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原典——我的读书经历
座谈部分实录
座谈主讲：陈启伟
座谈主持：逄 飞
文字整理：彭议萱
文字核校：陈启伟 张连社 逄飞
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半
地点：学堂西屋（北京大学承泽园17号）
文明的世界，字无实义，读书做事都不成。
找见字，和人的血和肉，今日努力在此。
读书，读原典，读出圣贤一本情衷，读出一段自力证信！
出精神、长力量，养护今日文化种子！
———总干事语
治学,也叫为学，就是做学问。中国人过去讲为学，总是跟为人联系在一块儿的，当然讲起为人来，这个题目就更大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了的。我们就只谈为学，谈治学，谈做学问。
这个做学问，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把它看成一个很崇高的事业，看成一个很神圣的事业，把它作为一种“生死以之”的事业， 希望能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在做学问方面，我自己是受到在北大学习时的老师的很深刻的影响。从学习的东西、学习的方法、治学的态度、治学的风格、学风，都受到老师的影响很深。像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洪谦先生，大学时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他们都是杰出的大学者，给我的教益最大。
那么究竟怎么样做学问，具体说就是怎么样从事学习和研究。我在1956年大学毕业，留校做研究生，那一年的冬天，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拜望张岱年先生，到他家里请教学习研究方法。我把当时的记录念给大家听一下。张先生讲，这个读书啊“须精”，读书要精，“勿庸贪多”，不要贪多，“名著需反复涵咏”。涵咏嘛就是反复地去体味去琢磨，去体会理解，就像宋儒喜欢讲的，要虚心涵咏，反复涵咏，咀嚼体会，“大致以三遍为最低限，如此精读五十本名著以上，则是学有根底”,这样要读五十本名著以上，你的学问就算是有根底了。然后他又讲，搞研究“需首先把要研究的作家的作品阅读一遍”，再“披览各家解释”，了解不同的见地，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重读原著，以期比较对照，形成自家见解”。然后他又说，“读书需多思考”，这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读书须多思考、少记录”，切勿把大部分时间消耗于记卡片、抄笔记，那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方法。张先生自己是用索引法，也可以参考使用，但他不喜欢大量地抄写，在笔记本上大量地抄、记录。主要还是要“思”。他说读书呢，“最不应放过不懂或者难解处”，你没读懂，或者难以理解的地方，最不应把它放过去，“盖书中精义”，书里面最精要的地方，书里的要义，“每每在斯”，常常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你没读懂，很难理解的那个地方。“故当反复思索，力求其解”，所以对于自己不懂的地方，难解的地方，要反复思索，以便达到对它的理解和把握。我当时也问张先生，我说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好像比较弱，严谨、缜密的推理能力比较弱，张先生说，“思维能力也是锻炼的结果，不可一蹴而就”，经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这是我当时和张先生谈话的记录，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思”。
做学问首先要读书，但是重要的在于要“思”。做学问，要学，又要思。中国古人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学、问、思、辨、行。中国人讲知行合一，这几句话说的是知行合一。“学、问、思、辨”，这属于“知”的范畴，“行”是实践的范畴。我们这里讲做学问，主要是就“学、问、思、辨”四者，亦即就这个“知”的范畴来讲的，我想可以将其简括为“学”和“思”。“博学之”是“学”，“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都是“思”。审问，提问题，那也是一种“思”，“慎思之”，当然是“思”，“明辨之”，就是对于所读的书，所提的问题要仔细考虑，仔细地把它分析辨别清楚，这些都是一种思的功夫。孔老夫子讲，“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你光读书，光去看而不思考，那就会越看越糊涂，陷入一种迷惘的状态；反之“思而不学则殆”，你光去思，光自己在那里想，而不去学习，不去读书，那是白费心思，妄然无益的。所以“学”和“思”这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下面我就从“学”和“思”这两方面去谈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想法。
这个“学”的方面我想是这样的，刚才我讲了，中国古人说“博学之”，当然就是讲书要读得多喽，张先生说“名著要读五十本以上”，那也不少了，当然还可以更多，“博学之”嘛，当然也有人主张只读一本书。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叫吴虞的，他说英国人讲“能使人善且智者，不在多读书也，在精读一本书尔”。能使你善而且智，不在于多读书，而在于精读一本书。拉丁语曰：可畏者，精读一书之人也。就是说能够精读一本书的人，是很让人敬畏的，这也算是一种见解吧。但是章太炎不赞成这个说法，章太炎讲，“夫不读书以为学，学不可久也”，你去做学问，不多读书，那你这个学问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古人讲的“博学之”还是应当作为我们做学问的一个座右铭。
就学哲学来说，当然中外哲学的书都要读。西方哲学的书也很多。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在努力地读一些西方哲学的名著，像你们现在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这些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要读名著而且要多读，要选他若干本，一部一部地读下来。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学习西方哲学史、从古代到现代，洪谦先生就指定我读了若干名著，而且读每一本书的时候都要写读书报告，写了好多读书报告，而且每一篇报告都要交给老师看，相当于一次习作。张岱年先生说读书不要花费太多时间记笔记，但是我自己还是喜欢记笔记，记卡片也记笔记。写读书报告以及后来写文章就是利用这些笔记和卡片积累的资料写出来的。
