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培训学习资料
第三辑第一册
钱穆先生讲读书为学
一 耽 学 堂 办 公 室
2008年
《钱穆先生讲读书为学》内容选自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中各篇。供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学习之用。
原著各篇依次为：《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附《国语》《国策》）；《史记》（上）；《史记》（中）；《史记》（下）；《汉书》；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上）；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黄犁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实斋《文史通义》。
建议阅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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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未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
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
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
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
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廿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
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
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
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以上选自《〈尚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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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读书。书不要读，只须翻便是。若要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便该了解这一作书之人。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
在孟子书里有所谓“名世者”，在一个时代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可用来代表此一时代，所以称之为“名世者”。“名世”不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这一时代。
我上一堂讲辨真伪，不仅古文《尚书》是伪，今文《尚书》也有伪，但我今天要补充上一堂讲法，伪书并不是说就没有了价值。
诸位若把阎百诗、惠定宇的辩伪的话拿来看，便知伪古文《尚书》里有许多话见于先秦古籍。在此许多话里，正有许多重要思想、重要观念，有不少古代留下来的重要材料保留着，或许这些材料还比我们现在所见的今文《尚书》里的材料更重要。可见辨真伪是一件事，甄别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
中国人必称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们撇开周公来讲中国思想，把战国先秦来比拟希腊，真所谓从何说起。我们讲中国史，断不该只从战国讲起。讲中国思想，也断不该只从老子孔子讲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从《西周书》，从周公、召公讲起，而这样讲的话，伪古文《尚书》里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
做学问的先把自己关在一小圈子里，坐井观天，所见自小。若说此刻没有工夫，这却不要紧，可慢慢来，此事不争迟早。又如诸位认为我此刻讲了题外之言，但题外或许更重要。
《春秋》须讲大义。
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入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
——以上选自《〈春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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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学在一个衙门内，如《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成，《诗经》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个时代所成，平民社会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
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
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便是表彰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
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
——以上选自《〈春秋〉三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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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史，应该把《左传》做一个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知识，即一个标准的看法。
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往往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以上选自《〈左传〉（附《国语》《国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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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傥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
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分量之上。
书大家会看，文章大家会写，材料大家会用，但这里有一甚深妙义，则在各人的心。
我们研究《说文》，研究龟甲，只跟前人走一条路，不开新路，总嫌太狭。如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做学问也千万不该做一味一色的学问。诸位尽说是专门，但一味总是太单调了。先把自己聪明阻塞了。我们定该把自己聪明活泼而广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区域，一格局。
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
——以上选自《〈史记〉（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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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
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
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我们只要把那些有证有据的四面会通起来，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至于从前人讲话有不对的，我们也该能下判断。如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因《史记》中如《封禅书》，乃是特别为他父亲遗命而写下，这些都是读了上文，不读下文，这即是不通。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读一遍，两千年来讲《史记》的很多话，有真有不真，有对有不对，自能批评。所以读书贵能熟，且莫多看，莫乱翻，更不要急速自己发挥意见。近人做学问便不然。不仔细读书，却急欲找材料，发意见。要讲《史记》，凡属讲《史记》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聪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记》一书之真相，也终于捉摸不到。若先只读《太史公自序》，愈读愈会有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有聪明有见解。其他的话，我们也自会批评。这是今天我借此机会来告诉诸位一个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学《史记》，乃是要学司马迁。你有了这一套聪明和见识，随便学哪一段时代的历史，总是有办法。所以我告诉诸位，做学问该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该要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
——以上选自《〈史记〉（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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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子，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
——以上选自《〈史记〉（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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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以上选自《〈汉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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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定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
