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简介
1、《21世纪中国公益的使命和价值》
2、《义工：创造时代的新价值——中国第一代（草根）义工的共识》
3、关于共同筹办“义工学社”的邀请
二、“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第一场北京会议简介
三、“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第一场北京会议发言记录
四、会议结束后逄飞给各位参会代表的一封短信
五、杭州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唐鼎峰笔谈——《最近的一些做事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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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简介
《21世纪中国公益的使命和价值》
21世纪中国蓬勃发展的公益事业，既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业，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精神性事业。
追寻社会的合理性以及人内心的安宁，创造和谐的生活世界，正成为所有优秀公益人的共识。
中国式公益，深植于中国本土生存体验，伴随公共理性进步，具有鲜明的道义实践品格；在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对话”日趋平等、宽容和有深度，并因此而孕育产生一系列的时代精神要素，乃至萌芽和胚胎。
认知这种空前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是中国公益使命自觉的理论前提；而其事实上的根本标志，则是草根NGO的出现与兴起，以及草根NGO开始实际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重要力量。
可以确定的是，耕耘在广袤大地的草根NGO，正在创造着先进的文化和未来生活价值。
草根NGO是社区共同体的良知和行动力，是社群生活的心理基础和公共秩序起源，也是重建基层社会的先导与结构性力量。
草根NGO将是一个新的出发点！我们将看到苏醒的“全新的社会的人”以及“精神面目焕然一新的群体”，因为，每一个草根NGO（行动、项目、机构、团队），都饱含着充分的自由意志、公民选择和人文教化的启蒙。
海一样的草根NGO，见证和提升着中国人性、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相尚以道，义以行之。我们的愿望是：
建立草根NGO的公益社群和多元互动的开放网络，促进草根NGO的深度交流、经验分享与协同合作，提高草根NGO的社会影响力和综合发展能力。
我们并且发出诚挚的邀请——邀请一切草根NGO团队、相关主体（基金会、社团、研究机构、传媒界等）以及关注草根NGO发展的社会热心人士，共同发起或参与我们的活动。
山高水长，一路同行！
（2012年11月初逄飞写于北京海淀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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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创造时代的新价值——中国第一代（草根）义工的共识》
没有哪一个时刻，在这片土地上，有如此多的普通人，为了内心的安宁和合理的人群生活，采取如此丰富多样而又自然而然的、具备深刻感召力的方式，来推动创造一个有关共同社会的理想与未来。
他们的名字叫做“义工”。
他们的热与力，奔腾翻滚在四面八方；他们的言与行，鼓动激荡如大地风雷；他们的志与愿，深沉弘毅若君子之道。这些深度的志愿者，草根义工，具备顽强的韧性，在不毛之地、在岩石缝隙、甚至在缺少阳光雨露的地方，一颗种子，向土里扎根生，向天空昂扬立，在黎明前夜擎举微光烛照，在荆棘草莽开辟生路转机，在腐烂泥沼盛开灿烂鲜花。
义工是时代精神的一面旗。
良知，仁爱，道义——这些字词正从沉疴与罗网中站立起来，发出温暖和煦的光辉。
社会因此有望，人生因此庄严。
在每一个心念上察知人性的艰难与不忍，在每一个事相上打磨心智的超拔与进取，在每一个名上探究合理的内涵与实指，在每一个行上提升大众的觉悟与福祉。
捡拾那些散碎的和被遗忘的，扶持那些跌倒的和被驱赶的，连接那些孤独的和被剥夺的。我非圣，然此心不能舍，故不离不弃，而以一体之情承担之。
——人性的黑暗逼迫我流浪远方，而我在荒野建造家园，因为我心中总有一丝毫的亮光不曾灰灭。
这一丝毫的亮光，不正是百千年来人类最后的根据吗？！
——人生应当为真理，人生应当行道义，人生应当致太平！
倾听，并忠实于内心的声音吧！
——为时代而工作。
义工，是困境危急的探路者，是梦中先醒的早行人。
在今天中国，做义工、做公益已经是全体社会灵魂唤醒和精神解放的必由路，是化育和强健、凝聚和淬炼“中国心”的主要方式。义工不是工具，公益也非操作；义工实为“道”，是病体新生的元细胞，是社群组织的源动力。义工所做工作，书写真正的人，奠定良序美俗的道德基石：它不只是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更有人文情怀和生命信仰，它不只是公共生活的价值创造，更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上的交通融会。从义工，到公益，到社会工作，我们得承认，这一领域包含有精神的气质与内容，或者，精神引领本就是它的使命与要义之一。如同每一位草根义工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一样，每一种优秀的公益实践也都包含有时代精神的一个基因、一个片段。一个义工，是一个公益人，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更是一个文化新生的使者、一个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公民。
可以看到，这种紧密结合了个体觉醒、社群重建与共有精神家园追求的草根性公益实践，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而愈益显示出深远的多层面的意义。
公益成为道场，义工需要自觉；珍重初发心，不忘来时路。
世纪初年中国底层社会涌现的一批独树一格、开风气之先的草根义工群体，现在正有总结和反思的必要与责任，疏清源流，启迪后继，以带动培养更多的优秀义工，为“中国梦”增添宝贵而积极的力量。
我们并且在此呼吁，做一次草根义工的集结，做一次精神的集结，并以这中国公益的第一次集结，而再出发、再开拓新的阶段。
在大地行走，建立人间的福音——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义工群体正点燃起前进路上一盏盏的明灯！
（2013年12月21日，逄飞写于北京昌平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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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同筹办“义工学社”的邀请
各位草根组织创办人：
你们好！欢迎参与筹办“义工学社”。“义工学社”旨在面向基层社会的中小型公益组织、团队、项目和有长期公益实践潜质的群体、个人，包括基层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的相关部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集训形式，以一线优秀草根公益领袖和前沿理论、政策方面的资深专家为主，开展有深度的人文思想交流、公益文化宣讲和具体案例分析，汇集思想、传播思想、创造思想，以“公益人的共有精神家园”为努力方向，从而服务时代和大众，为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作为筹备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现和挖掘优秀的“第一代草根义工”。凡是在2012年以前开始草根公益活动的创办人，或者主要工作人员，有持续3—5年以上的专职经历，有自己的生命信念或者人文情怀，有自己的人生理解或者社会观察，并且其项目在活动人群范围之内有一定的感召力与代表性，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代草根义工”。我们现在就是想通过各位朋友的参与，在公益领域发起这样一个“寻找中国第一代草根义工”的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还不为人所知，希望大家积极的推介，使这些“深度耕耘的理想主义者”、“拥抱大地的行者”、“人间实践的思想者”、“始终抱有善的信念的平凡人”、“有担当的志士、义人”等有机会做思想的交流、对话和公益经验的分享。
如果您和您所在的团队愿意参与“义工学社”的筹备，愿意帮助寻找和提供所在城市或者工作领域内“第一代草根义工”的相关信息，请在下边署上名字。
个人署名： 机构署名：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义工学社”筹备小组
20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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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第一场北京会议简介
“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第一场北京会议2014年1月11日召开，会期一天。
本次会议是中国第一代草根义工的小范围代表会议，也是第一次关于草根公益思想层面的讨论与集结。面对公益和社会的发展，会议回顾、总结、提升，探讨本土公益更深远的使命和价值——它所创造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有生命力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它对中国基层社群生活的开创性的引领等等。我们希望找到它进一步发展的坐标和原点，培养草根公益的理论自觉和使命自觉，并为此而达成初步的共识，以及为“义工学社”做一种准备。
本次会议由逄飞邀请，
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办，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场地支持，
北京钧天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赞助。
会议筹备及主持:李博艺。现场服务义工：张眉、范英梅、王素丽、闫国华、常政、司德谭、王雷生、王彩霞、李继涛。
合 影
发言顺序名单
王 名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逄 飞 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创始人
王克勤 “大爱清尘”创办人
柴进峰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理事
陈 虹 上海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创始人
张海龙 京京同心志愿者发展中心社工事务所主任
马永红 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研究中心秘书长
毛 菊 北京草场地公益图书馆创始人
钱昊平 《南方周末》资深记者
李 勇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郭 斌 北京真爱教育主任
孔 斌 西安029公益创始人
石卿杰 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总干事
陈文森 四川“一天公益”绿色公民行动代表
王 燕 上海爱拍公益影像发展中心主任
杨玳瑁 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
陈开砚 天津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
林立晴 北京706青年空间代表
吕熠鹤 河南本源人文基金会代表
王艳光 北京一元公社公共空间代表
陈 政 天津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