这样子呢，就给我打下一个很好的、很扎实的基础。一本一本地下来，从古希腊这样一本一本地下来，读了若干书。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吧，《读书》杂志上有这么一个讨论，有人提出“读书无禁区”。有人批评这个观点，说，那照你们这么说的话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可以读了么？当然这是一种误解或曲解。这里所说的“读书无禁区”不是这个意思。“无禁区”他是有所指的，因为过去在那个左的政治路线下，好多书就成为禁书。上世纪50年代，我入学北大，到图书馆去，很多书就是禁书，借不出来的。胡适的书那个时候你是不能看的，张东荪的书你是不能看的，好多好多书都特别标出来，在那个卡片上，是不能借阅的。实际上就是把你的知识给限定了，你就光知道你念的那几本书，其他的你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也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你读书呢，也是不应当有限制的。有些时候是过去左的路线，它限定你，说有哪些哪些书是不能读的。但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自限”，人们往往出于门户之见、学派之争，抱着某种狭隘的观念，对别家别派的东西大加排斥。例如“维也纳学派”就很极端，是完全排斥形而上学的。所以他们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些所谓“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是很厌恶的，认为是无意义的，是nonsense，胡说。所以对他们的东西是不看不读的。这就非常狭隘了。所以有的是呢，在政治上不允许你读，有的是呢，在学术上一种偏执的见解，排斥其他，只有本家本派的书才读，其他各家各派的书是不看的，这个不行。我是搞分析哲学研究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偏执。像海德格尔的东西我还是读的，当然海德格尔我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对这家的哲学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可以不读，不可以不了解。所以读书啊，我觉得中国人讲的“博学之”这句话，还是很好的。所以要多读书，我们要多读，广泛地阅读。过去讲大学问家“于学无所不窥”，这种精神是很好的，当然也很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读那么太多的书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呢，眼界总要开阔一些，书还是要多读，首先是要精读许多名著，从哲学来说，哲学史上那些有代表性的，那些大家，他们的名著要读。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困难了。特别是西方的东西么，有很多也没有翻译过来，那么翻译过来的，你也只能从中文、从译文来看。这个翻过来的译本和原著也还是有差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还是要利用这些现成的书籍来读、来研究。所以关于读书这个问题，我是赞成“博学之”的。
下面谈谈“思”的方面。我想了几点来说说。一个就是，学哲学、搞哲学，就是要“玄思”。我提倡“玄思”。我觉得搞哲学就是要“玄思”，也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讲的“深湛之思”。为什么要做“玄思”呢？因为哲学这个东西，它不同于科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维特根斯坦讲过一句话，说哲学不是高于科学，不是低于科学，也不是和科学平肩并列的一门学问，它不同于科学，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它需要一种异于科学的思维，我想可以说它是超越于一般的科学思维和日常思维的。
哲学这个词在西方，古希腊，它的原词叫做“ φιλοσοφια ”，意即“爱智”，大家都熟悉。这个爱智的智是智慧，就不是一般的理智或知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讲，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博学的人不等于就是有智慧的人，当然有智慧的人应当是博学的，“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中国的老子也有一句话，叫做“博者不智，智者不博”。这就把“智慧”与“博学”对立起来了，智慧么就不要博学，是完全超越博学的，不要各个方面的知识，这种“智”就跑到神秘主义去了，那当然不对的。我们说智慧或玄思不等于博学，是说它所要把握的是超乎一般生活和科学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哲学所追求的是整个的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那就不是哪一门具体的科学它所能探讨的、所能研究的。物理学它研究分子的运动，化学研究元素的化分，生物学研究生物的生命运动等等。它研究某一个具体的部分，但是它不研究那个究竟至极的东西。物理学化学等等各门具体科学都研究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的事物，但是哲学它要追问：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它要追究那个究竟至极的东西。从古以来，哲学家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万物是水。万物是水，就是在追求那个万物的本原。希腊文叫arche，英文翻译成principle，一般我们翻译成本原或始基。
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世界的根本是什么东西呢？它那个本原是什么东西呢？泰勒士，西方第一个哲学家，说万物是水，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水构成的，归根结底都是水，一切万物都是水的现象，都来自于水，水是本原。那这就不是普通的科学可以回答的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命题，而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他回答的是一个究竟至极的问题，提出一个究竟至极的一个概念。