——以上选自《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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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要回头来，略讲所谓做学问。让我做个简喻，好像做生意，定要懂得结帐。既不能没有帐，也不能尽是流水帐，过一时候总要有个总结。这如我们做学问讲的“由博返约”，“约”就是总结一下。做生意人能懂得用帐簿，慢慢儿就懂得生意。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把旧的总结一下，这样自然懂得前面的新方向。读书也要懂得这样读。
诸位要知道，时代与学术互相发生作用。为什么这时代会产生这许多书，此是时代影响了学术。但这些书对这时代又发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学术影响了时代。
凡一切学术，都不能脱离了它的时代性与历史性而成为一种学术的。真个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历史，便也并无此学术。如讲孔子《春秋》或孔子《论语》，都有它的时代性，在当时已发生了作用和影响。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不是听受了孔子这一套话而在当时便发生了大影响的吗？而这套影响又能愈传愈久，愈来愈大。到战国、到两汉、直到今天，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具历史性的人物，而儒学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具历史性的学术。所谓经学，只是儒学中之一部分而已。今天诸位做学问，多是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所谓“新思想”之影响，诸位才如此般来做学问。在我年轻时，我幸而并没有受到这一套影响，所以也不曾为这一套影响所束缚。但到今天，这一套影响是快要过去了，不能再存在了，诸位还能照这样的一套去做学问吗？下边将会做不出什么成绩来。我今天为诸位讲史学，要从头到尾，从历史眼光讲下，所有还要讲周公、讲孔子，我自信我这一套话是可以存在的，不像五四运动当时那一套话，此时早都不存在。然而我们也不能说它无作用、无影响，它还是有作用和影响，只是一种不好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得我们不反对。至于纸片上的学问，对当时的时代和此下的历史无作用、无影响，则也不值得反对。
我如此讲学术，等于如我们在南方所见的大榕树，一根长出很多枝条，枝条落地再生根，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一个大的根，长出了六艺，就中《春秋》这一个枝条落到地，又生出《史记》，它再长出来又是一棵大树，这就是我现在讲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诸位看这大榕树，新的长出来了，旧的还在那里。在史学里又长出很多枝条，我们便要慢慢儿讲到那时史学中的十三类。文学也一样，《诗经》着了地，长出汉代人的乐府，乐府慢慢儿长成一新条，如古诗十九首又是一新条，就变成了当时的新文学。又如从百家言中的老庄之学落地，生长出王充《论衡》，又另外成一树。我们要懂得此种学术上的“落地生根”，又重新长出新生命来。
如讲中国通史，我所写的《国史大纲》也只是一部，可是也已几十年了，须有人不断来重写，写有十部八部，自会慢慢儿来一部像样的。学问不是一手一足之烈，一个人不能独自做学问，孔子也只是集大成，不是由他一人创出。司马迁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创出了一部《史记》，他也远有所承。
诸位要讲科学精神，主要当从具体事实讲。但只讲材料又便不是科学。科学是从许多材料起，下面讲出一套科学来。如讲生物学，达尔文尽举许多实例，而后讲出一个生物进化，那才成其为科学。人文学也如此。我上面说过“由博而约”，一件件零碎事情归纳起来，而后可得一结论。诸位做学问，都要懂得这道理。
但我们今天做学问，究该比清代人更进一步才是，该从材料搜集之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只是所谓见解与眼光，仍该读书，从材料中来，不能架空发论，又不应该只用心小处，该能有大题目，在大处用心。将来的中国史学，势必另有新趋，无法一一学步古人，但至少有两项断不能与古人相异：一是多读书；二是能从大处用心。我此讲首先提到由博返约，博便要多读书，多读书后，能从大处归纳会通，这就是约了。若如我们今天般，尽在小处，零碎寻一些材料，排比凑合，既失其大，又不能通，已无法追步清代，更何论为后代开新。史学更是一种应该博深多通的学问，我们应该自知自己的缺点与短处。若只就自己现实，反来多方讥评古人，那就更要不得。
——以上选自《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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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当知，宗教家不看重历史，特别是佛教，它本身就没有历史，连印度也没有历史，但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僧人就把中国文化传统——看重历史的眼光，来记载佛教史。即论世界各大宗教，有精详的历史记载的，也就是中国佛教了。但把历史来记载宗教，这情形就会和原来的宗教发生很大差异。宗教本身不看重历史，今把一代代的教主，和下面很多其他传教的人，分着年代，再分着门类，详细把事情记下，把历史意义加进去，至少其本身宗教观念，会因此而开明的多，就会变成一种新观念，不啻在宗教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此下面才有所谓中国佛学之产生，此即佛教之中国化，乃是说在宗教里边加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历史观点，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诸位研究历史，定要求其全，又求其通。如讲魏晋南北朝到隋这一段的历史，断不能把佛教排斥在外，置之不论。在这段历史里，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一天天地发展、变化，中间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该从整个历史来看，也该以全部佛教之演进来看。
每一时代同另一时代不同，正因其各有特性不同。要能表现出这一个时代的历史特性的，那么这部书就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书。
今天诸位要写历史，固然也不必定要写正史，这要看各人的眼光。外面材料容易找，如何运用材料来表现出历史上所谓一个时代的特性，这就要我们的学问。没有学问，材料只是材料。有了学问，材料不只是材料。庄子说：“化腐朽为神奇”。材料不能运用，可以是些朽腐。成为历史了，那便是神奇。我们读书，不能把书只当材料读，《世说新语》不只是材料，我们要由此了解这一个时代的精神。《水经注》也不仅是材料，要懂得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农业等各种历史上的大变，都在此书中透露出。读《高僧传》，则四百五十年佛教传来的变化、佛教在中国的新历史，都在这里。我从前老友汤用彤先生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我和他常在一起，他到什么地方，一部《高僧传》总不离手，熟极了。他这部佛教史是一部好书，而我看他花在《高僧传》上的工夫真是极大。可见书是人人能读，但各有巧妙不同。若诸位认为做学问不须读书，那就无话可讲。若认为读书是一件重要事，则读书中的巧妙，诸位更应注意。没有巧妙，一味死读，那也是要不得。
——以上选自《〈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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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史情”，应具“史意”。什么叫“史情”呢？这是当时一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这是一件事，这件事的实际情况我说它是史情。今天我们说这是汉武帝要便利专制，其实并不合于当时历史实情。每一件史事背后，我们要懂探求其实情，这实情背后就有一个“史意”。这是在当时历史实际具有的一种意向。当时历史究在哪里要往哪一条路跑，跑得到跑不到是另外一件事，但它有一个意向，想要往那条路跑。我们学历史的人，就应该认识这个史之意。史意得了，史情自然也得了。如我们研究《春秋》，就应该认识春秋时代这段历史背后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明白到那时历史事件之真实情况。这才是我们的史学。我们具备了这一种的史学，才能来写历史，而后才始有史书。史书的最大作用，要能发掘出他所写这一时代的史情与史意。史学家写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来批评历史、考史、论史也该从这个地方去注意。
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只要东汉以后，能有一套高明深远的史学见解的话，刘知几也不会无所知。刘知几是衔接着上面传统的史学而来，也可以说，我们要了解《隋书·经籍志》里从东汉以下的那一套史学，我们只读刘知几《史通》，便可了解，因在《史通》书中讲得多了。所以我们读了刘知几《史通》，就可回过头来看东汉以下直到唐代初年的这一段史学。在外观上看，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我们也可说，刘知几《史通》其实也只是等于一部材料的书。在他以前许多史书，哪部书特点在哪里，哪部书长处在哪里，我们借有《史通》可得很多知识。但诸位千万不要学了他这书的最大缺点，即是一“薄”字。不要看他书中批评的苛刻，觉得《史通》了不得，那就会引我们入一条歧途。尤其是今天的学者，怕有很多是喜欢走此路，疑古惑经、恣意批评，无论其见解是非，只是太轻薄、不太忠厚，便该是一病。
我今就史论史，当知从事学问，先该知一个总体，又定要有一个为学的本原，从这里再产生我们的史学来。论史也要从这大的地方来论。尧舜到底不能和曹操司马懿相比，《古今人表》分别人品，我们治史的不能不知。考史也不能带了有色眼镜来考，若要写历史，更要有一番大本领。必有其本原所在，才能写出好历史来。不然则最了不起也只能等于一部《左传》、一部《汉书》，此为刘知几所最佩服的，但到底不可上及孔子《春秋》与司马迁《史记》。
我今天批评刘知几《史通》，用意在学术上指出一准绳。像《史通》，不算得是史学上之最高准绳。我又曾说：读其书，必该知其人，如读《史通》，便该了解到刘知几从幼年做学问就走到偏路。当然司马迁一辈子也只是写了一部《史记》，可是在《史记》书里，便可见司马迁有一个大的背景、大的立场，不仅是史学两字能限。诸位在此上定要用心，这是我们做学问的胸襟。我们不能先把一个史学来限着我们，至于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诸位试看，这岂不是史？但又哪里是专限于史。有其志而做不到，和根本没有这个志，两者大不同。尤其是根本无知，而多随便乱批评，那更要不得。当然刘知几《史通》批评以前各史种种缺点，也多为此下史家所采用。而我今天又要来批评刘知几，诸位当心知其意，莫谓我也是好讥评，学刻薄。
