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2009-04-27)

 

　　陈漱渝

 

　　□传统总是具有二重性，有积极与落后之分；它既是丰厚的遗产，又是历史的惰力。

 

　　□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中发现了专制，从“仁义道德”的说教中看到了“吃人”，从“重道轻器”“重农轻商”的观念中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于是发出了反叛之声。 

 

　　□简化字的倡导和推广，是基于汉字繁难和当时中国文盲充斥这一社会现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或者说，是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传统，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老祖辈遗留下来的东西，包括思想、文化、道德、艺术、习俗、制度以及行为方式，千百年来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特征、表达习惯、审美趣味。传统总是具有二重性，有积极与落后之分；它既是丰厚的遗产，又是历史的惰力。比如中华民族的春节习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给我们带来了温馨的亲情凝聚。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上亿人口大流动，旅途的辛劳，运输的压力，安全的隐患，又都具有负面意义。对于传统的正确态度，是有所传承，有所颠覆。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对中国历史进程总的来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因为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中发现了专制，从“仁义道德”的说教中看到了“吃人”，从“重道轻器”“重农轻商”的观念中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于是发出了反叛之声。鲁迅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随感录三十五》)所以，对于那种封建专制的传统，轻视科学技术传统，都应该质疑，都应该打破，因为它会使中国人亡国灭种，使“中国人失了世界”，“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从西方寻找到的“民主”和“科学”，就成了五四启蒙思想家用来疗治中国痼疾的两味药方。当然，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也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这是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

 

　　五四时期对传统的反叛带来了中国社会习俗的现代变迁。在大都市，在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社会习俗由传统向现代变迁，新旧糅合，中西合璧。比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逐渐化解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女子教育受到重视。恋爱自由开始取代包办婚姻，节制生育的观念冲击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衣食住行也逐渐细化:西服取代了长袍马褂，短袖细腰的女装取代了清代直筒式的长袍。西餐、洋酒、洋饮料开始流行。纸烟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旱烟和水烟。西式建筑物开始在中国出现，木石结构的平房在城市减少。人力车和马车淘汰了轿子。贺年片、洋式名片代替了社交礼节中的作揖、打拱、请安、跪拜。国际通行的公元计年以及阳历取代了传统的旧历。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人对人格尊严、人格平等和生活现代化的追求，这也是五四精神的一种体现。

 

　　有些贬低乃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指责五四前驱者对礼教的批判是全盘否定孔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出自偏见，就是出自对五四史料的误读。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对中国的儒学从来就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既包含正统派儒学，又包含非正统派儒学，是多因素、多成分、多层次的立体组合，并且经历了由没有绝对君权思想的原始儒学向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对服从的程朱理学的历史演化过程。就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三纲”的理论，但这种封建等级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五四启蒙思想家都是在传统文化领域造诣极深的人，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对儒学、对孔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五四曙光初露的前夜，神州大地上翻滚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逆流。孔子后裔孔令仪被尊为“衍圣公”，加封“郡王”衔，当时的孔社、孔道会、孔教公会一类组织毫无例外的支持帝制。在反改革空气四处弥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相当多的体质和精神均已硬化的国民，改革者为了“矫枉”，即使采用了一些表面上“偏谬”的过激言词，其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其精神仍然是应予赞扬的，否则共和国就成了空招牌，现代化的车轮就会陷入泥沼而无法前行。所以，五四时期的批孔，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主张，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唤起现代人的自主意识，为民主政治扫清思想障碍。

 

　　在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又出现一股冷风，指向五四时期提倡的汉字改革，说这是新文化运动引发的“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作为一门学科，在语言文字学领域产生意见分歧本属正常，应该倾听不同声音，尊重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偏偏只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说制定简化字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毛泽东学秦始皇，要制造“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伟绩。二是向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献媚，搞“字母共产化”。三是要跟香港台湾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划清文化界限。(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2009年4月16日《南方周末》D22版)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目前通行的有些简化字原本就是古字，或草书楷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原本就有简化汉字，到了篆书和楷书时期简化的字体更多。无论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或在唐人写经里，都有不少简化字。首先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先生。1909年初，陆先生就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五四时期得到了钱玄同等人的响应。1922年，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名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得到了胡适等学者的支持和高度评价。这些都跟毛泽东毫不搭界。最早以官方名义推广简体字的也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长”王世杰在令文中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日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诎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近年以来，政府与社会，虽渴望普及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体繁复，亦为重大原因之一。”试问，王世杰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要搞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吗？就连小学生都知道，从1955年至1957年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声母和韵母采用的都是拉丁字母，而不是俄文字母，所以更谈不上是向苏联献媚，搞“字母共产化”。当前，大陆用简体字和拼音，台湾用繁体字和注音符号，香港用英语和广东话，这当然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随着香港的回归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这种不利于交流和沟通的状况无疑会有所改变。我这样讲，并不是认为目前的简化汉字没有缺点，完全不需要调整，而只是不赞成把简化字妖魔化，单纯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以达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和载体，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简化字的倡导和推广，是基于汉字繁难和当时中国文盲充斥这一社会现实。

 

　　总之，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矛头所向是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由于中国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当时的前驱者在反传统的过程中，采用了“用石头压驼背”的手段，使用了某些矫枉过正的语言和提法，如“非孝”“废灭汉字”“打孔家店”等，但总体上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需求是一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跟中国传统的牵连既深且广。他们在论争中已经明确认识到:“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和“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是重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正确道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