”概念——即社会的自我教育或者自我教化。因为社会和社会教化的缺失、缺位，已经导致部分民间文化选择的盲从混乱和非常规、非理性行为，并由之而不断地大批量产生“受伤害的好人”、“失去组织的游魂”和“切割民间的非亲和、非友善力量”，这些在今天应当细致总结，并引以为戒；

 

18、儿童、青少年教育是一个着力点，但它又只是一种反映而已——实质是社会问题、成人问题；如果只抓一头，则无论形式、内容都非常容易流于僵化、道德灌输，会走错路，做“死”了；需要注意和现有学校教育、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联、互动与深度回应；同时，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其实也包括对成人和社会），重要一点，就是不要 “总拿社会说事儿”（许多专家擅长于此），这是一种最拙劣、最软弱的文化表演，虽耸动一时，长远来看，将产生更多欺骗和虚伪；

 

19、在常设咨议团队中，建议不受专业界别限制，不求虚名，引入“公共人士”（甚至不分国籍）——有德行的美誉度、有民声民望的人，而不是一大堆令人倒胃口的“教授”头衔；关于定名问题，“国学院”是一个名字，“中华文化传习中心”或“中国文化传习中心”也可以参考；

 

20、主持人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工作会比较长期，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需要一种生命境界、一种道义担当、一种行者精神；既有政策水平，更要有一线的社工经验，“人性人心的感格相交”，真正理解一线的志愿者、义工，还要懂一些哲学、教育和社会，有中西文化的“理解和同情”，是一个合格的21世纪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