——以上选自《刘知几〈史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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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的观点，可谓说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如汉代有汉代的制度。但讲到制度，实该求其通。因其在这一个时代中，只有此一个政府，此一个政府之一切制度，当然是互相配合，有其会通的。不能说我只要研究赋税制度、经济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队制度等，各各分别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门别类地做各别的研究，然而其间是血脉贯通，呼吸相关的。我们要研究此一代之制度，必求其一代之通。如我们讲《汉书》，不会只读《食货志》，不读《地理志》，或其他诸志等。果要研究一代的制度，则必要究其通，断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则断不能说已了解了那时的某制度。
到了那朝代亡了，新的朝代起来，可是诸位当知，朝代是变了，而制度则终是不能变。制度也非不变，可是只在小处变了，大处不能变。变了某一些，而另有某一些则并不变。中国治史论政的，称此曰“因革”。革是变革，如商朝人起来革了夏朝人的命，周朝人起来革了商朝人的命。然而有所“革”，亦必有所“因”。商朝人还多是因袭着夏朝人，周朝人还多是因袭着商朝人。所以称为“三代因革”。如读《论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代的制度，跟着商代而来，有的地方减省些，有的地方增益些，大体上则是跟着商代来。商代的制度又跟着夏代来，其间亦复有损有益。大体上都是因袭着上边，不是凭空突起。孔子说；从此以下，虽百世可知。不要说三代，周也会亡，此下还是有因革，有损益。此处见出中国古人史学观念之伟大，亦是政治观念之伟大。似乎没有别个民族懂得到此。孔子在那时，早认为周朝也要亡。但周朝亡了，下边又怎么样？孔子说：我其为东周乎！倘使孔子果然能得意行道，周公创了个西周，孔子要来个东周。但大体上还是跟着周公西周而来，不过有损有益。
唐代的一切，既非凭空而起，以前的南北朝，亦非一无足取。若分别而论，则每一制度，每一仪法，如各有一条线承贯而下。但合而论之，则一朝有一朝之制度仪法，其间高下得失，有关治乱兴衰，相距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我们研究制度，则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此须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须通彼此。唐代统一盛运之再兴，自然有它直通古今与通筹全局之一套远大的气魄与心胸，始得肇此盛运。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随时而变，而历朝之典章制度、大经大法，则必贯古今，通彼此，而后始可知其所以然与当然。学者必先具备了此种通识，乃能进而研治此种通史。若我们说，唐代的田赋制度是跟着北周来，北朝制度还从上边来，如此一路直讲到秦汉，乃至三代，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时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
李翰为杜佑《通典》作序，他说：“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他说：一个君子最伟大的用，应该在治国平天下，经邦的事业上。今天我们读书人，则尽学了外国，他的理想只在教书、著书，国家民族他不管，如此而来讲中国学问，自然很难。至少大学只能讲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站在一个私人份上便完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已无此想象。至于李翰说：“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而“师古在乎随时”，我们今天则挖去了中间一句，成为立事在乎随时，更不懂要师古。所谓随时，也只是师洋而已。至若“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我们更不关心。每一事情，于古如何始，于今如何行。懂得现在应该怎么办，那惟有问之西方人。虽然李翰这篇序，如我上面所抄这几句话，我认为可以说出杜佑这书的精神，但近人不会去理会。后来到了南宋朱子，极推重杜佑《通典》，主张在当时考试科目中添开此一门，应考杜佑的《通典》。他说：杜佑《通典》是一部“是今非古之书”。诸位莫认为是今非古，只是我们今天才有这见解，朱子也把是今非古来推尊《通典》，可说同上引李翰序里这段话说得差不多。立事定要师古，而师古又定要随时，此一见解中，却有甚深义理，值得推寻。
——以上选自《杜佑〈通典〉（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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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常说：我们的意见要客观，不要主观。但当知，如在汉代有一制度，汉朝人在那里批评这制度，他们这种批评才真是客观的。若使我们来批评此制度，这些批评，反而是主观的。只有汉朝人批评汉朝制度，这才是真批评。我们该要懂得汉朝人怎样来批评他们当时的制度。他们的批评，始是客观的。待我们今天来批评，那不免是主观。譬如说今天要批评极权政治，最重要的，要问在极权政治下边的人，他们对这个政治抱怎样意见，这才是客观的真批评。我们站在这个政治的外边来批评这个政治，岂不是我们的主观吗？所以我们学历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当时历史上的人，看他们对当时的事是怎样的看法？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孔子，在此下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一向为各时期的中国人所崇拜，这是历史上的客观。今天我们来反对孔子，要打倒孔家店，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人的观念，这是我们的主观。同样理由，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我们要看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每一个时期中的人，他们对这个政治怎么看法，在他们认为是对是不对。我们不能拿我们今天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其实也学得很少很浅，而把来批评中国传统政治，说中国两千年来只是个专制政治，这实是一个很主观的讲法，实在也没有仔细去读这两千年来有关政治上的书。如杜佑《通典》，光是关于选举制度，一半是叙述这制度，一半是网罗历代各家各项批评。
诸位学历史，有一坏现象，学历史就想做一史学家，至于在历史上如政治等许多现实问题，好像和我不相干。要进了政治系，才学政治。进了历史系，好像对于国家治乱兴亡可以漠不关心。诸位都预备在大学里教书，先得写篇论文，拿了几十几百条证据，不痛不痒，这是在大学教书的必需资格。现实政治则和我不相干。诸位认为这样的学者是对吗？还是以往中国的旧式学者对？他只读了一部杜佑《通典》，懂得这样那样，跑上政治，选举该这样、食货该那样，他可有种种理论、种种玩法。即使他不在政界，写本书也写得很具体，很客观。诸位不要认为今天的我们才是进步到了最高点，从前一切不如我们。我们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过学到一些外国的。但你能说今天的外国，就是他们的最高点吗？如今天的美国，就一定比华盛顿初开国时，或者林肯南北战争时进步吗？经济是进步了，政治未必就进步。今天的英国，就定比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的英国进步吗？科学说是进步了，经济政治未必就进步。我们仅是学着外国今天的，而且是学的一点皮毛，难道我们大学里政治学系的学生都能留学外国吗？在中国读外国书，所知有限，跑到外国去，仍是在大学里读课程，和实际政治还是相隔很远。回来了，还是在法学院政治系教政治。至于政府用人，并不定用到这批学者。这也不能专怪我们，外国就这样。外国的一切，是否也值得批评呢？这是个大问题。近代人物中只有孙中山先生敢对外国选举制度也有批评，此外似乎是没有了。
《通典》“选举”下的第四卷是“礼”，就有一百卷，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诸位要知，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什么叫做“礼”？今天我们岂不一点也不知。还是鞠躬举手就算礼了呢？倘使诸位读《通典》，研究经济史的，只翻它《食货志》。研究选举制度的，只翻他《选举志》。研究政治组织的，只翻他的《职官志》。却没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讲的礼。可是一部《通典》里，很大的贡献就在这里。他把礼分了吉、凶、军、宾、嘉五种，中国人一向称为“五礼”。不读古书，就不晓得这五礼所包括的范围。
《通典》在“礼”一部分前也有个总论，提起中国历来讲礼的人，从西汉叔孙通起，到唐代，共有三百人之多。可见杜佑自己至少对这一部分是下着很大工夫的。在此五礼中，杜佑《通典》特别的贡献，则在讲凶礼中之丧礼。在丧礼中最重要的是服制，中国人所谓的丧服。怎么叫做丧服呢？如父母死后，子女为父母守丧的年限及一切的制度，都包括在内。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组织很复杂，丧服是中国古人一个极大的学问。远在《小戴礼记》里，就有一篇文章叫《丧服》。这尚是在贵族时代。后来到了汉代，特别到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才有所谓“士族”出现，这已不是古代的封建贵族了。汉以后的士族，是经过汉代的考试制度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阶级。此下就是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一路下来到唐朝，也可说士族便是那时的贵族吧！不看别的，只看《新唐书》里的《宰相世系表》，就可看出门第在当时之地位。但那些大门第怎样维持？这就靠着一种礼，更重要的是丧礼，尤其是服制。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研究丧服制度是一个大学问。当时有一位经学大师雷次宗，他在经学上的地位，当时人推尊他可比东汉末年的郑康成。他的学问，就是讲丧服。甚至当时一个和尚出了家，他也要做一世之师，也要来领导当时的社会，也就要研究丧服。我们死了父母，有种种事情不明白，也可去问和尚。所以当时中国的大和尚也多研究丧服。和雷次宗同时，就有一个慧远，他是那时住在庐山东林寺的大和尚，他就研究丧服。丧服在当时社会的重要，诸位即此可想而知。下到唐代，还是有大门第，还是要讲丧服制度。现在我问诸位，那时的丧服制度，究是个什么制度？中间讲些什么呢？我们全不知，却尽大胆批评，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宗”就是我们向来的宗庙祠堂，祠堂里也有一套法，即是礼，最重要的就是这丧服。不是像我们想法：父母死了，送进祠堂，每年去祭拜，这就叫宗法。这想法太幼稚、太简单了。在杜佑《通典》里，就保留着可以说最详备的当时的丧服制度。在他以前以后都没有。若能具体地来讲中国的丧服制度，这才是讲了中国的宗法。倘使今天诸位要批评中国社会，说它是一个封建社会、宗法社会，这也可以。但中国的宗法究是怎么样子？诸位不应都不知。恰如诸位批评我们中国的政治是个专制政治，为什么呢？只为它有个皇帝，是一个政府中最高的第一位，所以中国从秦以下的政治是个专制政治。这话也对。但我问诸位，究竟我们历史上各代皇帝，又是怎样的专制法？诸位又都不知。除非诸位能去翻出一部杜佑《通典》，花费一年半载工夫约略读一过，你才会告诉我中国政治究是怎样专制法。你说中国社会是个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但封建究是个怎样子的封建？宗法又是个怎样子的宗法？倘使诸位想拿来和西方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相比，其间相差简直是太远了。但我们直到今天，始终没有人把此问题来研究过。此因到了宋朝以下，中国大门第没有了，不需要这样繁复细密的丧服制度，所以连宋以后人，都不来研究这一套，又何况在今天？这是过去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定要提出这句话来，尽说中国是封建社会，至其一切实况，则只说不知。不知亦无妨，但不该随口骂。
