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言、人和社会”作为开端
——简谈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人类精神事业的道路
(一)
人类现代文明处在困窘的状态,面临着出路的无可奈何,这是一种共同的、普遍的艰难。
“现代性”永远无法完成。社会性焦虑已经蔓延在一切个人、制度和意识形态方向。
迷梦产生痛苦。集体无意识之挣扎见于“大名义”、“大解说”的理论膨胀和荒诞。
一次不可逆的自我耗减:首先是“有关现实的初始状态”,继而,吞噬“有关历史的记忆和想象”。过度的使用,快速的枯竭,无论社会的或者民族的(信心和动力),也无论这种信心和动力是怎样的来源与传递。
一切的危机,最终是失掉我们“历史的存在”——即“人的身份”。在这一点上的清醒意识,决定着人类意义世界的完整与存在。
出路似乎由此可见。
(二)
文明的困局各有感受。每一种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都在各自的“尺度”和“方向”上承受着艰难:诠释和表达的失落,中心向性的离散和不确定,公共性无法建立。
人类精神事业仍然在起点的附近徜徉漫步,或者说是步履蹒跚。多么显著和富于微妙的提示。
艰难在于:与时与人,不舍不弃。清醒、节制,从容,不急于判定,适当的距离感,彼此珍惜,珍惜那可以面对的。
坚忍终将取消“晦涩的问题”。太阳照常升起。
人们需要重建一种舒缓的、有恬淡自然的情感内容而又是基于个体性的或者有些松散的群体连结而成的具有市民特质的生活世界。
若存有上述认同和期待,那么,各类不同演进的文明生命体的二十一世纪“终极同构”就被发现——最重要的是“语言、人与社会”,它们是一个有机体(一个世俗世界的“三位一体”)。
语言,集合了所有时间中的内容和信息,代表了历史、传统和心理资源;
人,是最活跃的和有希望的力量,代表了内在性和形式。
社会,是合法性的保障,代表了场域、实践和理念。
(三)
在所有的题解中,“中国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悠久醇厚的“道德资源”使它一切方向上的生长造成一种“过度的内外交织的紧张和深刻”的局面。当然,希望正在此中间。
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着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我称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局”。
一场以国家的形态、民族的面貌而出场的人文精神,正在试图完成一个艰难的“中国→世界”、“世界→中国”之互相内在转化(内化)的“传统←→现代”管道。这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也都是观众,因为,这同时取决于这世界的每一个人和所有人。
历史汇聚在此。静静的等候,人类文明的欢呼和共享时刻。
这一场天命的示现。古老承诺今朝落定。
(四)
中国已然是世界的中国;世界已然是天下一家的世界。
中国内部有三个尺度上的“冲压”——“冲力的堆积和叠加”:
1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传统;
2近一百年来的革命救亡的传统;
3二千五百年来的人文教化的传统。
——我们正乘着这样的洪流向前。
同时,近代以来世界不断给予中国“丰富的刺激”,一切“实体的接触”渐渐成型,而那关键的、有着最重要意义的时代正向着我们一步步的走来。
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世界的土壤。
一块在世界的中心、又在世界之外的土壤,自足的繁衍,曾经静悄悄的独自绽放,一份保管了五千年的人类基因,正要贡献出来。
土壤是我们的希望。它开出的花果将普天下人类共享。
世界将以中国而对自己有更进一层的认识。
(五)
这样古老常新的民族,需要我们共同的欣赏和期待。
“中国问题”有其世界性意义的一面,同时中国的资源早已是开放给世界的公共资源,这是今天“中国实践”的眼光和度量。
今天的中国人,长在“世界的中国”里,用着全人类的共同资源,借着“中国问题”的“中国实践”,与其他的人一起,来为世界找出路,做一个人类历史新阶段的见证和局面。
道德,是一切公共性的起源。
道德资源真正转化为社会性资源——这是“中国使命”的根本。
在今天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来讲,道德与伦理必首先着落在人的社会化生活形态,非讲一人或小群体,一定讲大多数人或者大群体。
道德的个体修养一定与公益的普遍实践密不可分、互为一体。
凭着现有的这些人,相互激发人的良知,凭着现有的这些人,相互感召人的道义。惟有道义建立信任,不安定者自安定,真实者将有力量。“道义之行动”是我们有价值言说和生活实践的前提。
文明世界在今日似乎仍可谓其一无所有,只剩这一个“笨”办法。
(六)
“道义之行动”驱散雾气,提升心灵。赋予“语言、人与社会”稳妥、现实、无限生机的活力,使其彼此相应,形成最相契合的力。
激活和活化语言所蕴涵的传统信息和资源(文化和道德),应采取“适当和有节制的原则”,与“人的现实存在”相配合,按照“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而循序渐进。注意两个尺度:1伦理自觉的尺度;2社会心理的尺度。其他从略。若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等等一应此类题目宜从此处考虑。
人有待于超越和完成。书写世纪新篇章的时代精神和独特气质尚未成熟,心灵依旧驰骛在物质的狭隘和有限追求,常为所见所不见压迫,理智蔽曲人性,甚至陷入不可设想的纷乱景象。社会是一道保障(一层“可爱不可舍的膜”),必须在社会里面来做工作。语言(“时代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的最高灯塔。人生存在语言和社会的空间(结构)里,生命福祉耕耘在此。
公民社会主旨是建设群体的、公共的生活。就中国而言,建设基层社会、基层生活,建设“地方性教化中心”,是为当务之急。
(七)
毫无疑问,人们现在开始正尝试寻找语言。
一切的核心是,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人开始要说中国话。
——这就是路和钥匙;回家和开门。
中文、汉语、文言文、母语。“人与社会”将从“语言”而次序深入。目前有关中国文化的热度沸滚在心情之上,属于“向遥远处的注目一望”,一旦落在现实,基本在“汉语言、语文学习的程度”。各类文化实践活动究其实质都是在做“语文的普及工作”。
围绕汉语的激活,要注意几个问题:
1采取一种广泛的大多数人参与的日常生活形式;
2采取一种社会性的推进态势;
3从语言的“第一形式”“原初形式”(声音)开始;
(八)
“语言、人与社会”在目前中国来讲,“语言”寄于“文化”,“人”寄于“青年”,“社会”寄于“公益”:
1第一阶段,原点的阶段,是“青年文化公益事业”;
2第二阶段,具体的阶段,是“中国特色公益事业”;
3第三阶段,示范的阶段,是“文化传习或地方教化事业”。
作为实际的推进工作来讲,需要始终明确认识:1采取社会工作办法;2以义工定位名分。
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要有三个自觉:1自觉地做一个教育事业的语文普及工作者;2自觉地做一个公益事业的社会工作者;3自觉地做一个教化时代的义工。
(逄飞 2008年10月31日写,11月10日完成于承泽园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