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实践是中国学问的基石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座谈简纲

 

2010年76下午,受李存山老师邀请,总干事、王雷生、罗容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各位同仁共同座谈一耽学堂十年实践的经验和理念,以及十年间文化热分析及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等。以下为座谈后整理简纲。

 

道义实践是中国学问的基石。

 

从事教育教化工作,是古人所谓“君子天命”。

每一时代精神创造或每一种有价值学说,都从此而来。

 

“道的理想”在现代文明世界成为“社会的事情”。

 

志愿精神,或者义工精神,使一件事情变得简单和自然。

这是现时困境中的人类正在找寻的一个出路,一条大道。

简从世人。

 

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社会工作大有可为。

正好从头来,从精神和心灵的一线做功夫,改造自己,顺便的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学术。

中国能好了,世界也会好了。

 

中国哲学领域现在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这也正好带来学术自新和学术创造。

比如,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或者朋友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群生活样式?是不是可以称作“学团”?现代中国社会,不是政治团体,不是宗教团体,不是经济利益团体,那么,人们还可以过一种什么样的团体生活?孔子是不是在这方面是一个榜样呢?“学团”在今天是否有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好象不是一个很深奥的学术问题,但其实是很根本的文化理解和文化传承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

再比如,伦理和道德,“絜矩之道”,具有一种善的感动和良知积聚的作用,使人的“情志的生命”最为饱满和简约,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无论怎样“起念作意”,都有主体,不致散乱溃亡,现在社会以及环境的种种危机之下,我们宣传节约和低碳,其实,“心念的减省”才是根本之根本。当然,这样的研究要以个人体证和社会实践为基础。

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都属于“原初的问题”,对此是否有认知,将直接的影响到中国哲学研究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具备深度现实人性关怀的品质,等等。

 

我们事业的困难,在人性,人性的艰难,三千年没有变过。

 


道义实践的社会学

——总干事和台湾社会学教授林端先生一席谈

2010年716,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林端博士及夫人来访学堂,与总干事就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等相关议题交流看法,尤其对一耽学堂十年实践经验充满兴趣。上下午两次谈话,林端夫妇提问、总干事讲述为主,内容丰富。现在根据回忆整理一部分(有较多延伸),以和各地的义工们分享。

 

——今天的中国社会像一个大的试验场,人文科学的时代精神是否能够得以发扬光大,根本是要回到社会学的起点,建立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发现中国社会土壤的文化范例和精神标本

——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及其创造,根子在一个问题上,以社会观为基础的文化观,以人生观为前提的教育观,这一点我们现在应当清楚了。

——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学,我把它称作道义实践的社会学,或者人文教化的社会学,这个社会学,是一耽学堂人文重建理想和使命的现实依据。

——这个社会学应当是有人性的、有良心的社会学,换句话说,应当是从人性和良心出发,而不是简单的从社会概念、社会效率和社会问题出发,是从现象而回归生命的事实。

——我的社会学观照,主要是这样看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其深刻的来由,每一样东西都有用,每一样东西的价值都是独特而需要挖掘,都有其终极意义,最为关键的是,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得上,而且要适得其所、恰如其分。历史的潜流就这样的蕴涵在每一部分上,社会的合力也就这样的体现在每一部分上。

——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社会的作用和安排而重建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秩序。社会的最底层的基质,是社会中的人的文化和历史记忆。解读社会中的真实的人,首先是文化和历史的,其次是政治和社会的,再其次是经济和市场的,是这样一个层次。

 

——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十三、四亿人,粗略而言,是四个人,老、中、青、少,这种看似简化的划分,其实是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十年道义实践所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其实,老、中、青、少,各自代表一种传统,代表一种记忆,代表一种潜在的资源,同时,也代表一种社会形式和社会动因。也是传统,一种未来的传统。

——中国近世以来的文化是分层的,而不是断层的。文化断层的说法,肤浅而易误导。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建设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新的定位、新的启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创造,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暂时性遗忘和悬空搁置的内容非常之多,这在中国社会尤其明显

