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老哥儿几个终于在天堂聚齐了，我最小的叔叔，我们叫老叔的在上周的一天夜里正睡着就走了。其实他瘫痪在炕上已经好几年了，多亏我老婶的照顾，孩子们的孝顺，虽然有过几次病危，也都扛过来了。这一次竟没什么不好的反应，很安静的，就睡过去了。

 

老叔不是党员，也没入过团。他高中没毕业就参军抗美援朝去了，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同学。（后来做了我的姑父，老叔的妹夫）我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在我家院子的葡萄架下放的是一张炕桌，一壶茶，一钵青烟末，俩老同学坐着小板凳喝茶聊天儿。我姑父满头华发，宽宽的额头，红光满面，据说是某药厂的总工程师，他只喝茶不抽烟。我老叔花白头发，那头发比板寸长一点而且有点乱，脸好像也没洗干净，是我们镇上一个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他不停地抽烟，不怎么喝茶。两个人高一声矮一声地聊着，争着。见我愣愣的，很不解地看着他们，我老叔只是微笑，我姑父不知是自嘲还是揶揄地对我说：“我是逃兵，胆小鬼，你老叔是英雄”。原来参军之初，他们穿上军装就抱着大枪开始站岗，高中生与文盲并没什么两样。我姑父开了小差，回家圆他的大学梦去了。我老叔一边保家卫国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抗美援朝结束再考大学。我老叔复员时已经过了考大学的年龄。后来我姑父讲那个时候国家特别需要大学生，我姑父就是高二时考的，况且比我老叔的学习成绩还更好呢。我估计他们还在争论抗美援朝重要还是上大学重要。不容置疑，当时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最大需要，但对个人前途来说上大学尤其重要。按说我老叔不管当兵还是上大学都该有个自己需要的前途，但不知是命运弄人，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他一直处于无奈之中。他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不但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尤其用党员标准衡量其他党员。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很正确的党，但很抽象。所以他一直想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直有差距。

 

老叔很英武，一个年轻的军官，那是一张相片给我的印象。老叔该转业了，但他却选择了复员，因为转业要离家三千里，他说父母在不远游，他要尽孝了，他想忠孝两全。有一天奶奶很兴奋地带我出去，当时我们那小镇最大的国有企业就在街边。在一个办公室的窗外，我和奶奶往里看，奶奶说：“你看那个姑娘怎么样？”原来我是陪奶奶替老叔相亲的。那姑娘就是那大国企的会计，梳着两条大辫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跑银行，在当时很是一景。因为没有服从组织分配，复员之后的老叔暂时没有工作，只能到处做临时工，当然后来终于转正了。

 

老叔的生活步入了正轨，接连生了几个孩子。老叔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老姑就劝他离婚。而我老叔说：“我就象那老母猪，在烂稀泥里打个滚儿，就十分快活。”

文化大革命时，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知识份子的老叔，竟被人把双手泼上墨汁，批斗、游街、关牛棚。罪名是黑干将，知识老人。

 

老叔退休了，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嫁了，两个儿子也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成家了。老叔病了，中风瘫痪，整天的，手持电视遥控器，在炕上磨磨。老叔怕死，总是问他那做医务工作的女儿：“还有好药么？”

 

我第一遍看《约翰·克利思朵夫》是老叔从部队给我寄来的书，当时我还看不懂。老叔结婚后和我家住对门，我们两家的门基本不关，我上学之前，放学之后，只要老叔在家就歌声不断，我们最爱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唱《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我学习上不会的问题和他一起讨论，晚上有好电影他带我去看，冬天时看完电影，他会用军大衣裹着我回来。老叔为人刚正，知识面广，情趣高雅，但他太正统，太书生，所以太多的无奈伴随着他的一生。今年暑假我回老家，特意去看他，他和老婶正在吃晚饭。老叔很高兴，但话也说不清了。现在他把中国共产党叫做人家，他说：“人家不是没给我机会，是我自己没把握住。”我老叔家的饭桌飘出的咸味太厉害，我有些气促，我老婶又向我打听很多我不知道的问题，我的头在冒虚汗，陪我去的小妹妹说：“姐，我还有事，咱走吧！”

 

我从老家回来两个多月，小妹妹打电话来，说老叔走得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