当然有的哲学家说万物是火，万物是气，等等等等，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但他们提出的命题都不是科学命题，而是哲学命题。因为他们追到万物的本原上去了。所以哲学的思维是一种对究竟至极的追求。大家不是常讲什么“终极关怀”嘛，这就是对究竟至极的一种追求。当然宗教有它的究竟至极，它有上帝，一切都归到上帝那里去了。就西方哲学而言，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家讨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亦即二者孰为第一性的问题，到了欧洲中世纪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了，就是世界本身是原来就有的、永恒的无限的，还是被创造的，被神或者一种什么精神创造出来的。这样究竟至极地追问，就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我就说它是一种玄思。
这个“玄”的意思就是一种超越。超越了一般科学，超越了日常生活的一种追求、一种探究、一种研究。熊十力先生写给张中行的一幅横幅讲，“每日要读古今大著若干页”，要“寻玩义理，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熊先生是大哲学家，他讲的这个“实悟”，我觉得就是指的这样一种“玄思”，就是对事物的究竟至极的根本道理的一种追求、一种探求。我们研究哲学、搞哲学，就要有这样一种“玄思”，这样一种“深湛之思”。我刚才讲我不喜欢海德格尔，但是我还读他的书。我觉得海德格尔有一句话还是讲得很好的，他就讲，这个哲学问题啊，就是“对于超乎寻常的东西做超乎寻常的发问”。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玄思”，它和科学不同，科学就是研究这个具体的各个领域的事物，讨论它的因果啊，规律啊。但是哲学它追问的是超乎这个日常事物和科学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的东西，就是那个究竟至极的东西。追求这个究竟至极的解答，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超乎寻常的东西做超乎寻常的发问”。
我刚才举了那么多例子，像宇宙，宇宙的究竟至极的东西，宇宙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上帝创造的？知识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有各个方面的知识，有化学知识、物理知识、生物学的知识、生理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各个方面。各个具体的领域的知识。但是“知识”是什么，哲学不是讨论这门社会学的知识是什么什么，化学的知识是什么什么，哲学是讨论，知识本身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究竟至极的追问了，你讲知识么，讲这个知识那个知识，可是知识究竟是什么呢？知识本身是什么？那么哲学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它回答知识是什么，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知识的根本、知识的来源是什么，知识是怎么来的。心理学上讨论感觉、知觉、思维等等意识形式，但心理学并没有回答你知识究竟是怎么来的、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源泉是什么，并没有做这个回答，而哲学家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有一些争论，但那些都是对知识的一些究竟至极的追问和讨论。
道德也是如此，我们有各种道德行为、道德观念、道德范畴等等，哲学不是讨论哪一个具体的道德问题、道德规范如何如何，而是讨论“道德是什么”，道德讲善恶，善恶是什么。我们平常生活里知道，这个事物是善的，那个事物是恶的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它就触及到这个究竟至极的问题上去了。
所以哲学就是这个究竟至极的追问和思考，我就把这个叫做一种“玄思”。文革前我和朱德生老师等五个年轻的同志在一起学习研究写文章，用了一个集体笔名就叫做“伍思玄”（因为有五个人嘛）。我们就觉得搞哲学啊就是要“思玄”，要“玄思”。这个中国宋儒有许多话我觉得讲得很深刻。比如说程颐，二程嘛，他就讲“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也就是得来也会容易失掉的，“造于道”，他这个“道”就是对于究竟至极的东西的追求。中国人讲“道”，就是那个究竟至极的“理”，那就是一种哲学的追求，就是一种哲学的“深思”或“玄思”。
关于思，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审问”之为思。“审问之”嘛就是提问题啊，就是思考和提问题，这当然也是“思”，我把它都放在这个“思”的范畴，都是“思”。思嘛，就要提问题，提问题嘛当然也要思。提问题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要提出疑问，要有疑问，或者说怀疑。这个怀疑啊，过去人们常常把它从一个消极的方面去理解，你对一个东西怀疑就是说你对它缺乏知识嘛，或者是对它无知嘛，所以就从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方面去理解它。实际上这个“疑”啊，是提问。有怀疑，这是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怀疑就没有知识。求知疑为先，你要求知识就首先得有“疑”。对一个事物有所疑。你读一本书，有所疑，你才能进一步去理解它，进一步去研究，深入地探讨，从而达到对它的理解领悟，所以这个“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宋儒在这个方面也说过许多话，对这个“疑”在为学里的重要性有许多话讲得很好。像张载就讲，学习研究必须善疑，会疑、会提问题。善疑，他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本来这是个问题，应该对它提出疑问，可是你提不出来，你不提出来，那么这就不成学问，就等于没学。“学则是疑”，学就是疑。你要做学问，就得善于提问题，就得有所疑。你读一本书，那一段话，那一个字，有所疑。你碰到一个事物，你对那个事物有所疑，你要求得其解。“学则是疑”，“不知疑者，只是不使实作”，就是没真正下功夫。“既实做，则需有疑”，你只要是真正地在那里下功夫做学问了，那就必然有疑，必然会提问。而且他讲了，“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你能够提出问题来，你能够发现问题，有所疑问，那就是进步了。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你开始读的时候，还提不出什么问题，而后渐渐有疑，然后你慢慢地就发现疑问了，就提出问题来了，然后“节节是疑”，你到处都需要去探讨。“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你一步一步的去提出问题，然后深入探讨，疑就得到了解决，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这样才算得上学，真正是“学”。张载把这个“疑”看得这么样的重要。就因为疑在做学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
