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中国支教是幸福人生

 

卢安克觉得在中国支教是幸福的人生，回到故土却是无可奈何，因为和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

12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给卢安克写信，很快就收到一封自动回复，落款是卢安克，时间却是11月7日。

他说，“不知道该如何接受那么大的热情”，“做不了被大家关注的一个”。

后来，他又亲自回了一封信，告诉记者，他已经不在中国。

从1997年开始，他就在广西的大山里和孩子们在一起，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努力帮助那些乡村留守儿童，让他们能接受好一些的教育。

这个消瘦的德国青年，此时显得局促不安，他说不想再被采访，此前密集的报道，让他感到有些糟糕。

如今在老家，他终于有大把时间去看今年收到的无数个电子邮件，每天要回50至100个。

 

“偶像”的惶恐

卢安克1968年出生在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

1990年的夏天，他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来中国旅游，3个月里，他做出一个决定，留在中国，留在那些乡村里。

有媒体说，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唯一的国际志愿者，但在今年的博客里，卢安克这样说：“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

去年12月，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柴静的采访后，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

很多人骂他，很多人赞他，还有很多年轻人，抱着各种念头，跑到板烈找他。板烈村是个小村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境内，村子默默无闻了很多年后，因为卢安克，因为电视镜头，瞬间成了各地“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朝圣之地。

卢安克原本安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为避免引发争议和误解，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只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说明。“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他说。

在过去的7年里，他喜欢在博客里记录自己在乡村和孩子们相处的点滴。

“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卢安克坦率地说，但如果他放弃，他的学生又很难过。这让他颇为纠结。

今年的暑假，显得喧嚣。卢安克当时在广州参与纪录片拍摄，他并不知道，板烈已经人声鼎沸。

来了三拨人。一拨给学生补课；另一拨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做调研，并擅作主张说，他们是被卢安克委派的。

还有一拨，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拨占领了，所以不得不到乡里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还来了几个说要长期呆下去的志愿者，但卢安克都没有跟他们接触。

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大多显得踌躇满志，他们要“带给板烈新的明天”，他们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

但卢从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跑过来对他说：“我觉得你很特别，从你那里能得到一种力量。”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一些理想主义者编出来传说。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

村庄很小，志愿者青年无处不在。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卢安克发现，有陌生女人在他的房间里等着他。而在他午睡醒来之时，随时都会看见一张或几张陌生的脸，等他起床，想和他聊聊。

这些陌生客人的友好和好奇，如同一口大锅，盖在一只小瓷碗上。

卢安克感到压力巨大，一连病了几次。“由于媒体闹我个人的事，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国家；由于我吸引了那么多而给学校带来不安，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学校。”

有人在网上呼吁，别来烦卢，他们用三毛的话说：“有心的人啊，我们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努力。”

卢安克说：“你们跟着我也学不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不如你们跟着我的老师学习。我的老师——以前是我翻译的书，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不想躲开的命运。”

 

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入秋后，卢安克已经打算离开。他不想孩子们中途换老师，所以秋季学期，他没有继续给学生上课。

他留在板烈，帮广州的朋友做纪录片的剪辑。

这时候，他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一些孩子来邀请他，去学生宿舍神聊，聊着聊着，大家就靠在一起睡着了，像兄弟一般。

10月，卢安克带着五六年级的学生，拍摄完成了一部“歌曲录像”，名叫《还有谁在乎我》。

这首3分42秒的视频，记叙了卢安克和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歌声是一群孩子在合唱，参差不齐，却显得很真诚。画面很质朴，剪辑由卢安克一人完成。

一开场，卢安克穿着集市上买来的金黄色的仿制湖人队篮球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运动服，衣服敞开着，没拉上拉链。

这是一场“搏斗”，卢安克被包围在中间，尽管他高出大半身，但很快就被几个男孩绊倒在地，大家都在笑。四周是山坡野草，枯黄一片，远处的天很蓝。

画面很简单，村庄，泥路，庄稼地，水潭，到处是卢安克和孩子们玩耍的乐土。

看看歌词，似乎能明了卢安克的某种心境：“我孤独躲在黑暗，在世上有何用？伤心的我无奈站在冰冷的窗外。你却告诉我英雄会孤独，好汉不需要有面子。”这个词是他和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写的。

在村子里，卢安克带着孩子们拍了好几部视频，在其中一部长达40分钟的《和平剑》中，这些孩子们很认真地演出，笑着，闹着，讲述着一个关于正义和控制的传说故事。

带孩子们拍视频，做“电视剧“，卢安克的想法是：“这里大山区的孩子，都是现代文化被动的消费者，比如香港录像片，我想 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他们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很多人不理解卢安克，甚至认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农村，和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是另有图谋，比如有人会反复去求证：“卢安克有没有恋童癖”？

像柴静说，当下的人们不习惯没有目的的行为。

“我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卢安克说。

有的学生问：“什么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比如，我想当研究家。”

多年前，卢安克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初中义务当英语老师。不过，因为他的课程不是按照标准来开展的，家长有意见，过了一个学期他就被解雇了。

“我那种不重视成绩的教育害了学生的升学率。如果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我只能自己离开。”他回忆道。

身边的人总是会问，你干吗不接受工资？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卢回答：“我的教学工作是义务的，但我还有第二份工作：周末和放假时，我经常帮人做翻译、维护网站、制作纪录片。”

卢安克每天上午备课，下午上课，晚上写东西或学习，“很自由”，周末和放假时，他都去学生家。

当地的村民慢慢接受他，和他说笑。而在五六年前，这个金头发的老外，还被人说成是个特务。

早在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就已经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今年6月，卢安克说：“这几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半合法半非法的。没有支持我工作的法律，但有支持我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导。每次办签证的时候，他们为了我的事情就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11月，他走了，当他去北京上飞机时，觉得自己“已经跟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整天在做些不必要的事情，让自己无可奈何”。

 

言论：

人物简介：卢安克，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97年到2010年11月，他先后在中国各地的偏远山区支教十多年，过着简朴的生活。

2010年11月，因为媒体和社会的过度持续关注，卢安克备感压力，决定离开中国。

“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提名理由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农村，为了乡村教育，一干就是7年。

他做事的目的很简单，惟其简单而让以功利为出发的人不能理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单纯简单，从而产生出感人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