邓 源 北京钧天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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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第一场北京会议发言记录
王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今天这个会议不是我们主办的会议，我们研究所一直跟踪关注同时也是向大家学习的研究机构，欢迎大家来到清华。第二是向大家表达希望，中国NGO发展经过了很多曲折的过程，NGO研究所也走过了10多年历史，现在我把它称之为“春天”，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时机，这个时候对草根NGO提供了很多机会，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挑战，我主要想强调几个方面：一个是实干兴邦，NGO这时候尤其需要实干，一个是你要有真东西，你要有专业的能力，提供专业服务也好、倡导也好，在政府、社会和我们服务的对象需要我们做到的事情那些方面。
另一方面，我特别赞同今天开的这个会议，我们要有更多平台交流、协商、对话和合作。对草根NGO来说合作才有力量，团结才有力量， NGO应该更多相互交流，对话，有很多东西是可能达成共识的，在对话的基础上就能走向合作，尤其在现在外部社会也好，政府也好，各方面资源投进来，各方面的关注投向我们，需要我们合作。
我希望大家多创造这样的机会，其他的同事，我们今天在北京，我们明天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多创造这样交流互动的平台，我非常希望草根NGO能够展示出我们合作的理念。
第三，我们作为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支持机构，虽然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对于草根NGO的呼声和需要，我们一定想方设法的给予回应，我们在前年和中国慈善成立了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定位在知识上，我们希望从理论、政治呼吁包括整合各方面资源方面给中国NGO，特别是草根发展提供支持。
我就做一个表态就退出去，我希望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跟大家的联系能够一直下去。而且我非常希望逄飞倡导的走向合作，走向共同提升的平台能够延续，马年来临之际，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一个年。
逄飞（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创始人）
各位同仁大家好，首先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3年的老草根，做草根义工，一耽学堂，到今天为止13年已经过了，召集义工在一块，大家为了一个事情来讨论来商量，我离开校园走向社会做公益，是我这么多年最愉快的事情。中国义工代表会议，现在做公益这么多人，我们今天来的是一小部分的人，很少的人。但是，来的都是草根公益或者公益组织的创始人，或者代表人，少而精，原来确定的时候是十几个人就可以了。召集这个会议，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深度思想上的交流和讨论，因为整个社会公益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阶段，这个大家都有感觉。整个公益界怎么从自发到自觉，需要做哪样的准备和应变，这也是今天这个会议的用意。
希望大家有思想上深度的碰撞，不只是创办人心历路程上有一些故事讲述，也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收获，看大家有没有初步共识。中国社会在变化，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叫“第一代草根义工”，2012年之前，我比喻为走夜路的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空间和环境不具备的时候，这些人把自己的心点一盏灯，点燃光亮。现在资源大量涌入，权利和资本在公益领域里也发挥他们积极的作用，要形成怎样的合理的工作格局来推动一个大的局面。
第一代草根义工开始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这批人有特殊的成长经历，我相信一定也有特殊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有他心理、精神很深刻的体验，所以这个会议是我们能不能把第一代草根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层面的闪光点激发出来，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了。
在大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名词，就像在社会上很难看到一个确定的面孔一样。这10几年间涌现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名称可以界定他们？现在感觉到比较模糊，比如大家叫志愿者，好像份量不够，叫义工呢，有的人感觉是外来词汇，现在又流行说是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一批人代表的10几年间整个社会涌现的大量事实，这些人有没有一个名称？我们走了这么远，做了这么多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起到了极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感召，产生了很好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从政府层面也开始非常重视。比如从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说，这些人创造的大量社会事实有没有一个词可以概括？他们叫草根？还是说叫草根组织？还是说叫志愿者，如果按一般的说法，这个志愿精神或者义工内涵是什么？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想谈一下，做草根公益，其实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理想的实践，还有一个整个群体和团队的带动在里面，所以一个草根义工或者他带动的草根组织是不是应该具备一个反思能力？反思是思想的一个标志。我们反复思考，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只从自己一时的情感或者热情或者悲闵之心，还有一个集体的生活，这个团队是怎么凝聚起来的，不仅是核心骨干，还有外围，公益组织在基层社会带动不同人群，并且形成不同人群的关联，这种不同人群关联的彼此之间的组织方式，不同群体和不同群体的连接方式，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我们在底层社会，怎么做微观社会的重建？组织是如何连接的？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形成正向的连接，在正循环建构过程中，人们心理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一种积极有益的增长，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可以更多的思考，这也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关于“农民工”，这样的帮扶工作是不是反而会强化他的区别意识：我不是城市人，我就是农村来的。一个事情在社会里做，代表一种人性，也代表一种社会……
在今天整个社会重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的引领是社会全面动员、全面引领的根本，我们不光有基于人性的反思而建立的精神气质、人文理想和道义主张，还有基于群体生活的实践而造成的小群体、小组织、小团队的合理方式……我们要提出自己的文化观点，和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有超越性的思考。围绕人性、围绕社会组织、围绕价值观，在三个层面，整个公益从自发到自觉，做了这么多事，走了这么长路，我们要有一个理论的反思，这是更好、更自觉、更主动引领今后更多个人、团队和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公益实践的必须的一个前提。
……咱们国家提出社会建设，也提出文化建设，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都知道，一旦到了一线，落实到个人和小群体的时候，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一件事情，就像肉身和灵魂一样，是一个事情。志愿行动同时即是道德的行动。
对生命理解和认知，对人群社会生活的认知，对人类文化文明终极价值的关怀，这三点是我们自觉的做理论和实践工作推进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上的关联，作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前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团队，作为一个项目，作为一个事业，对生命的理解，对合理社会生活的认知，还有一个对人类文化文明价值指向的认知，这是我今天邀请大家来，作为主办方一耽学堂的创办人，我想围绕这三点，大家有更好的看法，我希望更多的交流。
郭斌：关于优秀草根义工，这里边有理论的态度，又有实践层面的东西，怎么样把这两块密切的联系起来？
逄飞：一定是一线的创办者、发起人、义工，找到自己的语言，学会自我表述，然后才是和研究、政策层面的结合。今天的会议一定以这些人为主。
王克勤（“大爱清尘”创办人）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交流。我发现“大爱清尘”在众多公益机构是最年轻的之一，做公益、做义工这块就我们整个组织来讲、我个人来讲，在诸位面前还是小学生在学习。放一个短片（视频）。
大家看到的这个短片，是城市里一个农民工在弥留之际的情形，这些都是得了尘肺病的病人，在上个礼拜六，我在湖南安化县清塘铺镇去探访得了尘肺病的病人，比这个片子里的患者还要弱一点，这个礼拜天我在石板村里看到一些患者，我们离他有10来米的距离，听到像拉锯一样的呼哧声，就是喘气，非常费劲！一般很多地方地方政府对我们是抵触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把GDP增长的伤疤扒开了，这个城镇有10来位做我们的志愿者，昨天听到一个很令人痛心的消息，有一个家庭兄弟俩都是尘肺病患者，我们到湖南这个镇子去探访，他们带了很多米、油和食品，我们把牛奶还送到这个家庭。后来我们听到一个在抢一袋牛奶的小孩摔断了腿，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们承载着一个观念，公益不仅仅是爱心和志愿行动，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我们很多志愿者的认识。就拿整个“大爱清尘”的群体来说，我个人认为是21世纪最严峻的中国问题，有几个数字，第一个保守的数字，中国尘肺病病人是600万，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给我说至少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的数字，尘肺病是一个不治之症，没有医疗解决的疾病，得了这个病就相当于判了死刑，它的死亡率是22.04%，第三个数字，尘肺病总共有12种，主要在矿山，煤矿工人的尘肺是很严重的尘肺，煤工尘肺病是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会被憋死，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白的，包括在北京、门头沟、机场附近有20多个女工集体患上尘肺病，现在的雾霾跟尘肺病是几十倍的差异，我们在十几米还能有能见度，高粉尘作业农民工在矿山、在涵洞里作业是一米以内的距离，没有办法看到对方，有的甚至是公分内，是模糊的，有的整个干了半天活鼻子里都是灰，回家都要挖出来！