我们今天做学问，不讲“实用”，只高呼为学问而学问，要做一种专家之学，详细来下考据工夫，那么倘使有人能拿出一番大工夫来读杜佑《通典》里的凶礼和丧服制度，写出一部书来，也可使我们了解到中国那时的“大门第”和其所谓“宗法”在当时究是怎么一回事，这岂不也是一项极大的学问？那时的这项制度，也不是由专制政府下一条法令规定便得，这事情很细密，不知经过了几多人辩论，你认为该这样，他认为该那样，收进在杜佑《通典》里的很多，都是些极深细的学术性的讨论，不像穿一件衣服、坐一辆车子，这些礼却简单了。至于下边的“乐”，当然更是一个专门之学，到我们现在也都不懂了。
下边是“兵”，《通典》大体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主，把历史上的兵事，一切分类归在这十五卷里。下边刑、州郡、边防三门，我们可不一一详细讲。我在这里只想举出一点，杜佑不愧是个大政治家。在当时，做过几任宰相，对经济、财政、军事各方面，相当能干，都有贡献。然而他写这部书，两百卷中间的一百卷，却都是写的礼。倘把“礼乐”两门合算，就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以上。诸位不要以为在中国古代孔子孟子时，儒家讲礼乐，当知汉唐以下到宋明，还是有讲礼乐的，杜佑就是极好一证据。今天我们没有一个讲历史讲政治的人再来讲礼乐，这实已是一大变。只因外国没有，自然今天的我们，也就不肯再讲了。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明明是一路下来有此两项，至少今天的我们也该有人知道此所说礼乐者究是怎么一回事。这些礼乐，又和政治有什么一种关系？我想学历史人，至少有此责任。那么最先便应该翻翻杜佑《通典》。可以说，杜佑《通典》实在是中国史学上一部独创的书。
今天我们中国人，不读中国书，一意骂中国，这至少已成为这六十年来的普通现象。诸位今天应该要多读几本中国书，却又不是学了外国人办法来读中国书，今天这里翻一些材料，明天那里翻一些材料，把中国古书只当材料看，这又不成。我们定要一部一部地来读，而读书又应有一个最大重要之点，便要能读到这书背后的人。若我们读《论语》而不知孔子，这不行。我们从读《论语》而能想像到背后孔子这个人，待我们了解了一点有关孔子这人的，再回头来读《论语》，你就会对《论语》更多明白。史学也是这样。我讲《史记》、《汉书》，定要讲到司马迁、班固这两个人，再来读《史记》、《汉书》，那么了解得会更深切。不能既不管人，又不读书，只是翻查材料，这绝对不是个办法。
我们再进一步讲，诸位学历史，历史里面包括有一件一件的事，诸位固然要懂得。但也要在许多事的背后去找这些做事的人。没有人，怎么会有事？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可说是中国的中衰时期。现在到了唐代，一下子，光明灿烂，新的大一统时代又来了。诸位说：你看唐代的制度多好哇！但要问究是哪些人来订出这些制度的呢？为什么魏晋南北朝人不能而唐朝人能呢？这里我们自要懂得学问该要做到人身上去。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该要学外国，但为什么外国人能而我们不能？诸位要懂得其中道理。诸位或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不好，这就荒唐了。当知这和我们从前的文化无关系。至少是无直接密切的关系。我们岂不都已到外国去学了，如何回来便做不成？这背后是人的问题。这里所谓的人，应该就是现代我们的自身，而不是历史上的古人。中国古人做个古中国，做得蛮像样。现代中国人要做一个现代中国，何以做得不像样，这里总有个道理。这道理不在我们自己身上，又在哪里呢？所以我劝诸位，学历史，该从事情背后去研究到人。唐代人确是了不得。不然，唐代怎会这样了不得？固可说：唐代经学史学都不够标准，思想上只是依信佛教，然而在政治上则多出人物，杜佑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又不是其中最上乘的一个。惟其他们在政治上有成就，才能有如《通典》那样的书出来。
唐朝人毕竟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不同，诸位如回头看看像《世说新语》中那些人，便知和唐朝人不同在哪里。到了宋代，那时人就又和唐朝人不同。诸位要懂得这样来读中国历史的话，诸位才知道今天我们的中国人，又是一个样子，在整个五千年历史上，该占一如何地位，却大值我们一番研究。我们不要把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大学教授，乃至整个学术界，看成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好样子，我们是第一个好时代。我想我们最好也不过能读几本外国书，知道了一些外国情形，但不能说从前中国历史上这许多人全不像样，全未读过外国书，要把向来整个理论推翻。循至跑进政治做官的人，也全不读中国书，不要以往一切学问，看不起从前做学问的。我想在外国也并不这样。我想我们该懂得悔过，这是我们的错，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学术界实是错了，我们不能过而不悔，永远像此般下去。
——以上选自《杜佑〈通典〉（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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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于所谓“宋学”，大率有两种错误的见解。一为清代学者的门户之见，他们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分立门户。尤其是乾嘉以后，是看不起宋学的。民国以来，接受了清代人这一种门户之见，还加上了一套浅薄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若是宋代学术好，为何不能救宋代的衰与穷。这话其实讲不通。孔孟儒家，乃至于先秦诸子百家，也并没有救了春秋战国。我们现在佩服西方人，但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救了希腊。罗马帝国后来也已经尊奉耶稣教，但耶稣教也并没有救了罗马。像此之类，可见我们不该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诸子的学术，自有它的价值。纵算不能挽救春秋战国时代之乱，但为后来中国学术史上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宋代的学术，固然也不能救宋代之衰亡，但亦为宋以下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等于我们讲希腊这几位大哲学家或者耶稣教，也不专在希腊罗马时代发生作用，它们的作用还要在后发生。
诸位读史书，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论史”。不仅要知从前人对其当时及以往的一切批评，还要有眼光针对自己时代作批评。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评，我也如何批评，该要有新意见，新批评。但也不能像五四运动以来那样信口批评，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笔抹杀了全部历史，那实无所谓批评。到今天，已到了全部历史更无可批评了，遂只有做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谱，全是专制政治、封建社会，那么还要读什么中国史？可见“评史”不能省，但批评历史要能有见解，要知道从前人的批评，还要能来批评从前人。我们且随便再讲几点欧阳修的《五代史》。如说军事，五代正是用兵时代，欧史用攻、伐、讨、征四个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一大国攻打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这就是春秋笔法。只看他用哪个字，便知是哪样一会事，很简单。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获地，或称“取”，或称“克”。易得曰“取”，难取曰“克”。又如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他辖地来归称“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来，或仅带着家，乃至随从少许人。倘见“附”字，便知他带着地方一并投降。又如“反”与“叛”。“叛”是背叛了这里归附到那里，在此称“叛”，在彼称“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归附到别人那里去，只在里边作乱造反，这是“反”。又有“自杀”与“死”不同。“死”是死节，为国为公而死，“自杀”则还不到“死”的程度。自杀当然死了，但还不够称“死”。死是一种忠节，“自杀”仅是自杀而已。“他杀”亦与“伏诛”不同。有大罪，应该杀，这称“伏诛”。仅是杀了他，这又不同。像此之类，欧阳修《五代史》讲究这些用字，很有趣味。
诸位可看从前人讲《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显有分别，新史里有他自己许多“例”，现在我们不看重这些，只拿书中材料来作研究。一件一件事，不分轻重大小是非得失，那就没有趣味。现在人讲历史，都只讲了下一级，不向高处寻。所以我特别要再讲《史记》《汉书》。一样都写汉代人的事，但两书体例不同，此因背后作者人物不同，学识不同。我们现在都不管，从来不去研究到整部书，更没有研究到书背后的那个人，只研究书中间的事情，而有些事情又更无研究意义。如这个人究是“死”，还是“自杀”，我们都不管，只知他死了便算。我们觉得，研究历史，只是些旧东西，只是一堆旧材料，但从前人如何来写此历史，你不能说这些不值一论。孔子作《春秋》，也是一部历史，若只看材料，当然远不如《左传》，《左传》里材料详细得多，《春秋》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孔子便远不如左丘明。那么从前人为何要推尊孔子，我们说这只是一种旧观念。这样一来，我们今天的史学，先有一个新旧观念的分别横梗在里面。我们又要拿西方人的史学观念来讲中国人的历史。但西方历史远为简单，为了这一点，至少使我们今天无法有史学了。从前人争论的问题，今天一律都不管了。什么“死节”呀，以及治乱兴亡呀，我们似乎都没有工夫和兴趣去讲究。大问题不讲，只找一些极小的题目，这就意味何在呢？