——这里,要出现一个更深入一些的发现,我叫做社会势能,就像垒起的大坝蓄满了水一样,因为不同的落差而积聚不同的势能,我们必须善于观察和善于引导。而标准就是合乎道义。

——在有关传统文化的社会意识长时期空白之后,以基础教育改革诉求和社会道德建设呼吁为突破契机,这一领域开始苏醒和松动,如何启动和引导,考验着中国社会的全体智慧。

——“空白,不等于没有,其本身即有巨大势能——属于原初和原创的动能

——其实,虽然没有经历传统文化的教育而最有资格学习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就是红旗下长大的根正苗红的一代人。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6070岁)在没有任何有关传统的概念(除了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情况下走过了人生风风雨雨,一样实现了人生的觉悟、一样具有了道德的高度,这一方面说明了道德的超越性,它和具体的人的具体生活过程有关,而不首先起决于形态的东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常道常法,不离百姓日用常行。

——我在江苏南通碰到一位积极宣传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太太,是佛教居士,她说毛主席是她学佛的引路人,她年轻时候周围人和人的关系干净、纯粹,人帮助人,人对人好,这些经历对她不只是记忆,已成为灵魂,所以当社会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时她就自己要去寻找心灵净土。革命年代已经过去,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不复存在,而沉默大地上却依然留下了如同金子般的生命足迹。

——“社会势能的疏解、导向一方面是需要大尺度、长远眼界,需要智慧的发展观,但更为根本的是在原初和原创的动能启动之初的的契合相应,而这又必须以生命的高度纯粹来实践体认,即必须是道义担当。

——在道义担当的程度上说,一切现成,一切具足,一切够用,没有埋怨,没有牢骚,没有发泄,一切刚刚好,一切正正好,一切现在好。这也是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实践与其他常常牢骚满腹、观点意见满天飞、喜欢小圈子的传统文化热心分子最大的不同吧。

——“社会势能是历史资源,唯大公之心、大道之行可以担当体认。有人举传统而对立五四,还有一种,认为建国以来传统文化就断了,等等,这些浅薄之论如泛滥流行便同于在坝的底端凿洞,结果是要势能消耗、资源流失,实际等于破坏性质。

——我们反对那些意识形态的、政治幻想的纠结,也反对人的怯懦和假学究式的虚狂,反对那些即无识见之明,又少行动之力的消极和反面的东西。

——现在,这十年间,大陆的所谓传统文化热,因为找不到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或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虽然形式上好像此起彼伏,但往往只是热闹一下,需要好好反省、好好总结。

 

——中国广土众民,在现代化道路上,一方面历史资源多,而同时未来又是很大空白,在可能有许多包袱的情况下又需要有一个与时与人的繁密的创制,这样的情形决定了我们的每一步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人民实践和人民创造的路线,无论是政治革命、经济改革,还是文化建设。就此而论,毛时代在今天还有它的启示性意义。

——我最近的时间和精力在做老年人工作上较多。老年人是宝,可是社会太轻视和忽略我们的老年人了,其实他们是推进革命传统人文传统融会的一代,是今天中国文化重建、重新扎根、重新生长的开端性力量,遗忘他们,不能认识他们,是我们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可悲与错误。我在学堂拜老活动中讲,他们是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是活传统活历史

 

——离开社会学的实践和考察,就没有中国学问的创造再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时代命题,就没有中国思想的现实价值。

——以道义实践为前提的社会学智慧观照,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中,人文理想和社会教化具体和真实的可能性,能够看到方向,能够找到方法。在智慧观照中,一切现成,一切够用。(从01年我就对义工宣讲,可惜识者不多,因各人心志性情迥异大矣。)
    ——
这种道义实践的社会学,或者人文教化的社会学,体现了人性的原则和历史

的原则,首先是有关社会整体的未来设计和未来决断,在初始点上就和每一部分社会群体都有内在深刻关联,没有人道主义的丢弃和遗失,并且,在不同标尺的传统度量中以最优的一体结构过程而保存和实现了各种层面、各种群体相关社会记忆的内在延续和崭新升华。