最糟糕的数字是每年新增两万尘肺病人，2013年9月份卫生部公布2012年中国新增尘肺病人2万4千人，已经有2万4千人被尘肺病判了死刑！更可怕的是不断的在增长。遏制尘肺死难，遏制这样的杀戮和人祸，是我们不到三年时间里认为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工伤分两种，一个是外伤，一个是内伤，严格的讲内伤比外伤更严重，但是隐性，引不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工伤是完全企业责任，很多人跟我谈你们本身就在给资本家擦屁股、替政府买单。是这样，按理说应该有企业负责，为啥我们一大批志愿者奔走在尘肺病救援的道路上，我本人参与尘肺病的救援时间有5年多的时间了，作为中国的关于尘肺病的公益组织发起人，在过去5年多时间里我们跑了全国很多市区，接触大量尘肺病人，我们没有见过一个企业主动担责的！本来是它的责任，是它祸害的，这个人是它杀的，但是没有一个负责，这是不负责任的、责任缺失的社会，这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温家宝说“血管里流着道德血液的企业家”，我是没有见过，好像非常少，甚至能看到的很可怜！不负责任，广东卫视做过报道，2011年做的一个报道，在2011年年底，13个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在广东顺德的大理石厂打工，这13名农民工都得了尘肺病，走几步都费劲，这些劳工要求企业老板给他们花点医药费，给他们赔偿，这个老板一直不理，之后他们找有关部门上访，走司法程序，老板一看这个架式，就找了三个大夫到工厂里来给这些职工做体检，第二天宣布这13名农民工均患有肺结核，肺结核是传染病，依法开除。好在我们当地有不错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站出来，替这些劳工主持公道，领着这些劳工首先到各个医院做检查，跑了几家医院检查完毕，所谓的肺结核纯属诬陷，祸害于你，本来这个尘肺病就是你这个企业祸害的！然后他们开始走司法程序，做职业病鉴定极其难，当他们鉴定尘肺病结果出来以后，这个企业宣布倒闭，换了一个厂。我认为这样的老板在中国是普遍现象！“流着道德血液的企业家”我见的很少。在过去5、6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主动担责的。企业不担责的背后是国家不负责、制度不负责、老子不负责，制度保护了他作恶，为什么，国有企业职工得了尘肺病处境尚且还算好，中国是有身份等级的咱们都知道，国有企业职工得了尘肺病以后，我在北京医院也看过30岁得了尘肺病却活了70多岁，但是农民工不行，国有企业职工得了尘肺病以后享有工伤待遇政策，从发病到死亡的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第二工资有保障，第三，子女上学、生活有保障。另外每年享受三个月到半年的疗养。但是农民工是没有这些待遇的！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冬天的日子会更难受，最糟糕的是无锡人民医院呼吸科专家给我讲过一个案例，在金属矿打工的劳工，火化之后会给家里留下一个金元宝，肺里有大量的金属粉尘烧不掉的，这是很恐怖的疾病，后期痛苦指数非常高。
国有企业职工享受上述条件，农民为什么享受不着，我们制度性的剥夺了农民的生命，要享受规章待遇必须要做职业病的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三个刚性条件，第一要有劳动合同；农民工和老板之间签劳动合同的有几个人？有的企业签了，但农民工手里没有，在老板的人事部门或者劳资部门的柜子里锁着呢，08年社科院做过研究报告，农民工手里持有劳动合同仅占5%，100个人得了尘肺病只有5个人有资格去做鉴定，第二要有粉尘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据，第三，职业病鉴定要由用工企业申请，我自己没有资格申请，必须由企业申请，你把我胳膊砍掉了由你去申请你砍了我的胳膊，有这种制度与整个时代和背景有关，原来是国家的钱、国家的人、国家管，现在不是这个概念了，很多国有企业导致大量农民工尘肺，茅台酒业下属工地上就有很多职工得了尘肺病，但是他们把这些关系都撇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包工头雇的人，这是为什么国家不负责，这样的群体变得很惨与这个有关。
我再回过头，“大爱清尘”到现在发展了三年，我们在全国有三千个志愿者，我们全靠志愿行动，昨天还有我们一个志愿者跟我交流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大爱清尘”为什么在这三年里取得这样快速蓬勃的发展？实际上不是靠一时的激情，不是简单的爱心，是想大家把善良和爱作为内心的信仰，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第二，这是社会担当和责任。有这样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现在三千多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专职带薪人员，原来一直是两个，由于发展的需要，现在发展为三个，全国有30个工作区站都是志愿者在行动，都是义工在行动。我本人就是“大爱清尘”的头号义工，5年之内不拿一分钱的报酬，出心、出钱、出力参加各种活动，“大爱清尘”发生的探访路程的费用由执行人员承担。因为“大爱清尘”这个项目很沉重，企业不愿意捐款，政府不待见我们，社会公众也不太待见我们，为什么？我们理解一个人类共同的特质，趋利避害，大家都喜欢看可爱的孩子和美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每天面对死难，“大爱清尘”这个项目是一个死难的项目，公众会天然的选择回避！我们是追究企业责任的项目，因此企业对这个项目很谨慎，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们追究的是政府责任，政府对我们也是打压的态度，我们做的事很苦，但一直还在坚持。刚起步的时候，差一点被掐死。我在筹备阶段就差一点被搞死！说我这是反华势力，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反华势力跟我联系过！我们志愿者下去救援被派出所抓起来，说是法轮功在华境内的非法组织！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作为调查记者已经30年了，我手下杀人无数，把很多人送进监狱，我当时确实想把县里整个县委书记和县长拿下，对我来讲难度其实不大！花几个月的功夫潜在县里所有的证据都会拿到手，一次性干掉！我们称之为杀猪行动！后来想我们现在是在做公益，这个地方的猪杀掉，别的地方都不敢跟你合作了。所以有时候要考虑机遇、合作、发展。最糟糕的是中宣部通令不允许报道，现在的公益是组织动员人、财、物各种资源的汇集，在公益推进过程中传播极为重要，至少让我们公益项目让这个群体的处境让更多人知晓，才能动员更多的资源，最强大的是广播、电视、报纸。
我们这个机构是草根公益机构，基本上行动者都是草根，资助的是1200万这样的盘子，非常小。大概80%以上是来自普普通通个体的捐款，现在有一些企业和机构的捐款，我们救助的对象是草根，中国最草根、最底层的农民群体，被社会抛弃的群体。关于义工，我觉得个人的理解是我们整个过程中不简单是志愿行动，我从整个机构过去几年的发展感觉到是履行公民责任，承担公民道义的过程！这是我很深的感受。全国很多志愿者在接触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体验，从这里我看到了一分希望和一分真情！我耽搁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对不起大家，谢谢！
逄飞：“大爱清尘”这样的项目将来发展思路是怎么考虑的？它整个行动的社会边界在哪里？整个内部文化，它的核心精神层面、文化价值层面是怎么考虑的？它要这样一直无限的发展下去吗？它的团队形态或者作为组织机构的方式，是不是要无限的扩大？怎么发展？请王老师讲讲你的观察和思考。
王克勤：谢谢，说实在话我们有了一些规划，为什么做了规划？先说我们的规划，尘肺病严格的讲是老话题，对中国来讲似乎是新问题，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就消灭了，美国在1930年代消灭了，欧洲尘肺病在19世纪末一九零几年在欧洲基本消灭了，美国这几年又出现了几例，在发达国家尘肺病全面消灭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尘肺病群体是井喷式大面积出现，那么，这个问题长期也得不到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得不到中国政府足够的重视！我们整个行动的过程中发现仅靠民间组织不行，我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企业不负责任，政府不负责任，我们民间行动的目的在于最后要助推国家行动和企业行动，最后要助推综合立法，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我们在过去大概三年时间里筹集资金仅仅1200万，累积救的人数不到1000人，是综合的救治，救病、助学、助控，刚开始我们单纯救命。仅仅救了不到1000人，相当于向我们申请救助的1/10，相当于中国农民工尘肺病总人数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救助团队是杯水车薪，1000万人，（如果按保守估计600万人）那么每个人需要1万块钱，就是600亿，最后这个问题应当由国家解决，由国家公共财政来担。欧洲当时解决的非常好，尤其法国和德国，把10多万在当地打工的非洲人已经回到本土了，推动这样的公共政策以后，把非洲10多万劳工接到法国和德国，给他们安居移民，解决他们生活保障并治疗养老送终！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惊的目瞪口呆。增量是最可怕的，增量通过刚性立法，第一，让企业遵循一个原则，不可以谋财害命，你积累每一分钱背后不能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于是有了一个刚性立法，你的企业一旦发生尘肺病，跟你打官司的过程中他的赔额不封顶，你有一个10亿的企业，造成尘肺病了，我要求你赔10亿就把你企业赔掉了，这是非常厉害的立法，导致所有企业不再敢谋财害命。第二消灭制尘环境，尘肺病产生有大量制尘环境，所有工人开工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刚性保证劳动保障全配套，方可开工，这推动了工业根本升级，淘汰了落后产能。在过去发展状态这个问题有理由不解决，但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理由维持低人权的GDP增长，我们的规划是什么，由于尘肺病的担子太重了，我们是承诺100年在中国消灭尘肺病，我们期望在中国用100年消灭尘肺病，不要再发生死难的案例，这是人祸。
经过20年努力能督促中国政府对尘肺病进行救治以及提出上述立法。我们经过4、5年的努力终于让中央政府开始至少有了态度，不再把你打死，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包括湖北十堰市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这是我们发展的规划。现阶段实现上述目的，其中有两个方面叫做两手都在抓，一方面持续推动尘肺病的传播，整个信息时代，议程的设置是由舆论在引导的，这个问题再重大，没有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政府依然会不理不睬，当集中公共舆论焦点的时候政府才能跟进解决这个问题。传播很重要，很多人得了尘肺病压根不知道这是尘肺病，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人是会被尘肺病活活憋死的！要起到遏制死难的作用，因此我们未来长期的发展想法是让“尘肺病”这三个字在中国实现家喻户晓，就像艾滋病家喻户晓一样。
我们内部有一个文化价值体系，第一个悲悯，我们“大爱清尘“叫”寻救中国尘肺农民兄弟大行动“，就是基于不忍之心，基于骨肉之亲奔走，源于血肉之痛而前行——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就是那个农民工，我可能就得尘肺病了，我可能就被企业老板抛弃了，我想活着！第二是质朴，很多人走商业化，草根公益我个人的意见，发展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提国际化和商业化，或者市场化。当到了一定程度，基于你的基本条件和要件再去做，在不适当的时候做一些不太匹配的路子，可能把你的腿折断了，我觉得要走你自己的路子，尤其是符合你自己公益项目的路子，我们救的群体是中国最质朴的农民群体，我们工作人员不能高高在上，要跟农民一样躬下身来跟农民兄弟平起平坐，这样才能起到服务的价值！我们是救助项目，常常面对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只有质朴才能达到。谢谢。
