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这把年纪才明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必须在儿时就接受读懂文言文的训练，否则，文化的根就扎不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根扎不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一个文化的侏儒。

每每想到这，我就不由联想到生长在石山顶上那些“小老树”。都生长了好些个年头了，可老是那么矮小，老是那么枝叶稀疏，老是那么花果零落。天之所覆，日月所照，雨露所润，“小老树”和那些伟躯硕果之木没有什么两样，可为什么“小老树”成了“小老树”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把根扎在厚土上。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先驱”们，都是在文化厚土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他们从小都接受过读懂文言文的训练，因而把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这才使他们成了参天大树。可他们成功之后却极力主张废止读经，然而读经正是读懂文言文必不可少的一种训练。自从废止读经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读不懂文言文了。读完小学读不懂，读完中学读不懂，甚至读完大学也有读不懂的。

凡称之为经的书，都是文言文中最好的书，都是经过文化长河数千年大浪淘沙，选出来的精品，博也，深也，厚也，久也。把文根扎在那里后面，就可以吸收到极其丰富的“营养”，根深则果茂，源远而流长，即使成不了“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儒，也绝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侏儒。很可惜，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读书人，大都未能把文化的根扎在厚土上。只要翻开民国年到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就可以发现，全是些浅而又浅，薄而又薄的东西。课文几乎年年变，可变来变去，总脱离不了“浅薄”。在如此“浅薄”的文化土壤里，怎么可能成长起文化巨人来呢？难怪我们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其实，能做了“小师”的人才也不多。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如果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就成了“国学大师”了。

我指的是人文文化。

有人一定会说西方化先进，再怎么说现代文化要比古代文化先进。就科技文化而言，从16世纪起，西方确实比东方先进，现代确实比古代先进。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人文文化而言，东方不比西方落后，古人不比现代人落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科技文化解决人类物质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不外：穿、吃、住、行、用五个字。人欲不止，进步不止。人文文化是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也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于国人交止于信”。知其所止，止于至善。

科技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台阶，后人可以登上前人的台阶，去创造新的高度，后人永远在前人之上。人文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不是台阶，而是高度，很难超越的高度。孔子之后已经两千五佰多年了，尽管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的话，可孔子对于后人来说至今依然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此，科技文化一定要向西方学，向现代人学，而人文文化则要向东方学，向古人学。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犹如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后此薄彼也不可，可历史之舆总是在偏颇中行进着，这就给人类带来了不尽的祸患。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重视科技文化有外侵之患，不重视人文文化有内戕之祸，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科技文化如果没有人文文化作导航，科技就会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的灾难。历来的造假，都是利用高科技手段造出来的，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器物更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二十世纪是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世纪，二十世纪也是世界人文文化严重衰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还不知道把跑气多年的那个轮子补一补，历史之舆就快成“独轮车”了。高速运转的“独轮车”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人文文化的根扎的深不深，不仅对中国的前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前途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从小把文根扎在厚土的文化老人相继而去，现在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曹禺、张志公、夏衍、陈荒媒、吴冷西、叶至善、启功等九位风烛残年的文化老人，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向中国人发出了《紧急呼吁》：“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他们希望能建立“幼儿古典学校”，期待“在有生之年听到弦歌，到古典学校里走一走，看看后继有人。”现在，有根基的文化老人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化人”却一茬一茬接了上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人将永远告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了。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这个建议是解决中国人文教育问题的有效措施，但至今《四书》进入不了中学生的课堂。根据我的经验《四书》首先应进入小学生的课堂，因为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最好的年龄段。《四书》进入小学生的课堂，每一个学生到小学毕业时就可以把《四书》倒背如流。果能那样，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然而然把文化的扎在厚土上。但是《四书》一时还进入不了中小学生的课堂，于是，我家于2001年办起了燕翼堂义塾。义教十多年来，所教教材主要是《四书》，采用“来者欢迎，去者不撵”的原则，免费教学，免费提供教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的时间实施教学。现在第一批学子已上了高中，第二批已上了初中，第三批，正在读《大学》、《中庸》。至于在义塾读过《四书》的孩子们能不能把文化的根扎在厚土上，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至少不害怕文言文了，和同龄人比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毕竟接受过一段文言文训练，如果学校课本上能增加更多的文言文分量，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可惜，后续教育跟不上。在义塾虽然让这些孩子记了一些古文的东西，可“应试教育”对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时间久了，那一点点东西，很可能被挤掉的。尽管如此，我相信人文文化的种子已播撒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那些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现在的教学只能停留在导读的水平上，因为我不具备办书院的条件，至今我讲不了《四书》，虽读了好多遍《四书》，也有一些感悟，但要讲，困难很大。我所办的几个点：佳县燕翼堂义塾、榆林市苏州中学、佳县屈家庄小学、木头峪小学、榆林世纪广场晨读，所用的教材也都是《四书》。我希望他们在诵读的过程中，有所感悟，从而打下读《五经》的基础。《五经》读熟了就基本上建立起了主体文化的根系。主体文化根系建立起来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学贯中西”的前提是先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根系，连自己的文化根系都没有建立起来，要想结出别人家的果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想把断了多年的文化根系接续起来，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很难，难就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名不正，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释有寺院，道有道观，自上而下，有宗教部门支持、管理。而儒教上面没有人管，自上而下，也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更没有一席之地的阵地。看看佛教，不仅把过去所有的寺院恢复如新，还在全国修了不计其数的道场。而文庙、书院、被打被废之后，一直再没有恢复，也没有听说那一座孔庙，成了弘扬民族文化的阵地，也没听说什么地方新修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场所。现在民间所做的一切，全是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做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不能给儒教正名，现在办起来一些民间传习组织恐怕很难长久支持下去。

