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07-04-04)

作者：徐来

　　媒体并不是终极目的，媒体的背后是公众。学者在媒体上的论述，最后都表现为对公众的发言。所以，媒体是学者与公众关系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本来“易宪容辞职事件”已经可以“按下不表”了，可坏就坏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说了一句“不务正业”，恼了列位看官。

　　学者与媒体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回答起来有不同的结果。媒体当然是喜欢学者的，孔子说“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媒体凡要抛出什么观点，引起什么质疑，大都要借助学者的嘴，用“专家”的大帽子压住阵脚，免得被指责说人微言轻，不足挂齿。

　　学者看样子却并不是个个都喜欢媒体。李所长说的“不务正业”四字，就经常由几位常与媒体合作的学界人士转述出来。京中一些高校中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学者为媒体作文，是一件“跌价”的事情。也有一部分公众对“媒体学者”颇有微辞，指“年长者凭资历发言，年轻者以‘另类’说话”。

　　媒体并不是终极目的，媒体的背后是公众。学者在媒体上的论述，最后都表现为对公众的发言。所以，媒体是学者与公众关系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到这里不免要梳理一下学者与公众的关系。学者们大都供职于高校与研究所，并不直接生产利润。他们的薪水及研究经费，大抵来自高校或政府教育部门的拨款，而这些款项又直接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换一种说法，中国的学者消耗的是公众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各种渠道（当然，大众媒体是最主要的渠道）告诉公众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东西，研究到什么程度，则是学者应有的礼节。

　　眼前的中国学术界丝毫没拿公众当回事。原因很简单，对大部分学者来说，他们的经费并非直接受自公众，而是来源于单位组织或者由同行组成的委员会。科研经费一经转手，就再不带有任何民众的痕迹，转成了“俸禄”。因此，学者也不需要与公众多做什么沟通，只需在上司与同行间盘桓，自然就没有断炊之忧。

　　反观西方的学术界，科研经费来源渠道更多。在大多数领域内，学术研究经费的相当部分来自社会团体及个人的捐助，学者也就愈加卖力地透过媒体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以期获得更多支持。在美国一些科学家甚至在通过专业期刊发布自己新成果之前，先通过大众媒体公开自己结论。这样的主动陈述中国民众自然无法想象。

　　传统学术习惯同样影响着学者与媒体的关系。古代的手艺人将生产活动看作不传之秘。他们只在黝黑的夜晚，将自己封闭在密室之中，偷偷制作。当他们需要寻找继承人时，也不会公开自己的秘密，而只在家庭内部，做“传男不传女”的继承。后来，禁忌稍微松动，家庭不再是秘密流传的单位，行业取而代之。从业人员口耳传递着制造的知识，并以严格的行规限制知识的外传。他们担心一旦知识外传，自己对技艺的垄断地位就会丧失。一千年过去了，手工艺的秘技已经成为传说故事，但手工艺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依然在中国的学术界蔓延。

　　遥想1980年，当时电视机尚被视为“傻瓜盒子”的时候，各路专家避之惟恐不及。

　　却有一位学界猛士叫卡尔·萨根，跃马拧枪与电视媒体合作，作出《宇宙》一片。至今该片已经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播出，成为一个合作典范。按照“不务正业”的思路，中国的学者自然是不会做出这等傻事的。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