郭斌：为什么最初选择的时候要从尘肺病这个问题入手，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他个人心里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王克勤：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的标准是对待弱者的态度！我很认同这句话，我们在座的坐在一起从事公益的就是一个良知的展示！把我们的手、眼睛关注在最底层需要帮助的人，而去前行。还有一点是同理心，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也许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尘肺病患者，基于此！
赠送一耽学堂整理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柴进峰（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理事）
分三个部分，一是自我介绍，二是把机构介绍一下，第三是就某些观点谈一谈。我叫柴进峰，我曾经是国防大学教师，后来转业到企业做高层管理，自己创办了一个学校叫“少儿创新思维拓展学校”，然后我参与了惠泽人这个机构的创办。这是我个人的情况，我热爱公益事业，所以全身心的做公益事业。惠泽人现在是10年了，03年成立的，这10年就做了一件事：能力建设。为志愿者和NGO组织做了一件事，包括培训他们怎么样去管理志愿者、服务志愿者，怎么去从事志愿服务的项目管理，怎么去提高NGO领导人的领导力，包括他们怎么有效的表达，去当讲师，包括这个机构如何去做战略规划和做咨询，当然我们还做专业志愿服务的管理。比如一个机构需要打官司了，这是需要高层次的志愿者为他服务，我们就给他寻找这个方面的法律顾问。
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中国当前太需要进行志愿精神的倡导和培训了。今天这个会议开的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就说一点，去年北京市民政局委托我们做这个项目，培训北京市所有的社区里面的志愿者管理干部，在培训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干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志愿精神，连志愿者的概念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服务，怎么去管理志愿者，因为，志愿服务不是像过去那样奥运会一窝蜂上去，真正的志愿精神就是体现在我们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分散在广大的社区里。靠几个大学教授顶什么用，靠的还是基层的管理干部，他能说清楚志愿精神，他能激发他周围的人去投身志愿。但是现在确实不行。
第二个观点，中国学者要到基层到一线去，别老坐在教室里从书本到书本！我们惠泽人搞了几期领导力的培训，给NGO领导组织培训，我们请了名校名教授去讲课，我们也请了一线自己创业的领导者们去讲课，我们也请了一般的志愿者去讲课，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凡是大学教授的讲课都让人在那睡觉，但是那些一线成长起来的人的讲课能够引起阵阵的掌声……我必须每年跟连长在一起，跟战士待在一起，我才知道兵是怎么回事！
第三个观点，今后能不能从一线培训我们的理论人才，讲课人才。我刚才说到王克勤，这样的人将来要越来越多才好，他曾经是记者，有文化、有感悟力，有思想能力，同时他自己干，那又是不一样的……
逄飞：志愿精神、志愿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扎根生长应该有中国化的内容，怎么来做这个工作？不是简单的团结、进步、友爱，一线草根领袖要思考这个问题，基于个人的内心体验，一定要充实这个概念，要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反思，要有中国化的内容和话语。一线的草根，有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感情讲述自己故事。要找到真实的情感、真实的话语和有真实的生命，这是所有草根公益团队正在创造的事情，草根不但有个人理想，和整个社会公益的价值，而且正创造着当今中国人、中国社会一种新的话语可能，它本身就是在实践着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这种创造性就决定了它的话语、思想的创造性。中国的志愿和公益，我们必须要赋予它新的灵魂和生命力，一线草根更有新的内容，我们不来思考，就会有空白，整个中国公益就找不到它的逻辑坐标的精神原点！
钱昊平：……我们去香港，凡是社工系里都有高级社工讲师，他拿的工资比教授要高的，他们做到一定程度要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用一定话语体系说出来，把思想传播出去，他们会进到大学里去，我问他们，你们待遇怎么样，包括你们的一些想法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非常赞同您的说法，我们也在做一部分培训，我们感觉到必须有一线实际经验的人，然后有一定理论高度，我们义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纯理论的或者通过提炼的，他们话语体系和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往往不对接。……我们真正的草根应该永远扎根社区，像我们这种志愿精神，我们研究NGO组织的，我经常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当过志愿者，你们研究志愿者，你们研究志愿组织，有没有当过志愿者？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永远还是在外面，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当中去。当前志愿精神倡导和培训，事实上都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我们在培训或者在教学以及我们在实践社会组织过程中，我们可能有一个问题要经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很多人说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价值导向，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要么你已经到了大师级的人物了，要么你还是在这个公益领域之外！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选择做一个NGO？我为什么没选择去政府？……
我们中国真正的公益起来，一定有一个土壤……前一段时间我们见一个老师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北京做公益？因为北京集中了最多的公益人才，他已经把这个当成了职业去做，我们当成职业去做的话，是什么心理状态？如果当成事业去做，又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们的不忍之心，侧隐之心到底要怎么样的实现出来？我们说国外的志愿精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在那个社会体系中，中国人真正的志愿精神应该发自于哪？我们中国的志愿精神应该起源于哪？
柴进峰：我一辈子有六个字“爱人、自由、崇高”，只要我在外面心理纠结，我就回家面对这六个字。……我必须要转业。因为我对钱、地位，我尤其见官多了以后我越来越不敢当官了，所以我的追求是自由的，我就选择出来。出来以后先去大企业里，那个是战场，我确实去锻炼去了解了，了解多了以后我发现我还是受到一种很高尚教育的人，就发现我还是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正好看了一本书——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受这四本书的影响，我决定要办教育，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创造、没有创新，而后再培养他的创新思维。我绝不去办新东方那样的学校，我要办这种学校，我一天三碗粥就足够满足我的生活了，我做公益多好，幸福、快乐！当我看到那些穷困地区，那些老师，包括最美洗脚妹，自己那么穷，到一个地方打工，给别人洗脚，然后赚点钱，把钱寄给西部给孩子上学，我哭了两个小时！但是中国一个大官他绝对不会让我哭两个小时！我儿子说爸爸你能不能到我的学校去给他们讲，我说好啊，我去讲了以后把他们全讲哭了！我追求的是幸福，幸福是自己的价值观决定的，你去做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是可以幸福的。
陈虹（上海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创始人）
各位同仁上午好……我今天讲讲青翼整个的过程，包括这些年我们从创办青翼走到现在，在13年6月22号我们刚刚过完我们10周年的生日，我为什么没有把个人和组织脱开去讲呢？对第一代NGO来讲，很多管理模式是跟创始人个人的特质，和我们个人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去谈组织的东西也会联系到个人的方面，最后我也会讲讲回应今天会议的主题。
我们是专业的社工，社工跟义工，我们从学术上来说还有不同观点上的差异，我以社工身份来参加义工代表的会议到底合不合适？能不能讲到一些东西来回应会议的主题，但是我想到社工的本质就是义工的精神，最早的时候欧洲一些妇女有钱有地位，她去做慈善救助工作，后来她把这个工作变成专业，去帮助到弱势群体，所以社工的精神起源还是义工的精神。社工工作这个专业有草根，我们组织纯草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你说没有完全政府的关系吗？也没有。06年把社工队伍纳入到六大专业人才之一之后，出了很多文件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我们看到广东整个省的社工全部是政府支持财政支持，那儿很有钱，百分之百受政府赞助。上海是社工工作起步最早的地方，我们也是03年6月份就开始了，我们一开始没有做机构，我们做了一个网站，我自己是学社工专业的，当时我们就说中国开始发展这个社工工作了，我们社工专业在很长时间中国是没有的，这个专业恢复到现在20来年的时间，现在有250个学校开设了社工本科专业，基本是2005年以后创办的，我的学校是1999年创办的，在这些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者是从事社会服务者，是社会和谐工程师，我们一直在拷问自己我们具备不具备这个能力和资格担任这个名称？我自己学出来我知道社工整个是非常弱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真的是一个社会工程师，在这样的基础上，03年我们当时是社工专业大学生我们就做了青翼社工网，在03—08年，我们没有任何的经费来源也没有注册机构，就是一个网站，我们有一些空间费、运营费这些钱从网友的捐款来，创始人打工拿出一些钱支持网站的存在，在长达5、6年时间内都是靠一大群志愿者和义工维持这个网站的基本运营，社工行业是影响力最大的网站了，已经有11万注册会员了。08年是青翼的元年，为什么呢？因为08年之前青翼就是一个青翼网，是纯志愿的，无组织很无序，很多时候是靠一大群的粉丝来去做网站的维护。08年之后我们要探索组织化的运作了，那时候另外一个创始人李兆伟（音）辞了工作全部投入到这个事情中，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属于是原来很志愿的网络的形式，是虚拟的形态，向一个组织化运作相对比较成功的转型。我们现在做的大部分业务是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人才培养、成长陪伴这块，包括社工机构的组织发展、它的顾问咨询。这个跟原来网络的交流平台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我们从09年正式拿到执照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是三家注册机构。深圳北京都有我们的办公室，它之所以做这样的转型，我也不知道原因怎么样，但是中间体现到精神层面的东西的话，是我们对整个社工理念的认同和我们的执着和坚持的精神。