 

——孔夫子的时代,有关政治、学问和天下平治的期待,还在一条道上,古者治教未分,官师合一(钱穆)。

——现代社会,政治和人群生活并不完全对等和直接相应,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提供了极其有弹性的社群自主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个公共的、有些中性化、可以产生独立的价值引导的生活空间就是我们开展道义实践的社会工作场域。

——在今天,一个优秀的文化人应当是一个义工,一个优秀的义工应当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应当有他的人文理想和道义实践。

 

——没有道义实践,就没有智慧观照,也谈不上人文怀抱。

 


 

关于怎样办好“北京国学院”的建言

 

2010年312下午,总干事接受邀请,参加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北京国学院专家研讨会”(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五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市委常委梁伟同志到会,北京市团委书记王少峰主持。会前总干事写了一个发言简纲,会后又补充完备,形成这一篇《建言》。

从这篇《建言》可以了解一耽学堂的事业追求和我们多年实践所形成的文化观、公益观、社会观;作为一份学习材料,既适合我们的义工学习,也适合社会各界、尤其各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和草根NGO参考,欢迎大家广泛传播。

 

1、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需要一个全新的工作格局。“文化”、“公益”、“青年”是这个事业的三个主要方面。而且,通过一耽学堂的实践和与多种同期社会其他工作模式的横向观察比较,我发现,“文化+公益+青年”是最有活力、最有建设性的工作理念、工作模式;

 

2、从资源的兼容、相适应与亲和度来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今天的社会工作事业推进的需要,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点上的契合,也有共同工作努力目标上的契合);可以说,用“社会工作的办法”来做“文化和教育的公益事业”是最优的和唯一可行的办法;

 

3、“使文化有新生命,使公益有新价值”——推进本土公益事业发展,推进人文教化事业发展,“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以公益建设文化,以文教引领公益,是现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希望,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希望;

 

42008之后,社会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非常有利、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关键期,因为“文化的信心、资源和力量与公益的信心、资源和力量正渐渐汇聚合流”,这将发生新的力量,产生新的希望,我们必须把握重要机遇;

 

5、找到战略关键期的启动项目,然后一节一节的,像拉杆天线一样,产生一系列连动,带出一系列内容。它必须是“中性的”,可以广泛发动,同时又有丰富的人文内蕴,既有本土特色,又为其他文化所认同接受,又能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等等(一耽学堂的“晨读系列”(如青年晨读、社区公园市民公益健身晨读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建议首先从“提振正气”的“晨读系列”开头);

 

6、文化公益事业的项目群设计应当是一个有机体,这样它的社会动员才能充分,它的社会效益才能最大;我们的经验是,所有设计核心理念应当有 “语言、人和社会”的整体考量(语言指母语,人是志愿者、义工,社会是基层的社区、社群),“语言、人和社会”是“软实力建设”的主要指标和根本落脚;

 

7、现階段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课题是“社会心理的修复、激活和创生”。因而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切忌形态标榜或主观认定,需要的是“春风化雨”,既能包容,又能适时引导,是“温养”和“提振”,“陪着大家一起走过来”,坚持“老中青少一盘棋”,坚持“古今中外一本书”,对此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加深体会;

 

8、总之,围绕着“公共道德与生活伦理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教化”、围绕着“社群生活的养成和改造”来展开我们的工作,并且是在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自然而然的、心情畅快的过程中来实现“全体社会的价值引导与价值创造”;

 

9、在这十年间,经过社会各界多年呼吁和推动,尤其是民间的努力,已经有不少的准备或铺垫。在现有基础上,集合一切积极的方面,以新的视野、新的高度、新的水准来推进社会工作的新境界,然而,在这中间迫切的需要一个转换,即“深化志愿精神的人文解读”——通过深度解读,找到与“以现代公民社会人文教化为使命的中国本土公益事业”相匹配的“志愿精神”或者“义工精神”,找到我们自己社会事业的精神支点;

 

