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孕，16个月怀胎，1919年5月4日，两位先生临盆，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儿，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

　　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

　　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专制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