一位老师说08年李兆伟（音）从社团出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从物质上都有很大的牺牲，包括我从报社过来的时候，报社工资当时6000多块钱，到这边是没有工资的，因为08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费，09年有了第一笔钱10万块钱，到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全职有11个同事，兼职有8个人。我们去谈义工精神，我理解的坚持是特别重要！当你面临社会的环境的变化，包括你自己个人、家庭、身边环境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坚持你内心的那份理想这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我特别感恩也很庆幸我能坚持到现在一路走下来。
第二，我们有这样的转型，最关键的是我们把握了比较准确的社会的走向。08年以前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从政策和资源上不是很明朗的，从那以后各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我们都比较认同社会工作者这样的职业，这样的人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谐社会构造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一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同了。我们当时做这样的转型，因为我们精准把握了一个需求，这是很多组织，不管你注册没注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问自己，我的服务对象是谁？我应该为他们来做些什么？我能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我应该去做什么！我们要时刻拷问自己我到底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在坚持！
第三，我们之所以从09年注册到现在4年时间，能有这样的发展，我们一开始从2人不拿薪水，包括我们整个组织架构，我们理事会，我们2013年底完成了第二届理事会的换选，第一届是我们的创始人。第二届的时候吸纳了很多政界、企业界、学界等等加入我们的理事会。所以一个组织的壮大需要这样的过程，不是有理想和爱心就能做的，当时抛弃了什么做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理想的，要为这个社会做事的，但是光凭理想不够，我们要有专业和规范的方式能够把我们的组织做的更规范，你组织规范的时候，你能够影响别人，或者创造社会价值是更大的。我们不能一直是很草根很义工的精神，但这些是我们存在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变化，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些全新的解释，所以我后面提到的我想谈到几个观点，第一我想对义工精神做一个补充，义工不代表我们就是草根或者怎么样，我们要专业，要以一个专业的精神或者专业的职业素养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是义工精神，但是希望我们能提供出创造出的服务，比大学教授等，我认可很多大学教授有自己很高的学术修养的，只是大家做的领域不一样，他们更多做学术研究，我们做的是实务的探索，没有谁好谁不好的区别。但是专业我们要一定去强调的，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能不能让我们付出的东西得到社会公平的认可，这个认可不是你要来支持同情我，而是我做这个东西确实值得你来认可我支持我！
第二，我们所谓服务的精神，这个服务可能义工里有，社工里我们强调是专业的服务，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我是救世主吗？来拯救这些人吗？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群体有需要，正好这个需要我能做，我来服务他们，我是服务的提供者，不是他看到我就一定要给我膜拜或怎么样，我不需要这样。我需要的是面对这些需要服务的人我能做就可以了。第二，所谓的联结和合作的精神，这个联结是服务，我们今天在座的是公益界、NGO界的精英也好，放在一个大的社会上我们都是弱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在上海NGO起步这么早的地方，现在的形态还是大家各自去守住自己的领域，因为社会资源很有限，在这一点上我要做一个声明，青翼从创办到现在我们拿政府资金非常少的！现在我基本的资金都是来自我的服务收费。我们NGO种类很多，社工是其中一块，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各自为营，把我自己的方法说出来怕别人抄袭，自己的项目怕被别人拿走，我们自己也吃过很多亏的，会有这样的。在第三部门都很弱势的情况下要合作，先把第三部门做大，以后才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次会议我要来，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会议后我们还有没有更深入的交流，我知道我们已经先动了第一步了，不管从形式上包括后续很多方面要一直固化的东西，因为只有合作才能把群体强大起来，群体强大起来才能谈到对社会的创造、对法律的影响等等，光凭NGO来说力量太弱了，不管你的资产几百上千万也好，都是太少了！我只是谈了自己的几个观点。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进一步交流。
参会代表：刚才说到NGO的合作，现在很多搞联合会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了，美国有统计以来，它的慈善捐赠不管美国国力怎么增长，它的慈善捐赠总是在2%到7%，这个资源是存在竞争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在进行相互连接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这种竞争？
陈虹：我正好也再做一些说明，别的领域我不太了解，青翼是专门做社工这个领域的，现在因为社工整个的资金来源模式大部分是政府购买，我们是非常特殊不依赖政府的，这个情况首先要去问为什么会这样？第一，是不是所有把自己机构名称称之为社会公益的机构其服务领域有很大的雷同性，说我服务老人、妇女、儿童都是这样说的，哪个机构能说我有哪个项目是品牌，比如免费午餐，至少有这样的东西，有哪个东西说我具备我的核心竞争力？我跟别人不一样，有哪个机构说政府给我钱，这个东西不是我擅长的，这个钱我不要！有哪个机构能这样！社工机构还没有清楚认识到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很多社工机构创始人都不是社工专业的，他不懂社工！比如广东第一批34家社工机构，企业老总政府出文件了，他也想做点公益的事情，他就去做社工机构了，创始人理念都没有明白社工是什么！导致他的机构在后续发展存在很大的挑战，也间接了他自力更生的能力特别弱，很多人觉得我不拿政府资金就活不下去了，现阶段确实这样的现状，但是以我们机构为例，我们70%的资金是自主造血，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服务收费。美国对2013年整个调研，NGO资金来源调研发现51%来自服务收费的，不是来自捐赠，在我们这就觉得公益就不能收费，都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不能收呢？我提供的东西值这么多钱，同时这个钱比市场价格还略低一些，为什么不能收费呢？我的培训我都收费的，政府也拿钱购买我的服务，我不做免费的午餐！
你要明白有自主造血的意识，第二，你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我是建议社工机构我们的理念要差异化，你可以专注做老人，你就专注做青少年，我就做我的社工服务，自己做自己的资源就会各自明确一点，这样就会避免竞争。
张海龙（京京同心志愿者发展中心社工事务所主任）
我们主要负责性病艾滋病宣传，还有结核病这块，宣传、教育、培训、促进治疗比较多，我们分有同伴教育、志愿者、社工，我们各个大学都需要志愿者，每次都到我们那实习，人从吸毒到戒毒，我们进行美沙酮的替代，包括艾滋病，我们宣传、教育、培训为一体，我们发现他有艾滋病以后转移他到哪个医院进行治疗，后期关怀，包括服药的依赖性我们跟专家进行了解，还有结核病的治疗，通过我们宣传教育有结核病的人到各地去结核病防治所都是免费的，包括后续跟踪都是由政府和民政局出钱的，一些困难的人由民政局补助，不需要个人出钱。这是我们发展中心促进社会的方式方法，人得了一种疾病是不幸的，政府有很多钱，也愿意拿出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做我们的事业，我们做好了以后每个人都受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受益，民政局也受益，包括病人。所以我们做这块的时候准备要扩大，扩大我们的病种，跟民营医院进行合作，进行医疗义诊这块，这是目前我们要做的。我们机构就是这样，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来到这大家都很忙，我就不过多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交流。谢谢！
孔斌：发展中心是哪方面的？
张海龙：艾滋病、结核病、禁毒，特别是艾滋病这块很多人不愿意去干，只有医护工作人员，比如我感染了艾滋病很多人不会给我看病，包括很多人不会跟我一起吃饭，所以我们有一些宣传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们核心宣传是禁毒、防艾、结核病。我们和国家卫生部有联系，我们要促进宣传这块。目前是这三大块。
马永红（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研究中心秘书长）
我叫马永红来自西北政法大学，我在学校外也做涉及到给农村和社区扩展的一些机构，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支农人到益路人”，这张照片是我们11月20几号的时候救助我们一个志愿者，得了障碍性贫血，我们所有团队动员起来四个人一组，学习香港乐施会的徒步100里活动，筹集一千到两千块钱，那天雨特别大，为了救助这个人，大家冒雨把这个活动做完。
举着红旗的是杨飞，是我们救助的对象，旁边拄着拐杖的也带有工伤，这两个人都是我课堂的学生，当时她们还是初中生，我们每年“五一”、“十一”都去她的家乡，她后来经过自己的奋斗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我们机构的骨干，又开始带领她的学校去农村做类似我做的事情。《华商报》登了一篇报道“拯救我的志愿者兄弟”，我能走上这条道路跟我自己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这是我的老家，秦岭脚下的农村，我家有三个大学生，一直到今年我家才建立了新房子，2004年底我们学校学生会组织了献爱心的活动，除了我们村子之外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那年寒假我组织我的高中同学，我说今年回老家做这样的活动，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活动，我的人生轨迹从这次开始，但是第一次我没有想到我会做一辈子，第一次是探索、尝试，偶然的机会闯入这个领域。一做这个事之后感觉公益事业就像吸毒了一样，就深陷进去了，大二的时候我就休学了，04年做这个事也遇到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阻挠，我们用学校的场地不让使用，那年碰上换届选举，你不支持我，必可取而代之，我是候选人，但是选票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曾经也上访过，但是都没有用，后来我妥协了，大学毕业后我也没有选择别的工作，继续回老家，村委会三年选举一次，我又卷土重来，但是很无奈结局都失败了。09年我回到西安，参加大学生村官考试，我在白鹿原这个村子做了两年村官，我们更多的有这种泥土的底色，我们做的事都与农村相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展大大小小注册的没注册的有17个机构，当时我走的大学生去农村支农的机构，我的人生轨迹已经被公益和支农所改变。我右边的是我大学指导员，从此我们相识相恋，最后走入了家庭。这10年来我们一点一滴做起来的，一开始没有注册，因为人越来越多，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有的志愿者愿意关注农民工、留守儿童或者社区，这里面只有5个没有注册的，其他的用公司或者挂靠别的基金会名义下，有的是专门聚拢资源或者搞研究的，我现在下面是搞学术研究的，也有做环保和生态的也有所涉及，我们内心是有重点的，有的小机构没有注册的我们给它提供平台，如果做不下去我们也不心疼，我们重点工作是培养人，我们绝大多数志愿者都是从高校过来，我们办读书会，我们形成了一个班，人才培养计划班，每个周六的时候大学生来这上课，“五一”“十一”去工厂、去农村做调查。