现在我再讲到欧阳修第二部史书。在五代时就有一部《唐书》，但到宋仁宗时，又命宋祁、欧阳修来重写一部，称《新唐书》。五代时刘昫所写称《旧唐书》。后来读史的人，既有新旧《五代史》的比较，又有新旧《唐书》之比较。从前人都花着极大工夫，零零碎碎，一条一条地研究，可是我们今天也都不管。只知研究唐代历史，只在新旧《唐书》里翻查资料，更不管两书得失。在《新唐书》里，大概从前人一般的批评，就是“志”与“表”最好，而志与表则是欧阳修所写，纪、传乃是宋祁所写。可见欧阳修对《唐书》贡献更大。当时朝廷派欧宋两人写唐史，是有一番规定的。将来这部《唐书》的作者，只由一个官爵较高的署名。如《隋书》署魏征所著，其实这一部书并不是魏征一人著，不过由他一人来署名。宋人也照此规矩，《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官位高，应由他署名。但欧阳修却说，宋祁是前辈，年龄比较大，我是比较的后辈，这书他也花着很大工夫，不应该专署我的名。因此《新唐书》是分别署名的。志和表署欧阳修的名，纪与传署宋祁的名。宋祁说：我没有碰到这样子谦虚，而尊重别人的朋友。但朝廷上待那一部书写成以后，还要请一个人，等于如现在总编辑一般，来总其成。纪传写好了，宋祁把来交给欧阳修，请他再仔细改定。欧阳修说：宋先生所写已很好，他应一字不动。这件事从前人很看重，直传下来，成为一种佳话。但我们今天，又认为这样究是对不对呢？我不知道诸位对此事如何感觉。志表既署欧阳修之名，纪传则署宋祁之名，朝廷也答应了。但要欧阳修全部看一遍，而他竟一字不改，诸位认为他是不尽职呢，还是敷衍客气而已呢。其实他就来改一遍的话，老实说，也未必一定全是。各人有各人的学问，各人有各人的见解，欧阳修的态度还是可佩。今天我不过偶然举此例。总之从前历史上这种佳言美行，零零碎碎传下来的，不晓得多少。今天我们根本也没有在那里用意为这时代写历史，倘使为这时代写历史的话，有没有那些佳言美行可传呢？固然我们今天是一乱世，但有没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而可以传之后世的呢？或许有，但有没有人能为他写下呢？我们今天都是拿了一大堆材料，你这里错了一点，几年几月之下写错了一个“日”字。如此之类，将来这史学究于国家何补呢？倘使诸位治史学，有意要学从前人的这一套，那诸位的学问态度该要大大地改变。该就先要读《论语》《孟子》大义所在，要懂得这样才算好，才叫做“谦虚”。不能就只是旧啊，新啊，外国对，中国不对，这样笼统武断是不行的。你如来讲袁世凯，你该怎样讲法？你如来讲唐绍仪，讲伍廷芳，又该怎样讲法。当时国民政府派个伍廷芳，袁世凯派个唐绍仪，两个代表在上海开会，此两人，诸位也该懂得研究。这样治史学，对国家社会自然慢慢儿的会有贡献。现在出了一好人，诸位既不懂，也不管。做官人没有好不好，教书先生也没有好不好，所谓乱世，就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以上选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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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书不会都使人全体满意。我们做学问读书，要能采其长，不是要索其瑕疵，来批评他的缺点。今天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懂得一书长处，而喜欢来找它短处，或许所找出的也并不是它短处。
——以上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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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例，我们本不是一个耶教国家，为什么要用西历纪元？现在又不称之曰“西历”，而改称曰“公历”，这也是一问题。将来若要为世界人类历史定一个公历，怎么定法，现在还不知。而且此刻用西历，也有麻烦。西历的第一世纪已在汉代。汉武帝前用西元，须前一年前两年的倒推上去。在西方历史时间比较短，事情也简单，习惯了也还不妨。中国史要从春秋、战国一路推上去，岂不是自找麻烦。今天我们用阳历是一件事，要历史用西历，又是另外一件事。在我们学术界，中日抗战那年每不称民国二十六年，定要说西历一九三七。我们到台湾来，也不说民国三十八年，定要说西历一九四九。好像中国自己够不上有一个自己的年代，这真是亡国现象，为何我们定要讲西历多少年呢？岂不是中国人好像不承认了自己有这个中华民国之存在。这事有关教育，政府应有个抉择，不能尽让人自由。所以朱子《纲目》说：“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这两句话，我们骤看似乎不像是历史上一问题，其实乃是历史上一个大问题。我们无志写历史，而仅志于考史，那也无所谓。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不能不写历史，总有人会出来写，到那时该如何写法？这是个大问题。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未起以前，多有人主张用黄帝纪元孔子纪元，这还比较有意思。
今天我们大家忙了，事情多了，可是历史还是不能不读，该要知道一个古今治乱兴亡，人物贤奸的大概。固是我们现在观点变了，详的有些处可以略，略的有些处应该详。原来有的可以删，原来没有的应该补。那么我们应该来一个新通鉴、新纲目、新易知录、新辑览，这样可使大家读，大家有益。可是到了民初以来，大家看这种书，认为一文不值。我们尽要提倡通俗，其实如《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之类，不就是通俗化了的史书吗？而我们又看不起，又不肯自己动手来写新的更通俗而更简化的史书。于是民国以来的学术界，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顽固、旧学者，他们尽用工夫，如我上面讲的王先谦《汉书补注》等书，但社会上不能看，书则仍藏在图书馆，大家要用还得去用。社会上看得起的人，见称为新学术界中大师们，却又不肯写。偶而写些新体例的，在社会上也偶尔流传一下，但不久便没有了。实多是粗制滥造，经不起时代考验。但时代有先后，老的不能在死后来反对新的，而新的则能不断反对老的。浅人不知，则总认为新的对，老的不对。而且旧书都用大字木刻，普通人不去读。新的书，铅字小本子，大家都看。所以老的书不流行，而新书尽流行。大家又都以书的流行量来定书的价值，这实是学术上一件无可奈何之事。现在我说，民初以下的许多新学者的史学，其实他们的成绩不如前清一般老先生们，这不是我随便批评，我只想说句公道话。但怕再过几年，连说公道话的人也没有了，学术更没有一个标准，只有社会的现在便是一个标准，这实是太危险。所以我们要破坏一种学术，蛮省力。要复兴一种学术，则相当困难。不仅是史学，文学及其他也一样。
但新闻究竟不就是历史，它只登载些临时突发事项，今天这事，明天那事，事过就完。台风来了，那是大事，来三天必要登载三天。若如今天般风和日暖，天气非常好，报上便不登。若如新立一学校它要登，待此学校成立后，它便不管。但历史不能只管突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
历史上有许多无事可写的人，而特别重要的。太史公《史记》就懂得这个道理。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无事可写的，他写了。如说周武王领兵去打商纣，路上跑出来一个伯夷一个叔齐，说：“你不要去打”。若我们写编年史，周武王领军队渡河去打商纣，这是一件大事。中间横插进一段，说是路上跳出两人劝他不要去打，这似乎不关重要，有时也无法写。到了周武王得了天下，他们两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更无法写进去。周武王当时有多少国家联合，怎样领军队去打商朝，商朝的军队倒戈了，怎么血流漂杵，周武王怎样打进商朝的都城，商纣被杀了，这些易写。忽然加进伯夷叔齐两人，这一段事，不好写。所以太史公要作纪传体，而把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之第一篇。为什么太史公特别看重伯夷叔齐两人，这是另外一问题。而在我们中国历史里无话可讲的人，而写进历史的特别多，不晓得有多少，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
历史有轻重，要写历史，先要一识事。历史上有很多事，没有史学知识的人，他所知道的事只如我们从报章上看到的这些，这实是不懂得历史，即是不懂得事情。所以我们要读袁枢的《纪事本末》，只要先读他书的目录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历史里的许多事。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只有动和变和乱，才算是事。在安定常态之下，更有历史大事。
诸位懂得如此来读历史，历史里往往有很重要的事，几句话就过去。历史里不重要的，反而可以长篇累牍写不完。还有到后来才变成重要的，而在当时历史里写不进，只在纪传体里可以写。如陈寿《三国志》写钟繇，没有写钟繇能书法，连裴松之的《注》里也没有。如讲华歆管宁同学这一故事，《三国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而这事传诵千古，直到今天。可见这是一件事，而且也可说是重要的一件事。钟繇能书法也是，可是若写纪事本末就无法写。或者一句便完，只成一零碎事，不伦不类地写下。所以纪事本末不容易写，先要分事情轻重，识历史大体，而袁书不足以胜此任。章实斋《文史通义》虽称道袁书，亦发此意。谓：“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兼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诸位读袁书，重变不重常，重外不重内，并亦没有制度，没有人物，若把此书同杜佑《通典》作比，《通典》是一部特创书，我们已经极力称赞它，《通鉴纪事本末》似乎也是一部特创书，而实是要不得。诸位治史，《通典》不可不看，《纪事本末》竟可不看。因他之所谓“事”，其实有些并不成一事。而当时许多大事他看不到。诸位当知历史上之所谓事，是很难懂的。纪事本末虽是一种新创之体，而在中国历史里，还没有这一体的好书。但看到西洋史，其体例确乎同我们的纪事本末一般，同是动和变和乱，一些不寻常的，而没有写出长治久安，安安顿顿的历史。实际上西洋史也正是如此，故西方人重外不重内，知变不知常。如英国史就是重在对付法国，法国史就是重在对付英国。去了这些，双方都将觉得无事可书。或许诸位不信我言，但若真熟西洋史，当可信我此言并不虚说。因他们的历史，都在小圈子之内，自应重外。精神用在外面，内部自多动乱。今天我们却反说中国人的历史不进步，老是这样，不晓得在“老是这样”之内，却大有事可寻。
——以上选自《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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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姓氏略》下面是六书五卷，七音二卷，这七卷是讲的文字与声韵。郑樵说：“书契之本见于文字”，我们要在文字书本上来研究较早的自然人，首应注意血统，研究其氏姓。我们要研究继之而后起的文化人，更该注意到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西方文字是一种音符，只用来代表声音，中国文字则是象形的，如画图一样。实际上，古代西方文字也以象形开始，后来方法穷了，画不胜画，象不胜象，而且一切事物无可画，无可象，只有易途向前。中国文字则在象形之后，又衍变出指事、会意两体，这就花样大了。又兼着有形声，把声音与形象配合，道路益广，又兼着有转注假借，则变化益活。所以中国的六书，乃是中国文字的一个综合研究，直从许慎在东汉时写了一部《说文解字》，文字学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研究文字，又必研究到声音。在中国文字中便有代表声音的，而声音又跟着地域年代而变。如英国人讲话与法国人不同，法国又与德国不同，等于我们广东人讲话不同福建人，福建人讲话还是不同台湾人。既跟着地域变，还要跟着年代变。一百年前人讲话，同一百年后人讲话声音不同。西方文字既仅作声音的符号，所以文字不能统一。又是一百年前的也要和一百年后不同。只有中国文字，不单是象形，而兼有六书，把字形来统辖语音，各地讲话土音不同，还能有一共同的国语。又以文法来统辖语法，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各地人说话也还差不多。几千年来，在这样广大的地域中，而语言不分散太过，就因为有文字在那里统辖着。将来若能把中国文字遍及世界，这将贡献于世界人类文化者其大无比。即如科学上用中国字，也极方便。因中国有形声字，如从金、从石、从火、从土、从水、从气，化学、生物学、矿学都可分类，一目了然。而且中国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意义。层出不穷的新材料、新发现、新创作、新器物，用中文来写出是最方便的，可以不另造新字。否则将来科学字愈造愈多，认识记忆非常困难，只有拿中国字来应用，则很简单。而且一字一音，英国人看也懂，法国人看也懂。今天只为中国不像样，大家不注意。万一有一天，世界人类懂得中国文妙处，采用中文，此事非纯属空想。
