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薛涌在去年12月27日的《东方早报》撰文《淘粪也是“国学”》认为，淘粪这门学问可上升至国学的高度。初看似有夸大或吸引眼球之嫌，不登大雅之堂的淘粪活计怎能与高高在上的国学相提并论？但细细想来，作者确实说出了一个平凡但深刻的道理。种田需要施肥，肥料就是人畜的粪尿。正是凭借这一传统，在历史上，中国的耕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国学的基础恰恰离不开这众多的人口。

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西方人又是怎么种田的呢？要知道，化肥可是20世纪的产物。这就得说到中世纪，当时的西方农业大多有休种的传统，一块土地种上一年或两年，至少就会歇上一年，以便让土壤自然恢复生机。当然，是农民都知道粪尿的用途，西方农民也不例外。问题出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城里人的粪尿不再回归土地，而是被排入河流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这一情况在如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畜牧业的工业化，大量动物粪便成为新的污染源。与此同时，农业却高度依赖人工化肥，结果就是土壤肥力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化肥在20世纪的大规模使用，起初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脱离土地、同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土壤的肥料来源顿时告急。19世纪，英国骨粉的进口量大增；南美地区的海鸟粪便成为抢手货；欧洲农场主甚至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滑铁卢、奥斯特利茨）等地寻找骨头撒到田间。有对肥料的需要，就催生出有关研究或发明。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次弄清了土壤养分如氮、磷、钾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但其中的首要制约因素始终是氮肥。空气的主要成分就是氮，问题在于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难以直接利用。于是，直到哈伯发明人工合成氨方法，才有20世纪以来化肥的大规模生产。从此，农业快速步入工业化生产模式。

与此对照，中国的农业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仍以有机肥料为主。好处在于:土壤的肥力始终不会衰竭；人畜粪便有了合理用途，不至成为污染源。于是，中国在人均可耕地面积极低的情况下，却因得益于这种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养活了众多的人口。然而，有机农业的优势在强大的无机农业攻势之下，却不得不全面失守。原因在于，从短期来看，无机农业更具效率，产出更高，市场经济讲究成本核算，有机农业自然不再具有优势。但从长期来看，无机农业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化肥生产耗费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化肥的可溶性极易造成水系污染；人畜粪尿成为严重污染源；化肥的大量使用令土壤品质严重退化，使植物更易受病虫害侵袭，致杀虫剂滥用。以上海为例，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又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至现在的1%都不到，土壤开始板结。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究竟应该如何核算农业生产成本？显然，市场只能走低成本道路，但细究起来，这只是账面上的有形算计，忽略了若干项重要的隐性成本: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及环境的承受力。换句话说，严重透支了未来。眼下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已让我们见识了透支未来所造成的恶果。可以想象，农业生产上的透支所造成的恶果一旦爆发，恐怕就不是单纯节衣缩食所能轻易度过。

这就说到我国的耕地问题。从天则研究所的一项报告可以看出，至少有些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粮食生产持有过度的乐观态度，以致断言18亿亩耕地的底线可以突破。其结论建立在诸如“我国每年的贮备粮过于充足”、“农民进城打工令不少耕地抛荒”这样的事实上。仅就有形的账面数据来看，那样的结论或许符合逻辑。但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土壤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尤其是经过精耕细作后的土壤，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叫熟地或良田，要形成这样的良田，非经数百年时间不可。就此而言，哪怕让它抛荒，它总还是处于休闲状态下的耕地；但若转为工业用途，就几乎是一种不可逆的改变。怎能为了短期的GDP数字而透支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耕地都绰绰有余，这一结论乃建立在无机农业的短期优势基础之上。之所以说短期，是因为未来正在被透支。未来若要适当恢复有机农业，耕地显然是一笔宝贵的、不可多得的财富。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它对人类的价值，不仅堪与我们的国学相提并论，甚至更要胜出国学一筹。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