第二个是调查中心我们做访谈，每年都有大型社会调查，原来以农村为主，现在拓展到城市，社区，农民工，业主委员会，我们也做了民间公益访谈，现在已经访谈了30人了，对这些草根农民工进行访谈。这些年我们也没有申请项目，全是自筹，最后发现自己的精力已经支撑不起了，最后我们也做社会企业，我们有一个茶叶公司。第四个重点工作原来在农村，给工友提供文化交流和精神休闲的场所。另外针对像我父亲这样老一代农民工给他们提供工伤工资法律援助。第五，做社区干部培训，业主委员会，与这方面相关的。只要认定目标和方向，一点一滴扎实积累，去年有一个词“正能量”，我们这10年来一直在积累正能量，我们希望我们人员都在流动，但是这种流动是正向的，只要坚持5年，我们所在的领域就会有影响力，如果能做10年，2014年是我们10周年，我们也会设立一些活动。整个大的变化是09年，之后我们才快速一步步做到现在，我一直相信我们未来不是梦！我们内部有一个协调机构，原来叫“大中心”，后来我们叫“陕西益路人公益联盟”。我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人。我们也有一些设想，比如我们想2014年的时候这10几个机构，除了几个机构很特殊，其余的合在一块办公，能在一块就在一块。目前算公司、算在基金会挂靠的专业人员有34个，兼职志愿者60多人，我们开年会的时候有90多人，我们最最核心的是人，有人就有一切！分享完这个经历以后我结合今天的主题谈几点，我做了这个以后，包括父母反对，别人都阻止不住你，你觉得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帮助更多的人，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生活不需要高楼大厦香车美女，我只要能住在这能吃上饭就行。这种情怀强大到你能说服你自己，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和嘲讽你都能坚持下来。第二个词汇是影响生命。我走上这条道路是偶然的活动。杨飞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是初三的学生，最后她在我们影响下成为我们团队的骨干，类似杨飞这种人在我们团队很多，绝大部分相互影响。所以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把谁帮助了，更重要的是你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支农的那次活动，我可能就回派出所，回当地了。
我今天的主题是从支农人到益路人，我们这拨人原来是大学期间去农村，我们的活动叫支农，我们团队人越来越多，内部就认为我们是支农人，这就是自然而然你这个群体多了，做事多了，你就有这种身份的认同，到现在我们机构整合以后我们做的事已经不限支农这个领域了，我们就有了益路人！这是我们的名称，如果再往大放一步就是公益人，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支农人的时候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所以身份认同很重要！这个词语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我们自己用，然后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说到义工，咱们国内很多机构不用“义工”这个词，那天我能想到的是“公益人”这个词汇，我不同意陈虹老师讲的说义工是“欧洲的贵妇”，我觉得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墨子、善人。
第四是理论的转化。05年做的时候我连三农问题都不知道，做着做着才知道，而且你要专业，只要专业才能服务更多的人群。接触过程中我要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在会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实务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慢慢进入这个圈子，我们也做访谈做各种调查，但是现在我们的能力还达不到，我们也做内部总结，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有这种意识，原来连这种意识都没有。最后一点是文化的自觉，没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就观察了，在公益圈子里有很多机构在做转型，不仅仅是做事务，把我的事做的怎么专业，开始做新文化，我引领我社会的文化！文化氛围形成了之后能造就出一大批新人来，有了新人之后就有新人的圈子，就有小社会，这种小社会越来越多了，社会风气就变化了，文化这个事囊括了道德。我们老说职业操守，有文化自觉提高，你就进一步向宗教情怀，我有自己精神道德的阵地，在物质不满足的情况下精神能获得满足，包括在革命时期你说他不怕死吗？他也知道子弹打进来会死的，但是人有这种文化氛围，他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是很巨大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咱们所做的事是影响生命的事，生命是很丰富的，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有点冷冰冰，没有温度，背后如果你用文化资源、济世情怀的话会更有生命。谢谢大家！
毛菊（北京朝阳区草场地公益图书馆创始人）
毛菊和丈夫弗瑞斯特、两个月的小丛丛一家来参会
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免费图书馆开了三年多，我2010年的时候住在东五环边去，看到很多小孩他们父母都很忙，他们就在街上玩，或者在家里看电视，我自己有几十本儿童书拿出来跟他们分享，孩子很喜欢看。有一个妈妈在网上说自己有一百多本书要捐出去，我就联系，那个妈妈就捐了100多本书又有椅子，很多很多小孩经常过来在图书室读书，他们不愿意离开，有时候我出去吃饭，他们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让我给他们开门，我就守着他们，我开始把钥匙给一个8岁的小女孩，后来发现五六岁的孩子可以自己开门，在里面讲故事，画画。2010年的冬天，任何时候去图书室，孩子们都在里面读书、讲故事、玩，我后来发现如果这个图书室每天都开放的话，孩子自己可以做这些事，然后把钥匙配了几十把，每个小孩都有钥匙，他们自己去图书室看书。图书室的书有几千册，我们一直有新书进来，最开始孩子来读书，我跟小孩说你们就是图书室主人，你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图书室开放，介绍其他读者来读书都是他们自己做。
现在我自己的小孩刚出生有一个多月没有过去，我查了一下还是每天都有小孩借书，还是自己开门自己借书。我也没有想太多志愿者的创造价值，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从网上联系我要捐一年房租，希望孩子有持续的免费好书读，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做，孩子都没有课外书，父母也很忙，父母也不支持小孩读课外书，在家看电视也行，就是孩子自愿来看，有人捐书、房租、一直有人做志愿者，本来在城乡结合部父母不太支持，有一些家长也有过来做志愿者，给孩子讲故事。大家都有愿望，希望这些孩子有免费好书读，持续有志愿者来开门或者在那值班。大家有这样的愿望，所以就过来做志愿者了。
李博艺：毛菊的公益图书室逄老师比较了解。
逄飞：在社会底层做工作，像草场地有点像城市和郊区交接的地带，基本大人都是去打工的，毛菊做这个图书室，打工的父母和整个村子里本地的村长，原有的管理者建立的不同人群关联，在这样的空间时间里，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能够做一个连接，如果从文化和社会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人发心，他是领袖，他做一件事，这件事成与不成、规模大小都不重要，而是通过这个事让一个人和更多的人连接起来，让不同的心理特质产生一种相关度，在这种相关和连接过程中，造成小的社区社群心理的修复和调整，所有公益活动一旦落在基层，最主要是社会心理的修复，更多是人心理的安慰，打破隔膜，形成正能量激发，这里面有社会工作的方法论在里面。看起来很小的图书室，一个6平米的小屋子，她是武汉人，做了这么一个事情，用她的爱、包容和爱心做了这么一个持续，所有一线的都能体会到，在这种悲悯、爱闪动的过程中，恰恰有一个社会工作的方法论，这里面恰恰有一种细节，一个人怎么和另外一个人群联结。青少年志愿者带动小孩志愿者，10、8岁小孩讲故事给5、6岁小孩听，以儿童为中心，重建社区的秩序，人形成一个部落，儿童是中心，成人世界连接起来，重建人群的关联和内在的秩序，这个意义很大，这里面有它规律性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毛菊在这里投入了宗教般的情感。你真正去做人性的工作非常艰难，艰难到你无依无靠，只能看天，就像认识天理一样，如果不是人格化的神，就是传统上的天理，公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她整个心理空间呈现的特别光明，在这个心理空间下我们看到她的探索创造，人群和人群之间如何连接，她做了具体而微的工作。让她本人讲，因为她有那种情感和包容，她不会很具体化，但是听她一讲我们都能感觉到背后沉甸甸的份量。我多罗嗦几句，讲讲个人感受。感谢毛菊。
钱昊平（《南方周末》资深记者）
谢谢大家，我作为媒体也关注过很长时间了，一耽学堂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公益组织，2002年刚接触不久，后来由于采访的原因接触到公益组织，包括基层建设的也有。王克勤老师讲到媒体传播，就想讲一下对公益的传播报道，跟我们公益组织人士的希望有所差距，很多人对我们媒体批评，说眼光不够，为什么不去报道，我们媒体往往选择素材的时候，肯定先选择具有关注度的，我们公益组织起步的时候可能名气不大，你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但是，媒体希望有故事，有故事才有意义。公益组织壮大了以后媒体可能会报道，比如说现在免费午餐大家都关注，另外我们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有一个顾虑，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一开始很看好某一个组织，大家倾注了很多热情和精力，过了几年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媒体对公益组织的报道会非常慎重，这里跟组织发起人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本身有足够影响力可能会决定你公益组织的影响力。