我们且不要讲得太远，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都寄托在文字上。最要的，我们该要通得历古相传之文字。清代人对于文字学花着大工夫，他们所讲，有许多郑樵早已讲过。他说：“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此即后来清代人提倡小学的主张。但清代人花着大工夫在那里讲小学，到今天，这一点遗产可惜又都丢了。自我们发现了龟甲文，大家争来研究，其实基本工夫仍应在许氏《说文》，说明六书，否则就无法来研究龟甲文。而且龟甲文仅是中国文字的开始，许叔重《说文》则是中国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龟甲文只是最先阶段，而非完成阶段。今天我们只要听说到龟甲文，便认为有莫大价值，却不再有人能把我们今天的新知识、新观念，再来接着清代人的旧工夫，来研究中国文字，这真是很可惜的。我们也可以说，文字不明，便一切书本都不明，这是诸位今天读书一个最大缺点。读书读不到深处，正为对书中每一个字的正确意义不清楚。郑樵只说：“经术不明由小学不振”，今天我们可以说，古书不明，由小学不振。而且通文字不仅为读书，从更大意义讲，研究民族文化种种要点，有许多从语言文字入手，是极富很深意义之蕴藏的。也可说：此下中国文化不复兴，也就因为我们的不识字，或识字识得太粗浅、太浮薄，不能从精细深奥处了解。
第三是《七音》两卷。固然中国文字是讲形，实际上中国文字里边还涵有音。所谓音，是指其音亦涵义言。我年轻时读《说文》，对于形声字忽发生了疑问。如“壁”字，从辟、从土，上面这半个“辟”是声音，看了就知道读“辟”，看了下面半个，则知壁是一堆泥土。形和音分开，所以说是形声字。有一天晚上睡了，窗外月光照到我床上，醒回来，一脚就踢在床边壁上。我忽然想起我们的“臂”膀，不是也从辟声吗？臂膀在身体的两旁，壁也正在房的四旁。我就一个一个想出，凡从这偏旁的都一样。如“劈”，用刀一劈，不是就分成两旁吗？如“譬”，我讲话你不明白，我从旁用个譬喻，使你明白，也便是从旁来说。又如“璧”，古人佩玉挂在身旁。又如“避”，就是避在旁。再由此推想，如我姓“钱”，看它一边知是金属，右边半个“戋”是声音，其实“戋”音也有意义。凡属“戋”旁的都是薄薄小小的，如“盏”“笺”“残”“浅”“栈”等字皆从“戋”，便都是薄薄小小的意思。可见中国字一旁声音都有意义。我曾为此写了一本书，可惜抗战时遗失了。其实宋代人讲右文，已先我言之。更有些，是只听声音就知道了意义。如说“矢”，是一枝箭发出，“施”是我给你，都是向前的，同音便有同义。又如说“输”“水”，像此之类还很多。“水”字苏州人读近“施”、“输”、“矢”，可知凡读“矢”音的字都有一共同意义是向前。又如说“宏”“鸿”“洪”等同音字有好多皆有大义。可见研究文字，接着便该研究声音。郑樵又说：“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作字书以母为主，作韵书以子为主”。郑樵把字之形体声音分别同研，这是极对的。讲氏族，便知人的来源与分别，讲语言文字，便能懂得文化思想的要点与特性，下面历史才可讲，我想这是郑樵一种伟大的想法。
说到“校雠”，并不止是校几个错字，主要在“编书目”。郑樵说：“编次必谨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中国人讲学问，常称“学术”，每项学问应有一条路，“术”字就是指这一条路。学问固要自己学、自己问，从师只是从他这条路。在此路有创辟、有循从、有开新、有转向。郑樵在史学上也创了一条新路。因于学问各有路向，乃有所谓学术。各项学问道路不同，于是可为分类。要为书籍编目，主要在分类。故曰编次必谨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事大不易。今天我们图书馆的分类，只是模仿外国，求便检查，书名、作者名，各别分类，照笔划次序，一查便得。如要寻郑樵《通志》，可查作者“郑”字几笔，或查书名，“通”字几笔，又如图书十分类法等，皆与中国书籍传统分类不能相配合。中西学术不同，则分类亦该不同。为书籍分类，这里面有一番大学问。书目分得好，便可使读者因书目分类而懂得学术大体。如讲经学，郑樵说：“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谶纬、音韵、传注、义疏皆在经学内有此几条分路。只要书目分得好，不啻把一部学术史大略告诉了你。所谓学术源流者，如经学是谶纬、音韵、传注、义疏之源，此四者则是经学之流，而亦得合称经学。又如谶纬之学最先，在东京，音韵之学在晋，传注在汉魏，义疏在隋唐，各类之源流亦都告诉了你，其实是一查书目便知了。他又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故曰：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郑樵能把学术史的眼光来论究各项学术，此又是他在史学上之大眼光大见识。此后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两书能跟着郑樵此意发挥，还有很多讲得非常好的，这也是学问上一条路。
要知论学必要懂分类，要知每一项学问之演变应懂得他的源和流。今如我们讲史学，应知中国史学可分几类，每一类之源流演变又如何。又如讲中国学术史，当如何分类，又该如何论其源流演变。试姑简单言之，诸位试从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进而看郑樵《通志》之《校雠略》，更进而看《汉书·艺文志》，这也是一条路，可以使我们约略知道这路上的一切。诸位要讲地理，也有几条路，各条路各有讲法。诸位要讲文字学也有几条路，也是各条各有讲法。
如今诸位做学问，不先摸清道路，只要一个方法，那就错了。当知各项学问各有方法，而且每一项学问中，可有各项方法。此等方法，今天如此，明天又会变。诸位不信我说，认为诸位所要乃是科学方法，不知科学方法也复在那里变。从牛顿的力学，变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哪有不变的。并当问所谓科学是那一种科学，各项科学亦有各项方法。今天我们做学问，不先问一条大路，只要问方法，这即是郑樵所谓“学术之苟且”。今天诸位只希望先生能指导你一个方法，不知尽有指导，此一方法也只在你所要研究的这一个小圈圈之内。如此而止，将决不会懂得学术之大、源流之变。如郑樵在《通志》里把易分成十六种，诗分成十二种，道家分成二十五种，医方分成二十六种。此等分法是否确当，乃是另一问题。但论学必当懂得分类，每类中必当知其源流演变，此是至当不易之大道。今姑举一浅例言之，如诸位研究《诗经》，当知各家治诗便有不同，不当随便找两三本参考书，不加分别。当知这一家做《诗经》的学问同那一家本不同，哪可随便引用，不加分别。又如诸位自己要写一篇“中国史学名著”的论文，不能随便查书目，更不宜随便跑书铺，积集着几本参考书，便可下手。今天诸位似乎认为只要有几本参考书，并有一套方法，便可做学问。如要写“中国史学名著”，主要便在材料上，次要则在方法上。有了材料与方法，实也不需要学问，学问即在材料与方法中。以此来讲自然科学，或犹可说得过去，以此来治文史之学，那就断不是这会事。今天我们只叫着科学方法，因此而埋没丧尽了我们年轻人治文史的聪明，再也不会有学问。诸位听我如此讲，或许会感到困难。但对将来诸位的聪明自有用，循循不倦，自可以成学问。若还是尽要一个科学方法，试问你要的是什么科学呢？诸位有没有知道现在的科学共已分成多少科，每一门的科学分门别类，也是各有方法，全不同。文史学与自然科学又不同。每一项文史学问中又可各有方法，如郑樵所举易学十六类，诗学十二类，道家二十五类，医方二十六类，不仅是学诗不能用学易方法，而学诗学易其中亦各有方法不同。如学道当然有许多花样，学医亦有许多分别。光看郑樵《通志》里的《艺文略》，可见郑樵在此方面有其特见。他的《艺文略》与其《校雠略》，乃是郑樵一家之学。我们不能只认《通志·艺文略》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同只是一部书目、一堆材料。推广言之，我们读书应当它是一门学问去求，不该当它是一堆材料去检。若某书仅可作一堆材料待人检，那即是此书无学术价值。
——以上选自《郑樵〈通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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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讲，“文”是指书本，“献”是指人物。我们当知，做学问，书本固重要，人物也重要，或许人物要重要过书本。我曾再三告诉过诸位，读书要一部一部书地读，并要读到这部书背后写书的这个人。这个人比这部书，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而且在我以前，长时期内，许多别人读这部书的，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书本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这“文献”二字，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讲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里又有一段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里的“贤者”就是指的人物。在每一个社会上，有些是大贤，他能懂得传统大道。也有些不贤的人，那就是指的普通人，也必有传统大道留在他们身上，只不过是传统大道中比较小的地方而已。上引《论语》前一章所讲“文献不足”的“献”字，就是指的识其大者的“贤人”。在孔子所讲的文武之道，乃及讲到夏礼、殷礼，把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孔子说：商代的文化，我能知道，可是没有材料来证明我的讲法。因为商代遗下的宋国，已经是文献不足了。夏代的文化，我也能知道，可是夏代遗下的杞国，也已是文献不足了。所以也无从来证明我所要讲的。只有周代的文化，到今天还是有书本、有人物，所以比较容易讲。在我们一所大学里面，要研究学术，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图书馆，要藏有很多的书，这即是“文”。又一定要有合理想的、标准的教授，这就是“献”，无此两项，便是“文献”不足。如诸位要研究孔子的道理，当然要读《论语》，《论语》就是“文”。或者读《春秋》，《春秋》也是“文”。但仅此还不够。尚有如左丘明、孟子，这许多人就是贤者，就是“献”。要兼此二者，才能懂得《论语》和《春秋》。我们若要学孔子的道理，读《论语》，便该连带去问问孟子。读《春秋》，也应该连带去问问左丘明。所以“文”与“献”该相提并论，两面俱到。若使我们只看重了“文”，不能看重到“献”，那就如我们今天所批评的说：这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又说这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若你碰到了一个大贤，得他指导，你就知在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涵义，死书便变成了活学问，只要有人能讲。今天有人说，我们要研究中国学问，怕要到外国去，如像日本美国，在他们那里，所藏中国书很多，但亦仅是一堆书而已。有书而无人，有“文”而“献”不足。诸位到日本、到美国，也只是读死书，没有什么了不得。又如我们今天在台湾，论起书本来，也并不输于到日本美国去。小小的一个台北市，有故宫博物院、有中央图书馆、有中央研究院、有台大图书馆在那些处，除掉从前在北平，别处便不易找到这么许多书。我们要从许多书中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也该尽够了。但诸位要知，还有一件重要的是先生。书要了解，书多了，要一个能指导我们入门的人。我们读此等书，也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不能坐井观天，只是死读书。诸位今天的时代，已经和我做小孩子的时代大不同。那时我们蹲在乡下，小孩子读书只苦“文”不足，书很难得，然而尚有“贤者”，他们能讲些中国东西给我们听。今天诸位“文”是足够了，要书本，省力得多。然而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上，其实也像去日本、美国一般，真个要有几个中国的老师宿儒能讲中国东西的，可是不多了。有文无献，那就只能读死书，死读书，就不免倍加吃力了。