其二，生存空间小。近一百多年以来，有两种世界思潮左右着这个世界，一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潮，一是极端激进主义思潮。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庸。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激进主义之间尽管水火不容，可它们夹击中庸主义却是异常的一致。至今这两种思潮还很强劲，因此，反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但很难落到实处。

其三，“应试教育”已成了一个经济的链条，这个链条把所有和教育有关的人士、部门都摄了进去。在高速运转中，谁也脱离不开这个链条，谁也不愿脱离这个链条。学生、学生家长则是这根链条的“猎物”。“应试教育”的目的是钱，而不是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明白，但谁都没有办法把学生从“应试教育”的链条中拉出来，接受人文文化的教育。即使是义教，生源也成问题。

其四，缺乏大师，缺乏乡贤。自孔子始，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大师，大师下面有乡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大师传给乡贤，乡贤又传给国人，这么一种传承方式传承的。现在没有了大师，也没有了乡贤，文化就没有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自古是学校的事，现代学校教育是以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因此，读书人不少，教师也不少，但要找到愿意导读并能胜任导读的老师却很难。

其五，没有经济的支持。历史上的书院大都是官办的，或者半官办的，有地方官员的支持。现在，政府对这一块既不反对，也不介入。释道靠神收取布施生存发展，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如果政府不支持，就没有经济来源。

其六，文言文是比白话文更高级的书面语言，推广白话文已推广了一百多年，人们已习惯了白话文，习惯了肤浅，一下子让进入博大精深，不能适应，不要说年轻人不能适应，老年人也不能适应。

    困难尽管很大，但中国读书人扎根厚土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强的信念。北京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放弃了去德国留学的机会，从2000年起，一心扑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上，带领北京和全国各地有志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校学生，扎根厚土，担当义道，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出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肖先华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每年抽一段时间徒步黄河，走了整整十年，他走到哪里，就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在哪里，同时，把那里的文化遗产加以挖掘，他的“寻根之旅”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香港冯燊均先生已年近八旬，曾在大陆捐资修了不少学校和医院，他觉得还不够，于2008年又成立了“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弘扬文化，道济天下。基金会在全国各地已设了好多教学点，在传承着仁、义、礼、智、忠、信、孝、廉、和、毅十大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这一切都说明，弘扬民族文化已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扎根厚土已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根一定会重新扎在厚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