还有媒体会有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现在基本是教育、环保这类的，像维权类组织，包括民政部门对维权类组织登记也是严格控制的，但是中国没有新闻法，没有法律保障，一些维权的组织也会有约束的，这里就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我们有一些公益组织规模比较大，但是向别人介绍的时候还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但是这种不一定别人会理解，我觉得可以对公益组织人士有一个专业素养的要求是必要的。现在草根公益组织起点越来越高，10年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人，比如一个校园里就能搞，后来起点越来越高，比如现在搞的免费午餐等，都是媒体人出身，懂得媒体营销，你想把这个组织干起来自然希望传播效果更好一点，他不是从事媒体行业的，可能人脉也是比较好的人，这样的人做公益组织效果会更好。
在媒体传播效果上，我们有的公益组织跟政府差不多，他觉得你这个媒体给我报道多、大篇幅，效果就好，现在有一些相对专业的媒体，比如《公益时报》这类媒体，在圈内能有影响，但是面很窄，给你报整版也未必能达到多动传播的效果，你最终还是局限在圈子里的人来做的。我个人的观察，这10几年来我对公益组织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可能有点片面，现在有些草根和公益组织里面有一种个人的感情，往往当时和组织发起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激情或者热情办起来的，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缺乏制度的建设，这个组织和这个人联系太紧密了，有时候这个人离开或者转型会导致这个组织走不下去，这个我们见过很多，当时一个组织很好，其实这个组织是由一个人在做，这是我们公益组织要注意的。不管谁来谁走要使我们运行不受影响。
我感觉我们公益组织有一些行规还不是很清晰，各干各的，你说这么干我说这么干，一门学问都应该有基本的规则，就跟我们新闻报道是一样的，面对一个新闻报道他说应该这样报，他说应该那样报，但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准则，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你采访要客观公正，大家在谈的时候规律还是谈的很少。现在我们有一些草根公益组织目标定的太高了，我起身的时候要改写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国家面临一个什么阶段，做什么样的努力，有这样想法是好的，但做事情路要放平比较好，有些中小型公益组织，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大而不当。我们的公益组织人员流动性是很大的，一年换四五拨人对这个组织持续发展是没有益处的，这样会导致很多公益组织的规模和能力有所欠缺。
汶川地震之后政府用2000万都找不到合作伙伴，陈虹讲的我就很赞同，我觉得公益组织不应该各自为政，大家应该相互配合起来。我到浙江宁波的时候，政府很支持，有一个社会组织的孵化中心，把所有小的公益机构一两个人的集中起来，成立这样的孵化中心，本身也不是政府机构，也是民间机构，我这个组织能干什么很清楚，他们政府说明年我要做什么，这个事情放在他那个地区好做，我觉得大家要有类似的合作机制，可能力量要比现在强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谢谢！
李博艺：钱记者对公益项目有一些建议和提醒，对我们公益组织和从业者有一些建议和提醒。在座的都是社会公益实践者、参与者，清华大学有一个比较小的人文景点，但最著名（日晷）那个景点，上面“行胜于言”。在座的各位都是行动者，如何表达和表述自己做的事情和内心声音就非常重要。请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话都可以当面讲，希望大家开门见山，我们是小范围交流。
郭斌：我们做农民工子女教育有8、9年时间，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媒体记者，他们很有爱心，很愿意学习，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整个公益或者义工在这方面能跟媒体记者有一个更深度的沟通？或者更好的交流方式，让我们有更好的合作机会。
钱昊平：现在对不够大的公益组织还是很困难。
柴进峰：我问钱老师一个问题，经常有记者采访我们，我是这么做的，我有什么感悟我想传播出去，记者一下子非要把我框住，最好有一个衔接的方法。
钱昊平：这一定是相互妥协的，我指的是我个人的看法，纯粹对您个人专访可以让您充分表达观点，如果不是专访，这个报道分很多种，比如说有一类是调查型的报道，某一个地方发生一起灾难，这个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渎职，有一个体制问题，我们报道的时候因为是用事实说话的，基本是依据你们的调查获得资料，还有一种这个题材本身涉及到一个观点性的，比如说限制国有土地，现在三中全会说农民土地可以自由交流了，有的说坚决不能动，媒体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如果他支持说我农村土地应该开放，他可能会找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去采访，但是他会采访持有反面意见的人，要么会拣跟我观点一样的去写，或者持反面意见的人去写，我会找一些资料，不同新闻报道是不一样的。你想表达你的观点，又能满足记者的需要基本不可能，最后结果只能是相互妥协。
参会代表：我主要是做孤儿项目的，我从2012年转做刑满释放，这个人群比较少，因为它比较难做，整个难度比较大，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可以接这个工作，我做了一段时间今年开始筹措这个项目，之所以来到这里给我发的短信很吸引我说这是义工的学社，我更喜欢叫志愿者。我想问逄飞老师一个问题，咱们一耽学堂里有多少这样的志愿者，这样的团队有多少人？我很关心志愿者团队质量和人数，将来我们用这个团队做什么？像咱们这样的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高质量的团队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有过很多志愿者，跟我们要求距离非常远的，我想问一下逄飞咱们志愿者是什么状态？我们做什么样的接洽关系？
逄飞：一耽主要以文化为指引，以一个价值判断为前提，首先对人有一个思考，对文化、对人有一个思考，第二，因为它是这样的事情，是一种精神感召，还没有做事情之前，就有了精神感召在里面，就导致人员连接的方式，它不是一个项目，因为操作的规划去招募人，怎么去培训怎么去感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精神性的事业，是一个虚体，非典的时候我们尝试注册，也花了时间精力，05年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最近也有可能考虑，我们基本上确定是虚体的精神事业。在公益组织里有它的特殊性，因为保持了“半死不活”的状态，反而使我们对整个社会，今天要做的事业有一个“洞察的空间和深度”，对各类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能有自己比较长远的判断空间，所以导致一耽学堂作为一个事业反而有时要做“小”而不是做“大”！07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的观点，整个公益界我们走在前面的领袖，带路人把我们关注重点转移到小群体、小团队，基层小组织里，07年我的观点特别明确，我们今天透过所有的项目，关注几个人或者三五个人的公益小群体，他们如何落地生根，我们的理论、经验、思考，围绕这个的话会找到一个正确的聚焦和更广泛的发挥社会作用的路径。
到2010年的时候，新报名的义工要做什么事情，我不建议他冠以“一耽学堂”名义。你生存的熟人社会、常规生活范围，一个人可以做一个这样程度、范围的工作，你的活动空间和心理范围应该是这样的定位。你不要限定一个项目或者一个组织的可能。后来一耽就自觉变成经验分享，我们提出自己对文化对公益对人的理解，任何一个人只要找到这条路，他都可以做成，更多是传播和交流。做草根你一开始要往前冲，然后带起一些人，等这些人成长的时候你要陪伴成长，不能走的太快或者太慢，等这些人建立自己小团队的时候，要慢慢让开路，你要拖着他们，经过这样带头、陪伴、在后面推进的过程，整个公益事业到今天，这种理念和内在价值观是一耽特别关注的，也是跟各个草根领袖所讲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大家从共同方向走到一个时代的共同路口，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领域是精神引领的公共领域，不是二政府、三政府，拾遗补缺，它一定有它文化上的价值观的成立，它的意义更深远。
04年我说，从社会学划分是第三部门，但是它将来的作用是2/3、3/3甚至是4/3，一定有一个广泛的思考空间。你可以做具体的、可以做平台，也可以做引领的。这是一个道场，里面的精神空间是非常丰富的。
郭斌（北京真爱教育主任）
我先给大家放一个片子。各位老师，我是从98年从事教育的，最早在西部的农村，教小学五年级，当时遇到了一个不能讲话的孩子，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孩子改变，我自己(这时)也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自己在农村学校、城市学校、私立和公办的学校，从老师到管理者都经历过。我们身边很多孩子都会面临很多困境，爱他们的老师对这些孩子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小时候是一个困境儿童，我原来用左手写字，后来强行矫正过来以后出现了语言障碍，我的反思和思考从我自身成长过程而来。我最大的愿望是这辈子不当老师，因为我觉得老师社会地位很低，待遇也低，每天做琐碎的事情，后来中考的时候没有上，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报的是化学类。在大学的时候经历了两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我做的是所在城市最好的，不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挣了两千块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一个老师的工资才200块钱左右，这时候我就对钱有一种满足感，后来慢慢消失了，之后它后面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在学生会工作，一些学生为了留校会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用了排除法，到后面做农民工子女教育8年的时间我换了20多个工作，这个过程有很多曲折。04年以后我们做这个组织，由一些自愿者自发的，我们做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人，也没有钱，也没有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坚持做这个事情就靠一种志愿精神，一批最早的志愿者带我们做这些服务。一个英国硕士拿出一万块钱来支持我们，还有一个志愿者现在在新加坡，当时在东四环住，我们那个机构在西五环，我们用的电脑坏了以后，就找他，他会放下很多工作，他是做程序的，他跑到我们那个地方帮助我们把电脑修好，晚上我请他吃饭，结果是他出钱。就有一批这样的志愿者领着我们走下来，我们这个组织最后剩下的就是志愿精神，我们2004年到2010年做农民工教育培训，2010年以后我们跟一个国际组织合作做一个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开始做0—8岁儿童营养健康卫生教育心理等这方面工作，前年我们做了北京市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社区儿童问题，这个项目在石景山，我们请了北师大、中关村二小的老师给儿童做培训，我们发现在城市里的孩子的教育虽然物质上条件很好，但是同样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前年5月30号在首都师范大学开了“新困境儿童”的项目发布会，这个项目我们提出了新困境，城市里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家庭的孩子，他们成长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困境。