朱熹呢也还有一段话，“学者读书,须于无味处当致思焉”，在你感到没什么味道或者问题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你要特别去思考，“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等到你发现了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有疑问，到了这个时候啊，真是寝食俱废，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那才能有大进步。他把这种疑，这种思索，比喻起来就像打仗、一场战斗，要“大杀一番，方是善胜”， 才能够算真正得到胜利，“为学之要，亦是如此”，做学问也是这样的，要善疑、有疑，能够提出问题，“审问之”，这样才能够前进。
实际上从整个的人类知识发展来讲，怀疑是知识进步的一个动力。特别是在一个新时代方兴的时候，新的思想、新的学术方兴的时候，它首先是疑，就是对传统的、旧的东西的一种疑。你像西方，从近代来讲，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培根提出“四偶像说”，就是过去的那种传统的、所谓的“偶像”束缚了人的思想，要怀疑和批判它。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像狄德罗他们就提出，“怀疑论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你怎么求得真理，首先要有所怀疑。你没有怀疑怎么去求得真理呢？所以怀疑呢，是走向真理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梯。笛卡尔讲的普遍怀疑，他叫做方法论的怀疑，它是一种方法，它不是一种目的，怀疑本身不是目的。在学问上怀疑是一种手段。通过怀疑而达到对真理的一种把握，所以说怀疑，在人类知识进步的道路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我觉得我们过去研究西方哲学史，在对于这个怀疑论的问题上有些简单化了，对怀疑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讲得比较少。我们讲做学问，讲“思”，这里面就包括了怀疑，就是要有怀疑精神。有这种怀疑精神呢，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所以关于思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
“独立”二字是伟大的字眼，真正做出大学问来就必须要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不能总是跟着前人或者他人的脚步走。韩愈《劝学解》里面有一句话叫：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个“随”，有的人把它解释为“随便”，就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吊儿郎当不好好学。这个解释不确。这里“业精于勤”，“勤”和“嬉”是相对的，“嬉”就是整天玩不好好去做，那么“思”和“随”二者，与“思”相对的不应该是“随便”，它的对立面不是“随便”，那么应该是什么呢？是指那种随声附和，不是自己独立的思考，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转，是随声附和的“随”，俯仰随人的“随”。韩愈提倡的是思而不随，也就是说不能缺乏独立思考，要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这个独立思考的精神啊，它常常和上面讲的“疑”结合在一起，就是总是有所疑，总是提出问题，这才能显示出你思维的独立性来。你没有疑，提不出问题来，那么也只有跟着别人走了。所以这种独立呢，从哲学史上来讲，有独立精神的人总是不为旧规所缚，能独辟蹊径，甚至“离经叛道”。他不是按照正统的、传统的东西去接着说接着讲，而是提出创新的东西。大思想家恐怕都是如此，你看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对柏拉图的否定，当然他也有继承的一面啦，但是有很多是否定。例如他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在《形而上学》这本书里对所谓“第三个人”的批判，就是对这种理论的一种批判，批判得很深刻。传说有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叫“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能牺牲真理而屈从他人，那怕是“吾师”，这就是一种独立不依的精神。
所以这个独立精神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说到批判，人们难免回忆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那实在是太可怕了，那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但是批判的精神是要有的，刚才讲要有怀疑精神、独立精神，那就是含有一种批判精神。只有批判才能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个“独立”二字是非常伟大的字眼。就马克思主义来讲，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本身当然是一种独立的创造，它对传统的东西批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一直在批判的，它不光批判别人，而且还有自我批判，也应当有自我批判。列宁就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毛泽东也不完全赞同列宁斯大林的，邓小平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都不是简单地跟着前人走、完全照着前人说的去做。