那么，正如诸位要研究孔子，便该从先秦孟子、荀子一路下来，历汉唐到宋、元、明，直到清代，从来研究孔子的人有多少？这许多人所讲也即都是“献”，但积久了，所谓献的，也都成了文。在我们现代，又要来找一个也能像孟子、荀子、朱子、阳明般一样能讲孔孟之道的，那就不易了。所以尽说有文化传统，我们还得要一个活的“献”，那才是真传统，仅在图书馆求是不够的。图书馆究不是一个活东西，要有人物，要有学者，要有了“献”，那“文”才都发挥光华，都见精彩了。
我们今天，则似乎只看重这些写定的书本，而更不看重这些写书本和读书本的人。从前人读《论语》，必然会看重孔子，乃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历来凡是讲《论语》的人，都会同样看重。今天最多是来讲《论语》，而对于从先秦下讫清代这许多比我在前的讲《论语》的，我都看不起。更可怕的，是只讲《论语》，不讲孔子。换言之，在我们心中，只有《论语》其书，更没有孔子其人。亦如讲历史，讲制度，也仅止于历史制度而止。在我们讲的人心中，实也没有我们所讲此历史此制度下的许多人。这实在是我们做学问一个极大的心理上的病。在我们心理上有了这种病，我们便无法做一种高深的、薄厚的学问。因在这个人的学问状态上，已经有了一种不仅不谦虚，并且不厚道的大心病。对于这一本书，从前人用功这本书的，对于这一项制度，从前人注意这项制度的，他们的意见，我们全不理会。甚至于我们对于这一部著作，对于这一个制度的本身，我们也并不是用一个研究的态度来研究，而更主要的，是用一个批评的态度来批评。好像总要找到它一些毛病，才表示出我读书有得。若我不能找出它一些毛病来，岂不是在我一无所得吗？这一种的观点，实在是极大错误。
但据我的想法，做学问总该要了解。即不讲了解，也该能“记得”。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识”字读如“志”，便是记得，记在心里。所记的也有大，也有小，但总该先能记，再能知。记得了，知道了，不能批评也不妨事。没有知，尽求批评，批评过，也就放一旁，不再记得了，那岂成为学问。
诸位当知，以前的读书人，他仅是从事于科举的不算，若真是读书，他们的常识却很渊博。并不是说专要学历史里面的制度，可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要翻一翻。就算是不翻，这二十四篇序也都会读的。即如说曾国藩，他不是一个史学家，更不是在那里专研究历代制度，然而在他的《经史百家杂钞》里，就把二十四篇序都抄了进去。他的《经史百家杂钞》，当然为后来读书人所看重，所以到清代末年，一般读书人还多读一些中国旧的政治制度，知道一大概。自从光绪时代变法维新下到后来辛亥革命，却把从前旧的完全不知道了，都废掉了。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政府上下从政做官的人，懂得外国制度的可能还有，懂得中国传统制度的，尽可说已没有。就是在我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这是一门正式的课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那就很少了。如此般把我们中国旧的以往历史一刀横切，腰斩了，下面一切从头做起，其实是从头模仿人家。这总是在我们历史文化的生命上一个莫大的病痛。我们本是一个五千年历史文化绵长的大国，现在则是一个不到百年的新国。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关于讲中国历史里面的传统政治制度，真是“文有余”。接着三通有九通、十通，还有列朝的会典、奏议及其他的书，材料是汗牛充栋。但我们的传统制度，多涵有甚深精义，绝非封建专制两语可尽。今日所苦，实苦于“献不足”。现在已经没有人懂得了。若讲新的，则更是文献两不足，只有仰赖别人。
——以上选自《马端临〈文献通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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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历史本有多种讲法：一种是讲通史，一种是讲专门史。如我们讲《通典》、《通考》，这是讲政治制度的一种专门史。《明儒学案》则是讲学术思想的一种专门史。但今天诸位则认为，学历史不能不懂政治制度，不能不看《通典》、《通考》。却没有想到学历史也该懂得经学理学这一类。如诸位读两汉书而不懂得经学，这就非常困难。至少诸位读明史而不懂得《明儒学案》，也就很困难。《明儒学案》就是讲明代一般学者的思想。诸位纵不想做一通人，一意要做一专家，但在你所专之内总该通。诸位若专治明代史，而不懂得《明儒学案》，岂不在专中仍有缺。
明人讲学，一家有一家的宗旨，其实这也都是跟着禅宗来的。讲学有一个“宗旨”，如王阳明讲“致良知”，这“致良知”三字，就是阳明讲学的宗旨，这就是他思想系统里一个最中心的地方。后来阳明的许多弟子，各人讲学，还是各人有一个宗旨。《明儒学案》的有价值所在，就在他能在每一家的集子里提出他一家的一个讲学宗旨来，这是极见精神的。固然，明人讲学各有宗旨，但我们也可说从前人讲学一样的有他一个宗旨。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要知孔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老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庄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像此之类，你要对每一人所讲，都能找出他一个最扼要、最简明的宗旨，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后来有人为《明儒学案》作序，如莫晋刻《明儒学案》写了一篇序，这已经在道光时候了。他在序上说，《明儒学案》“言行并载，支派各分”。记载一个人，不仅记载他的思想，同时还记载他的行事。而每一家的思想又为之分家分派，“择精语详”。说他所选材料很精，而所发挥又很详。诸位要懂得这“择精语详”四个字，初看好像是不同，实际只是一个意义。选择不精，你就无法讲的详。要讲得详，就先要选择得精。如我此刻同诸位讲“史学名著”，倘使我不加一番选择，光是二十五史、十通，一年哪里讲得完。所以择不精就语不详，讲学术史也一样。凡是我们对于每一家的学术思想，不能从头到尾滔滔不休。我们须要能“提要钩玄”，那就是择精语详了。所以我们读了《明儒学案》，能对“一代学术源流，了若指掌”。莫晋如此般讲《明儒学案》，可以说他一点都没有讲过了分。我们要研究明代一代的理学，就得看这部《明儒学案》。在清代雍正时，汤斌有一句话，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诸位当知，每一代的各家学术，正如一堆大山耸峙在那里。我们要在这一大堆山里分出个脉络，清清楚楚，这非对此一堆山的形势真有了解不可。我们治学术史，首贵有见解。如讲古代学术，定要讲《汉书·艺文志》。它在那里讲王官之学与百家之言的分野，在百家之言里又分出儒、道、名、法、阴阳、墨各家，这许多非刘向刘歆能如此加以一大分别，我们就很难弄清楚。
诸位要读《明儒学案》，最好能读《明儒学案》以外的书。如读了《王文成全书》，再来读《明儒学案》中之《阳明学案》，便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最好又能读《明儒学案》中所未收各集，便更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来读《明儒学案》，不仅是可以知道明代一代的学术思想，即使是我们并不是要做学术思想工作的人，读了这书，也就懂得像如现在诸位所讲“如何来驾驭材料”这一回事。一大堆的材料放在这里，都是死材料，如何来驾驭，使其活起来，如一个大将带兵，如何来统帅三军，能叫他们上阵杀敌。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军队一多，更难带领。诸位只知要军队多，不知多了更难办，至少你要有一个编排。今天我们读书，仅求在一部书里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去找很多材料来讲这个小题目。这样的学问，至少是一种小学问，诸位只能做排长、旅长，不能做师长、军长。我们做学问，要能从一大堆材料里面来支配、来调度，约略等于说是由博返约。讲历史不能截断讲一段，我讲汉史、你讲唐史，在一段里面再讲一件事，我讲汉朝某事，你讲唐朝某事，拼起来并拼不成一部中国史。我们要能见其大、能见其全。要如此，便该读从前有此见识的人来写的书。纵是你只要做小学问，也该在学问大处去接受领导。如排长旅长必该接受师长军长的命令，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有正当之使用。
梨洲说：“古人因病立方，原无成局”，讲书著书，也就等于一个医生开方治病，要看什么病，才开什么方，哪有一定的方案。所谓“学案”，亦就是在当时学术中各个方案，都因病而开。梨洲又说：“通其变，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虽一而不得不殊，入手虽殊而要归未尝不一”，这是说，时代变，思想学术也该随而变。所以要变，乃为来救时病。反其本，则只是一个真理。这几句话，我觉是讲得非常有意思。即如今天诸位做学问，也该反问一句我如此做学问有没有毛病呢？诸位一跑进史学研究所，便把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全置脑后，认为都同我不相干，全无兴趣，更不动心。以前孟子四十而不动心，今天诸位一进学校便就不动心。《论语》、《孟子》、程朱、陆王，想来诸位不肯读，因对你们想求的学问没关系。在这一层上，我要告诉诸位，这就是今天学术界一个大毛病。我们也应该要“因病立方”。曾有人和我讨论我所写的《国史大纲》，他说：你书中只多讲中国好处，不多讲中国坏处。我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而且中国坏处在我书里不是没有，治乱兴亡我都讲，不是只讲治不讲乱，只讲兴不讲亡。但在你看来，好像我都是在讲中国的好处。但请问，我们在汉、在唐、在宋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今天我们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讲自己好处，只讲自己坏处。我请问：我们中国人太坏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诸位一出口就是美国好、中国坏，我要向诸位讲一句：美国并非全不坏，中国并非全不好。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的好处，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变使不倦。否则尽是说美国好，中国坏，哪个不知？还要我讲吗！诸位懂得要“通其变”，“使人不倦”，那就知教法也该一天天不断向新。近代的中国人则只说“中国人守旧！”。其实有了朱子还来阳明，有了宋儒还来明儒，不也是一番新吗？此下再来清儒汉学，则又是一番新。梨洲虽承王学传统，但不抹杀程朱，故说：“理虽一，不得不殊”。
