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八、九十而耄耋，也许只有到了耄耋之岁，人们才有勇气去反思、去批评，甚至去嘲讽年轻时的彷徨、懵懂、稚嫩和轻狂，当然，也许到了耄耋之岁的人们，也会丧失年轻时的热情和好奇心，丧失敢尝试、敢冒险、敢犯错的勇气。

　　五四年年过，弹指九十春，九十年前，中国固是老大，但近代化的中国却正年轻。

　　1919年的中国，上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不过7年，上距最后一位“皇帝”——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不过3年，上距张勋辫子军的宣统复辟闹剧还不到2年，新思想固已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发芽，旧思想、旧势力却如大山般压得整个中国直欲窒息，即使开风气先的沿海商埠，三纲五常、天地君亲仍堪杀人，纵是共和国首都的北京街头，也不难看到留辫子的男人。皇帝没有了，辫子也剪了不少，科举废了，跪拜也免了，可士农工商，小农经济，男尊女卑，宗族势力……一切几千年前曾让中国从蒙昧走向文明，几千年后又让中国迟迟无法从中世纪彻底迈入近代的古老的东西，依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

　　但此时许多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天地是转的，外国是强大的，列强是不讲道理的，许多人也知道船是坚的，炮是利的，洋货是便宜的，洋商是难对付的，还有不算多、也不算很少的人知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民主、科学、思想，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主导、在推动，而这一切，恰是年轻的近代中国所匮乏的。

　　每个人——不论老人或年轻人——在布置自家房间是，都会希望既不打烂、扔掉旧家具、老古董，又可从容布置新家具、新摆设，乃至家电之类新鲜实用的玩意儿，希望这些新老家当和谐一堂，融为一体，让自己过得舒坦，但如果老家当太老，而新家当又实在太新，当房间的主人毫无经验和把握，来驾驭这新老交融的难题，这时，老人和年轻人的选择会很不同。

　　老人们会想，旧家当是传家宝，本来尚可使用，轻易扔掉，万一新货不灵，岂不连住处也没有了？他们还会想，新货价格太贵，老货虽拙却便宜，一旦革故鼎新，代价未免太大，于是他们或试了又试，不敢轻易拍板，或干脆缩了回去，再不提更新之事。

　　而年轻人则会想，既然新旧不能很快交融，而新之代替旧已是历史必然，那么不妨将旧的砸烂、清空，为新的腾出空间；既然新旧合一如此困难，那么何不大胆一些，将这房间彻底变样，改造成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1919年的五四，中国固是老大，但近代化的中国却正年轻。

　　此时先进的人们已知道中国的落后，更知道在巴黎、在东京、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且这一切并非事不关己，而正关乎中国之疆土、之尊严、之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看来，中国这间屋子必须更新，必须容纳如民主、科学、思想等外来的、先进的家具、陈设，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天地君亲之类传统的、陈旧的东西，既然与新家具、新陈设不相容，那么就该砸烂它们，扔掉它们。

　　于是我们听到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听到了抨击“五千年传统吃人”的声音，听到了全盘西化的呼吁，我们看到有人要废除文言文，废除旧式标点，废除买卖包办婚姻，也看到有人要废除方块字，甚至废除父子、夫妻关系。

　　于是90年后，人们开始反思这些五四口号、行为，并且发现其中颇有偏激甚至荒谬之处，于是人们开始惶惑，甚至质疑五四运动究竟有没有那么伟大。

　　也许只有到了耄耋之岁，人们才有勇气去反思、去批评，甚至去嘲讽年轻时的彷徨、懵懂、稚嫩和轻狂，但此时他们也会丧失年轻时的热情和好奇心，丧失敢尝试、敢冒险、敢犯错的勇气。

　　年少气盛，年少轻狂，当他们面对时代的促迫、国家的需要，当他们面临一切都在变、自己也不得不变的天下大势，又怎能如耄耋老人般从容论道，阵而后战？

　　也许新家具未必就都好，也许砸烂的东西有些本不该砸烂，也许新旧事务假以时日本可融合，但年轻人是冲动的，他们等不及，中国已经落后，再不赶快就会更加落后。

　　更何况也容不得他们慢——就算他们肯，巴黎和会的折冲樽俎，青岛海面的剑拔弩张，又岂能容既古老又年轻、内忧外患丛杂的中国一慢二看三通过？又岂能容生在如此中国、如此乱世的年轻人，陪着年轻的近代中国慢慢变老？

　　五四时，中国固是老大，但近代化的中国却正年轻，年轻人就会做年轻人该做的事，立他们该立的功劳，也犯他们该犯的错。

　　慢慢成长的人们，既已承继年轻时勇敢尝试所带回的红利，也应有责任修正年轻时冲动所犯的过失，今天的人们，可以、也应该反思年轻时的偏颇，却不应用耄耋的眼光和心性，去苛求昔日年轻的五四、和年轻的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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