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感叹于大学里破课太多，主修的专业又太过技术化。时不时就怀疑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否能让自己真正的“成人”。在一门又一门实用却肤浅的课程中——不是本身肤浅就是讲得单薄，同学少年渐渐疏离（alienation）了，狭隘了。当有人说到HRM市价几何时，我心里就会产生怀疑，“难道我们就这么点儿追求吗？”刚刚调到北大去的郑也夫教授在《对人民大学的几点印象》里就说痛恨学生们胸无大志，常常为微薄的报酬而出卖读圣贤书的大好时光。
大学里很多课姑妄听之，身边的朋友却弥足珍贵。社团里的朋友特别执着于学问，大部分都鄙视技术而热衷于理论和思想。顶有趣的是，一个社团里十个同级的朋友，竟分别要致力于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管理学等专业。外人简直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能聚集到一个社团里！
然而大家都景仰西学而疏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修习。“人大沙龙社”本来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成立的，在大学里办传统文化讲座，在小学里教经典，参加一耽学堂的修习活动。传到我们手里却走了样，丢失了原有最精髓的部分。为什么会如此？是我们没有传统文化之修为缘故吧。当初我加入沙龙社，就是被“传统文化”四个字吸引着。入学伊始的Freshman野心很大，想要接受全面的教育，除了学好本专业，还要文史哲贯通，中学西学冶于一炉。传统文化的修习自然不在话下。
实际情况却很悲哀。我至今在文史哲的门外，中学西学均浑然懵懂！虽然也去教教三字经和论语，听或举办传统文化的讲座，就连孔庙里的孔子都拜过了（而且是三跪九叩首礼），我却没有半点传统文化的积淀。有句话叫“腹中有书气自华”，我想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改变人的气质的吧，读些经典也许能成。
应该说几年来我有很多亲近传统文化，进入经典的机会。但是没有。现实太杂乱，心性太飘忽。直到前天，一耽学堂的小唐通知我，学堂继续要开“入学修习班”，逄飞老师亲自带领大家学经典。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吧。也许我要抓住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进入儒学的机会。
在“梁漱溟的孔孟思想”、“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风仪教育思想”三个主题修习班中，我着重考虑的是“传习录”。事实上三个题目我都一无所知，只是判断梁漱溟和王风仪都太新了，要学就学老资格的吧。于是去图书馆翻了翻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大概了解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应该怎么学传习录，推而广之，我应该怎么读经典？首先我能不能当作一项研究来做？王阳明的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部分，我学传习录是在学宋明理学吗？我想我做不到——我哲学底子太差，这是自知的。不要说是进入中国哲学，就是全面了解王的思想，就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做到的事。其次我是当作一次粗浅的阅读游览来修习吗？尽可能的去理解古人的想法和行动，复再关照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按道理说为了考研，我是不应该每周分出半天时间来参加这个修习的，只是我冥冥的感到，我与儒学与传统文化有着某种缘分。而这也许是我亲近儒学的最后的机缘了呢。所以让我来试一试吧。儒学、佛学、道学，还有基督教，都值得我去接触一下。我只是想知道，到底那一种文化精神会和我的人生响应、相辉映。所以今天早上我报了名。
·关于《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