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桥

 

当代社会，对孔子的阅读、批评、阐释和传播，在我看来，已经出现了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方。这次想在博文里说一下这个事儿，起缘于《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的一篇博文《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很有道理》。单看标题，已让我无法不反感，顺着看进去，也并未出乎我的所料，说的都是面上的事。李零的新作评读孔子的书将孔子比作丧家狗，虽有他取名的用意，但在我看来也决不妥当的。在当代生活中，我们已经对孔子失去了哪怕是最低程度的一点敬畏。

这位李零先生在北大教书，这位吴思先生在一杂志社工作，都不是闭门的人，应该是社会人，理应懂得写这样的文章，说这样的话，实在是有失水准。最可笑的在于吴思先生将李零书中几处评点与宋代大儒朱熹的观点进行对照，粗暴得出竟比朱熹更好的结论。其实，这真是笑话了。在这样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群体里，互相吹捧倒也罢了，竟拿李零与朱熹比较，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单从阐释文本的角度来说，朱熹的宋儒显然是对孔孟时代儒学的一次革新和新选择，理学有理学的系统和认知，朱熹的阐释、地位和影响力，岂是当代这几个“小知道分子”就能明晓的。从吴思看李零，从李零看孔子，我发现当前对孔子的阅读和阐释其实并不是什么“过度阐释”，而是“隔文阐释”，既无法还原当时的语境，同时又在我们这样一种社会的权力和价值系统里，无法其正做有指涉性的现实参照和翻译。

写作《潜规划》和《血酬定律》的吴思，简单武断地将孔子儒学思想中有关社会制度安排的部分理解为对民众的压迫和奴役，这是十分荒谬的，从制度层面来讲。任何制度设计既有统治阶段的特性，同时也会和全社会的社会进步要求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单一的制度评判，它是一个历史的方向性的东西，制度的评判不会只有阶级分析这一粗暴的在某些方面十分主流的方法。制度是一种文明的构成，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关于制度的这一块是有历史性的，同时它同样拥有无可置疑的时代性和合理性。所以吴思和李零读孔子中的涉及到这种所谓的“社会结构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因而，所谓的“有一说一”也不过是变成了无聊的自说自话了。先前于丹的《论语》心得，也叫人啼笑皆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电视怪相，连误读也谈不上。一次见李泽厚受访时谈到于丹，老先生也不过用一句“她做的是普及的事”，我顿觉冒火，什么人站什么位置讲什么话，你李先生做哲学研究，最好站专业角度讲，该批评批评，该指正指正，站大众传播学看于丹，那不是你的事。

从于丹到李零到吴思，他们前前后后说孔子，我只觉得连对孔子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偶像和丰碑连最少的敬畏都没有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如果这也称得上是现代性，那现代性早就糟踏掉了。对孔子的阅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考能力的一种锻炼，但它更应该是这个民族对它自己传统的记忆和生发。对孔子的亵渎和歪曲，比错读和误读要更加的恶劣。将孔子比作丧家狗不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位先贤的比喻，这种修辞是一种病态的修辞，李零应该看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