过去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苏联的影响，就是不能有独立思考，不能对经典有任何的怀疑，甚至不可以随便提出问题。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当时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门课开的叫“马列主义基础”，读的就是苏联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20年代苏联批判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闹翻了，说托洛茨基主张“剪刀差”，就是工农的差距很大，破坏工农联盟。那个时候同学就提出问题了：托洛茨基到底怎么讲、他自己的话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的辅导老师就讲,《联共党史》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托洛茨基是错误的，至于他本人怎么讲的，你对他有那么大兴趣吗？这个老师是跟苏联专家学的，她说她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苏联专家就批评他们，说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对托洛茨基的讲法那么有兴趣呢？总之不许提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同学提出问题，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出现了一批新富农，对于这些新富农，斯大林的政策是把他们统统剥夺了，全部驱逐到西伯利亚，这个同学就提问，这些新富农被驱逐了以后情况如何呢？这种政策的结果如何呢？因为当时中国，毛主席不是采取这样的政策，那么苏联采取这样的政策以后怎么样了。结果遭到老师的批评说“为什么你对那些新富农的命运和处境就这么关心呢？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书本上怎么说的，斯大林怎么说的，老师怎么教的，就照那个讨论就行了，不可以提出疑问。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你们现在听起来很惊讶，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讲，我们这个“思”，我们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要有独立精神。这也是对整个当时极左路线下的“学风”的一个批判和否定。
事实上呢，真正书念得好的，学问做得好的，都是有独立精神的，批判精神的。英国哲学家，大家知道，罗素和穆尔，是现代分析哲学的两位大师，大家也知道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位大师。维特根斯坦是他们的学生，在剑桥都听过他们俩的课。罗素是很欣赏维特根斯坦的，维特根斯坦给他提的很多问题他也都很重视，也为此修改了很多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能力究竟如何，开头还是不能判定。他有一次就问穆尔，说，你觉得这个维特根斯坦怎么样？能力如何？穆尔就回答说，在所有听我的课的人中间，唯有维特根斯坦对我的课表示疑惑，对我讲的东西他有疑问，提出问题。他不完全跟着我讲的走，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好。穆尔认为能够提出疑问，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启发，就是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独立的精神。
最后我讲一下学风的问题。上面讲的那些，思啊，学啊，当然都涉及学风，但是我还要专门再说一下学风的问题。
学风这些年来好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应当说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比较严谨的学风。像我们北大老一辈的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还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不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这是很恶劣的一种学术的败行。这不仅仅是我们学校里有，整个学术界好像也所在多有，简直成为一种公害了，真如陶渊明所说：“真风先逝，大伪斯兴”。过去，文化大革命以前，若是某某人抄了人家的东西，一被揭露出来马上斯文扫地，在学术界可以说就完了。现在好像抄了也就抄了，有的还大摇大摆地，甚至照样升教授、升博导。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我认为，学风可说是学术的生命线。而且这个学风的问题啊，我认为，所以学风也是一种为人的一个方面，是人品的一部分，可以从一个人的学风看其为人。苏东坡就讲，“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你怎么做学问，怎么为学，可以看出你人品如何。陆游也提出“以文知人”，认为“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复决矣，不可复隐矣”。学术是一件高尚的事业，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学问一定要是自己用踏实艰苦的劳动做出来的。抄袭剽窃是不劳而获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和惩处。颜之推《颜氏家训·慕贤篇》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 《礼记》里面也有两句话叫做“勿剿说，勿雷同”，“勿剿说”就是不要抄袭，“勿雷同”就是不要跟着别人说，虽然不是去抄，但是随声附和跟着别人去说也不行。这是两千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讲的话。所以我讲一个好的学风、优良的学风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应当很好地去继承和发扬。当然这个话不是说说就行的，需要我们下苦功夫把这个学风治好。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在学术界也好，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那么希望诸位在这方面要做得好，一起来把好学风。我讲这个也是寄予一点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