10、志愿精神是个宝。通过深度解读,回归百姓日用常态,回归道义和良知,回归一种人生态度,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通过挖掘和赋予道德的内涵,可以实现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一致和根本关联,从而实现现代要素和本土文化的对接,回归“中国精神”;通过深度解读,我们的工作将别开生面,处处有生机;

 

11、做社会工作首先是要有真性情、真精神、真力量,不怕用“笨办法”(即“一个人、一个人的做工作”),精神性的事业只有感召,相信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种子,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心的真诚与感动,这种相信和信任,本身就是无私、就是大爱,它是文明教化的基石;

 

12、注意有策略地培育、引导和发展草根志愿者、义工和NGO团队、自组织。“草根模式”是基层社会一线工作的常规模式和主要力量——小团队、小团体,甚至于一二个人、二三个人,低成本,甚至“无本”,但有较高周边社群影响,有感召力,能引起共鸣,易于模仿、复制,带动范围广,能形成连续叠加效应,对这样的模式和操作我们应有清楚的研究和把握;

 

13、促进“社会和人的健康”—— 一线工作要求温情细腻和理性开放,加注温暖和幸福,体现尊严和价值,鼓励开放社会的公共参与,增加公民与公民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国家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精神联系,减少边缘群体和不健康的亚文化群落;

 

14、传统文化,我理解是一种民族记忆,属于国家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的一次性资源。从社会工作和社会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它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原基性的土壤”。但是,目前这种“财富的开发”存在着严重浪费、错误使用甚而使其贬值、消耗。主因是“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没有找到“现代社会的出口”,这引致众多困境和尴尬,操作中很容易“跑偏”,很难一下子抓得住;

 

15、传统文化,是文化社会的助推剂、导索和燃火点,它蕴涵着有生命力的空间、资源和力量。这是一个长期的建设性的过程,我们应当采取珍惜的态度,并且学会珍惜的方法——需要“节制和有序”,需要“渐进和释放”,需要“提前量”和“大尺度”,需要全局和细节通盘考虑,立体推进,等等,简言之,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方法论;

 

16、传统文化本身有一种隐秘起来的弹性和灵活度,在这里我们找得到人文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相通,中国精神与世界精神的相通;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那么必有“世界公民”的考量,这一定程度的代表了未来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以及中国可能对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所能够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处理好中国道路自身发展中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对现代公民社会与本土公益事业、重建基层社会教化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准备;

 

17、深入反思10年文化热(20012005“读经热”和20052009“国学热”),应当引入“大社会、大教育”概念——即社会的自我教育或者自我教化。因为社会和社会教化的缺失、缺位,已经导致部分民间文化选择的盲从混乱和非常规、非理性行为,并由之而不断地大批量产生“受伤害的好人”、“失去组织的游魂”和“切割民间的非亲和、非友善力量”,这些在今天应当细致总结,并引以为戒;

 

18、儿童、青少年教育是一个着力点,但它又只是一种反映而已——实质是社会问题、成人问题;如果只抓一头,则无论形式、内容都非常容易流于僵化、道德灌输,会走错路,做“死”了;需要注意和现有学校教育、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联、互动与深度回应;同时,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其实也包括对成人和社会),重要一点,就是不要 “总拿社会说事儿”(许多专家擅长于此),这是一种最拙劣、最软弱的文化表演,虽耸动一时,长远来看,将产生更多欺骗和虚伪;

 

19、在常设咨议团队中,建议不受专业界别限制,不求虚名,引入“公共人士”(甚至不分国籍)——有德行的美誉度、有民声民望的人,而不是一大堆令人倒胃口的“教授”头衔;关于定名问题,“国学院”是一个名字,“中华文化传习中心”或“中国文化传习中心”也可以参考;

 

20、主持人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工作会比较长期,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需要一种生命境界、一种道义担当、一种行者精神;既有政策水平,更要有一线的社工经验,“人性人心的感格相交”,真正理解一线的志愿者、义工,还要懂一些哲学、教育和社会,有中西文化的“理解和同情”,是一个合格的21世纪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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