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从最基础干起，反正谁也不认识。结果打扫卫生不合格，说我不会干活，我就说我怎么不会干活了？我这人太实在，暖气缝里的垃圾都给掏出来了，但外边的没擦好，中午我都不休息。我外甥说：“人家只看效果不看态度。”我说那个组长像个婆婆，我外甥说：“就是你的婆婆。”打扫卫生也跟上学一样，上学有应试教育，打扫卫生也该学会应付检查。只干了七天就被辞了，好不尴尬。后来去当电梯工，可以看书，大约干了三四年。楼里有个公司，老板让我去帮他料理公司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而且工资要比开电梯高许多，我内心就有些骄傲，以为是脱颖而出，由不合格的保洁员、电梯工，成了公司办公室的职员。当时我那些临时工朋友就很羡慕我。后来金融危机公司没活干，我也下岗了。楼上一个研究所在招聘，由人介绍我去了，所以我上午在公司开会，老板宣布各回各家，等有活了再召集……，下午我已经在研究所上班了。我们那办公室主任特别滑稽，有一次我正想把一纸箱子的垃圾倒掉，他说：“别倒，我得检查一下，别把有用的扔了。”我把纸箱子往地上一扔，转身干别的去了。过一会儿，我问他：“找到什么有用的了？”他说：“不告诉你。”我笑：“你放屁也怕迸出豆去！”他竟然把我这话笑纳了，每每想到此，我都会笑一回。我在研究所的工作很简单，整理资料，买耗材，接电话，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工资也比在公司里少了，比开电梯还是多些。

 

在研究所干到非典时期，他们院系调整，我又下岗了，我要回老家了。和我一起跳舞的老大姐们劝我找个人嫁了，就不用回去了，问我要什么条件的，我说有人要就行，没条件。就找了现在这个老伴，他是工人，有房子住。我对他说我一辈子最漂亮的时候嫁给他的，他说你漂亮什么？我说我跟自己比，没有跟你比。其实是真的，我年轻的时候，很凋零的样子。

 

下决心进入“围城”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北京我买不起房子。与其说想嫁某人，不如说想嫁在北京。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我进入了“围城”开始了我的没道德的婚姻。

 

我来北京，在地下室租了一张床，用床单把床围住，床就成了我的私密空间，晚上洗漱之后，可以穿的很少，半躺在床上，捏着本书，就着昏暗的台灯读到困意袭来，把书放在枕边，关灯睡觉。晨起忙忙地找口吃的，去做临时工。

 

嫁在北京，他已是儿孙绕膝的人了，向我叫嚣：“你对我孩子不好，将来我孩子不管你！”“这菜做的，孩子怎么吃？”哈！整个儿的保姆带上炕。（保姆带上炕这词我第一次听，是一个社会学者说的。）我不能穿得很少，也不能随便开灯看书。

 

乖乖，这城入的！

 

一个中年女王老五，下岗之后，把自己嫁给一个连孙子都有了的人，朋友们都说好，就该有个归宿。她自己也觉得，风韵全失还有人要很不容易，一种成就感由然而生。

 

呵呵，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