《明儒学案》是我一部很喜欢看的书，实在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的书。诸位不要认为不在自己的学问范围内便置之不理。譬如游山玩水，遇有闲暇，不妨一试。我们要能养成一种性情，肯到一个未到的地方，看一番未见的天地，那总好。诸位若能抽出一个时间读一部《明儒学案》，也不失为一种娱乐。要使你能看一点你完全不懂的东西，这也会长本领。乡下人从来不曾进过城，等于一个城里人从来不曾到过乡下。我劝诸位，倘使你是城里人，有空便该去乡下一玩。倘使你是乡下人，有空宜去城里逛逛。诸位学史学，我意不妨试读《明儒学案》，就如城里人不妨去乡下玩玩。若能多玩几趟，你这人自然也会慢慢儿变。如此般的通其变，也可使你好学不倦。
——以上选自《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儒学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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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并不要读史，只要在历史里面找材料，东找一点，西找一点，把史书当成一堆材料看。于是只有史料，更无史学，宜乎此下的著史体例也该大变。然而我们并不能从材料中变出学术来，却要把学术尽变成材料化，这究竟是否该如此变法呢？我们且讲学术史，如史汉有《董仲舒传》，《后汉书》有《郑康成传》，固是前史矩矱，以述如上。又如韩愈为柳宗元做碑，苏轼为韩愈做碑，此等皆是文学作品，与史传小有别。又如讲朱子生平及其学问，则必读《黄勉斋形状》，为第一最可考信的资料。又如讲程明道，则必读《程伊川碑》，可作为横评之准则。此等不是在文学上见长，乃是在学术上有其地位。现在人不讲究文学，做学问则各钻一牛角尖，谁也不了解谁，各人以专家自命，为他人做传之事，自就无从谈起。所以此下像清代《碑传集》一类文字会成绝响，不能再续。如此一来，怕会不见再有学者。正如目前风气，只知读书，不关心到所读书的背后之作者一般。而就整个史学言，若不看重传记，此下的史籍不仅外貌变，内容及其意义也将随而大大地变。而我们实只是盲目地在变，那是大可忧心的事。
再就整个学术言，亦是只注意学者们所著一部一部的书，读者则只在他书里边去找材料，整个学问只剩有一部部的书与一堆堆的材料，而没有了一个个的人。但果真在学术界没有了人，书也会没有、材料也会没有，学术到此也就无可再讲了。我所以要特别提出来告诉诸位，当知《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书，对史学上实有大贡献，大影响，因它开了史学上一条极有意义、有价值的新路。可是到了民国以来就衰了，到了今天就断了，这真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我们写学术史，至少要知一家之学，必有其来龙去脉，这即是他的学问所走的一条路，所以称之曰学术。亦可说学派，学必有派，即是言一家学问之源流。言学术学派则必言师承，但言学派师承，却并不是主张门户。门户之见要不得，而师承传统则不可无。今人不明此意，如说专家，又言创造，则变成各自走一条路，更无源流师承可言。于是高抬方法，重视材料，一切学问只变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已，又要说客观，不许有主见，如是则那些做学问的人转不占重要地位。如此往下，恐将会没有学术可言。
诸位天天读书，其实也可说未读书，因只是注意或翻查了些书中材料，并未读其书之内容。诸位认为材料即是内容，岂不大错！所以我劝诸位，不妨去读一过黄梨洲的《明儒学案》，这不是要诸位去研求阳明学派，做一理学家，只是在历史名著中有关学术史方面的，诸位至少应读此一书而已。
诸位研究史学，而绝对与现实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没有丝毫关系，只在书本上去找材料来拼凑，认为那就是史学了，章实斋就要反对这一层。章实斋时代的风气和今天我们的时代风气又不同，但为学不该追随时代风气则总一样。然则章实斋又如何告诉我们做学问究该从何处做起呢？他说学问应该从自己性情上做起。他又说，他的学问从浙东从王学来，王学就是讲自己性情的，讲我心之所好。他又说：他年轻时先生教他读训诂、考据书，他都不喜欢。待他读到史学，就喜欢。任何人做学问，都该要在自己性情上有自得，这就开了我们学问之门，不要在外面追摹时代风气。我想对章学诚的史学暂缓不讲，只就这一番话，便可做我们的教训。其实每个时代都一样，这一层，我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详细发挥过。在他以前，人多讲经学，在他以后，像是没有人来讲史学，仍还讲经学，然而讲法不同了，就讲出了龚定庵这许多人来。但是愈讲愈坏，讲出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那时的今文学派，便是考据经学走上了绝路，但这是另外一件事。
——以上选自《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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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要想知道明天，我们该再来把过去历史做研究。研究所得，轻重取舍不同，我们自可把旧史新写，不断来写新历史，对历史有新撰述。至于所根据的，则只是以前的旧材料。所以历史可以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在《国史大纲》的序里就讲到。今天我们要来写新历史，因为时代新了，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不同，但我们仍得要照旧历史来开发我们的新智慧。我去年在成功大学曾讲了四次，合成一书，名《史学导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诸位先做一个“时代的人”。诸位已不是春秋时代的人了，也不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了，诸位是民国开创以来的人了。诸位今天又是在台湾，在这里经历了千辛万苦，明天世局怎样，谁也不知。我们学史学者的任务，正要藏往而后可以知来。我知道这杯茶可以喝，因我曾喝过。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杯茶，从来没有喝过茶，又怎能知这杯茶可以喝？治史学的责任就在这地方。所以先要关心国家、关心民族、关心此国家民族以往的治、乱、兴、亡。你才能来研究历史。若诸位只关心四年拿张文凭，这怎能来研究史学呢？诸位应知这是个根本问题。从古以来，科举制度早有了，不是从今天起。现在是洋八股、洋科举，其实还不是大同小异？汉朝就有选举，若专是预备考试、找出路，这不是做学问，也没有做成学问的。我不是要借章实斋话来教训诸位，诸位读书当具有这样的眼光，不要说这是清代人的话，时代已过去。诸位要做学问，读旧书，当能觉得它句句话配合上现代，这才有价值。治史学更如此。倘使照诸位想法，读书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在写博士论文时，这些材料用得到，在这种观念下，诸位听我讲一年，最多长一些知识，不会成学问。要做学问，须要做活的学问，要能在死材料里发出活的眼光、活的知识来。
诸位当知，学问要一部书一部书研究，不能专从一条一条的材料来讲。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叶冲上开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叶一片一片分开，单独泡，便不能泡出茶味来。诸位做学问，只懂分，不懂合。诸位说：这是科学方法之分析，其实哪有这回事。科学方法，有分也有合。研究生物学和研究化学，那是分了。生物学里面有植物学，有动物学，又是分了。但说化学，说生物学，说植物动物学，不都是合而言之吗？知分不知合，便不会有科学。而且史学与自然科学不也是有分的吗？诸位又如何定要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史学呢？诸位若要尽羡慕科学方法，要懂科学方法，先该自己去学科学，不要只听人家随便讲，只是时髦，不即是真理。又如说成一家之言，要能创造，其实大家这样讲，你也跟着这样讲，怎么是一家之言呢？做学问必要遵循科学方法，这是时代之言。学史学必要考据材料，这也是时代之言。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后面在那里哄。今天我们的学术界，遂成了“一哄之市”。我们真要讲学问，须能避开此一哄之市。关着门，独自寻求，别有会心，才能成一家之言，有创造。纵不说是科学方法，也是做学问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爱热闹是不成的。其实做学问也不觉寂寞，如从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马迁，乃至章实斋，尚友古人，转益多师，更何寂寞之有。
只此“考据”二字，怕要害尽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只看重材料，只在旧书里边去找，但没有能创新。更坏的是要在旧材料里找错处。找到一点错处，别人不知，给我发现了，便自谓了不得。但这怎能成学问？实也不须学，不须问，只肯埋头找便得。但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诸位若能退一步想，不要做一个史学家，也不要做任何一种学者，读书教书，只当是我本分职业。守先待后，寻求一些我自己想要寻求的，讲一些我懂得会讲的，如此般，也可为将来学术界培养元气。不要尽想表现，“标新立异”，“著作成名”，还要发高论，推翻旧传，再来领导我们后面一辈人再走错路。如此更错下去，如何是了。我老实说，诸位已是由人引导走了错路。到今天，诸位研究史学，只要能照着前人步伐，能谨守，能好学，慢慢儿自会有兴趣，能渐多知，这样就是成就。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们若能学孔子，岂不很够。从前章实斋怎么讲，黄梨洲怎么讲，如此逐步向前，我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岂不早已走上了一条正路？诸位不要认为我又是离开了正题来讲空话，我们这个时代实是这样。诸位总不要认为今天我们已超出了前人，我们既懂得科学方法，又有新思想，前人哪能及得我。这种只是自我陶醉。每一个时代，短短几十年、一百年，自会过去。难道我们这一时代便是登峰造极，再不有变吗？时代变，学风又怎会不变？我此一年所讲的这许多人，这几部书，希望诸位能慢慢儿仔细研寻。讲史学，这几部书总该能从头用功一下，自见大道。特别我希望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其他学问都一样，都不能独立自成一套。学问与学问间，都有其相通互足处。诸位该懂得从通学中来成专家。从来专家都从通学中来。
——以上选自《章实斋〈文史通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