我们的家长关注到有大病的儿童，成长贫困儿童，但是却看不到自己孩子的困境。今年5月25号我们在北大开了“中国困境儿童现状”论坛，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薄弱，我们想知道中国困境儿童有多少种，每种是什么情况？我们从国家、社会、家庭教育干预的话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把困难儿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存型困境和发展型困境，生存性困境是大病残疾和留守儿童，一般数量比较大，拿大病来说脑瘫、自闭症和白血病，一个自闭症的儿童一生费用要300万美元，我们看临床是4%，实际是10%，我们中国是儿童自杀第一大国，最小的有4岁的孩子，这是09年的事情在呼和浩特，我们关注学习困难，关注儿童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它是低投入高产出的。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是非常开阔的领域，这块大家关注的不够，我们能做很多事情，那时候要求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去年9月28号我们在北大又开了“家暴困境保护”的专题沙龙，我们请了专业老师和基金会、企业、政府官员，一类孩子是父母对儿童直接的暴力，还有父母之间的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儿童是目睹者，我们会分成四类，身体暴力、语言暴力、冷暴力和性暴力。父母宠爱、包办、剥夺、打着爱的名义，其实对孩子是很大的伤害，还有反向暴力，父母对孩子粗暴，孩子长大以后会对父母反向施加暴力，父母对孩子很宠爱，孩子很任性，当有一天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要么父母把孩子杀掉，要么孩子把父母杀掉，这样的例子很多。
今天中国关注儿童家暴的组织非常少，未来我们更长时间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国内外儿童和义工为我们志工开发儿保课程，一方面帮助我们志工更好学习和成长，另一方面可以本身到别的家庭和孩子，形成共赢。第二，我们在社区建有儿童家暴的监控网络。第一，有长期性，第二是隐蔽性。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设计这样的模式。我们组织我们的志工在我们社区发现这样的信息，跟地方基层政府，派出所、妇联、居委会一起做一些事情。第三跟一些专业的儿保的机构，做儿童保护的干预。我们国家这方面的人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跟法律方面的组织合作，做一些儿童保护的立法方面的完善。目前我们给2014年两会准备一个家暴儿童保护的提案，跟中国社科院一个法学博士做了一个初稿，我们给到国内外一些老师，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我们也在社区、企业、高校、中小学尝试创新一些家暴困境儿童保护的模式，我们培训了有200多名，这个是长期的计划，这是需要提高和完善的环节。
这个里面我们发现高风险会危及儿童生命的，在中国孩子没写完作业，或者不听话，父母工作压力大，偶尔会对孩子施加暴力，这个非常普遍，因为孩子成长风险比20年前高了很多，比如现在单亲家庭2000万，这种爱的缺失对孩子影响非常大。成人教育观念不一致对孩子影响也是非常大，还有家里老人带孩子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儿童自身常见的心理疾病有20多种，这些都构成了对孩子的风险。这三种会相互转化的，特别是我们很多案例，开始的时候父母非常爱孩子，会给孩子最好的条件，后来上学了以后，当他的成绩出了问题以后父母就开始焦虑了，因为今天应试教育他们会给孩子压力，当孩子没有好转的时候会给孩子更大的压力，父母本身有一些童年创伤的话对孩子是高危险的。云南一位父亲因为孩子没写完作业，把孩子打死，其实孩子没有死只是晕了，最后把孩子活埋了。这种案例比比皆是。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想做一个好的义工，第一个概念是理性公益和感性公益。第二个是执着和自觉。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严重残疾的孩子生存潜力也非常大的，我们一直用困境儿童这个词，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困境儿童放在它最高的报告里了，困境儿童客观性、普通性、发展性，在20年前不会把自闭症当成困境儿童的，但是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逐步认识到自闭症也是困境儿童，希望更多把孩子的需求和困境都归到一起。我们会发现有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但是来一批人走一批人，支教这里缺乏了一种平等和尊重，理性公益和感性公益。从企业、媒体、政府不同层面都能看到这些问题。我们知道西单有一个磕头王，一天靠磕头挣4000多块钱，这就像心理学家一样完全了解人们的心理。网上有一个小故事，记者问一个六岁男孩，你多长时间没吃肉了？孩子说我爸爸不让我吃，说吃肉会长胖，长胖就不会有人给我钱了！所以我们要倡导理性公益。我们长远目标是希望构建一个困境儿童生命系统，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做一些事情。
柴进峰：你需要我干什么我坚决服务你。
郭斌：家暴困境儿童保护是全国项目，我们志工组织化这块，包括课程开发这块是目前的重点工作，您那边有很多好的经验。
杨美俊：我们中国90%的孩子生活在困境家庭里，对真爱教育来说您对新困境儿童的概念是怎么定的？
郭斌：从广义上来说百分之百的，包括家暴。我们接触了很多家庭，做了很多研究，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糟的。在幼儿园里有一位孩子犯的错误总认为是别人的错误，最早的时候孩子学走路的时候摔倒了，家里的老人经常会拍桌子，为了逗好孩子，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会朝抑郁症的方向发展，一种是朝反向人格方面发展，这种例子非常多。我们重点集中在家暴儿童和困境儿童的保护，我们通过志工组织化方式，我们培养的志工他们也有家庭，他们是愿意学习的，他们家庭受益了，再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通过立法和专业研究，我们跟北师大儿童福利中心一起开展一些研究，另外有很多基金会，上周我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了一个会谈一些组织，下周一跟联合国儿童总局开会，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家暴困境儿童，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方面有三个难点，顶层设计和观点不完善还有一个是资源整合。微观上从传统观念强大影响着我们很多成人，包括家暴可以代际循环！一个小孩子从小遭受家暴以后，他长大了很可能会变成施暴者。所以我们愿意和大家多交流，一起努力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孔斌（西安029公益创始人）
公益战友汇聚一堂心情非常好！我今天给大家说四方面的内容，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结构简单介绍和给大家汇报我们整个陕西整体公益和志愿者义工的情况，第三把我对陕西公益的问题分享一下。第四，对我们逄老师提倡的学堂做一个意见。 我们志愿者特别喜欢我们现在戴的这个胸牌，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不管助老还是助残都是要传播志愿精神，最重要的是奉献精神，我们又加了两个字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做这个事。怎么去传播呢？就是实实在在从小事做起，做很小很小的事，帮助老人、残疾人、帮助失学儿童，用我们的行动传播这种精神。这是我们志愿者的风貌，这些后面是大学生志愿者，给西安和咸阳节日的一个活动。（照片），我为什么参加公益？我有一个理想，为了咱们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人民幸福而奉献终身。我说这个的时候人们说你这个太空洞了，太大了，我给他解释，我们要先有理想和信念，然后我们去做，通过传播志愿精神，做公益活动，最后做公益人。我给我们全国写过一封求友信，发布了以后确实获得了很多朋友，我公益路上有很多朋友，虽然我们走的很艰难，但是走的也比较顺利。
十年磨一剑，为理想而奋斗。我是技校毕业，没有上过大学，我的梦想是上大学里听老师讲话，但是我20年始终没有实现，我始终没有进过大学，我98年自学考试，三个专业，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新闻学。我建立了全国自考生网，成为腾讯网自考栏目首席评论员。我们06年的时候发起成立了西安自考生志愿者服务队，通过组织公益活动以后，我们资金投入非常大，我们就想办法建立一个实体，尝试做现在的实体，做了一个自考书店，做了半年赔了几万块钱，我们实体和公益团队都赔了，没有人来参加活动，最后就剩下三个人，我们从09年初又重新发起，成立我们西安公益联盟，再困难的时候我们坚持下来了。09年做到去年2012年我们在陕西省是第一例注册的，当时光注册就花了一年时间，天天去求政府这些领导，因为民政部没有放开注册，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重点单位，陕西省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想做我们的重点单位，我们2012年陕西省第一个注册的，我们注册完了以后全面放开，（图）旁边的女士是原民政厅的厅长，送给我们的志愿者队旗。我们是陕西省唯一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公共管理学院有一个赵晓平博士后对我们进行评估，我们成为了美国透明鱼基金在中国几十万民间NGO第一个支持行政经费的公益组织。
我们在雅安救灾的时候，从西安运送了7个车价值150万物资，得到了人民日报和中国企业报从北京赶到西安我们全程一起到雅安去的。旁边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活动，收旧衣服的活动，旁边是西安市教育局的文件，我们在陕西省所有公益组织中第一个拿到省和区的红头文件来做的。2013年我们发给大家的捐助证2万多张，有很多市民来做这个活动。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我是电子系统的员工，我在一个小变电站工作了16年，我在工作了16年以后成为我们电力第一个从最基层推进到省公司的员工，我自己在公益里做了这么多年，做了11年我所有的能力全部都得益于公益，得益于做义工。为什么从最基层的员工能直接推进到总部做项目审批的管理岗位呢，因为我在公益中所获得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培训，培训我们有12个能力，这些能力怎么样培养出来的？浩浩的故事。浩浩09年是没有毕业的经销商，09—10年是我们志愿者，2011年到浙江打工，到余世维公司做销售，2012年成为我们榆林力帆汽车的销售主管，2013年成为江山秀员工，现在成为了蜀广源火锅店的主管。我右边这个就是浩浩，也是技校生都没有毕业，就是经过几次的锻炼，他第一次是非常失败的，这个是我们康乐社区的敬老活动，他做完第一次活动以后所有人给他一个评价：组织混乱，活动差劲！这个孩子受到打击以后不想做了，我就鼓励他，我说没有关系继续做。后来接着做敬老院和儿童村的活动，这个截图是陕西西部网，这个在本地非常有影响力，是我们陕西省宣传部官方网站，当时这个活动叫“西安公益联盟爱在敬老院”，是由浩浩组织的，当时去了60多名爱心人士，组织完了以后所有人都过来跟我说这个活动组织的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志愿者把自己能力锻炼好了以后就整体提升了，走向社会以后，他现在那个蜀广源火锅店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公益人才，特别是义工人才，很多机构都面临人才问题，到后面我再跟大家分享新朝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公益项目。
陕西情况归结5点，陕西形势非常好，陕西省对我们所有义工组织已经放开了注册，整个公益组织不断增加，市一级注册原来3万，现在只需要3千块钱。第二，我们陕西省都在建立志愿者统一机构，目前西安市建立了西安市志愿者联合会，陕西也要马上建立，它把义工和志愿者做了统一规划。我们从民政口团青口做青年志愿者孵化中心，我们在里面是他们腐化的对象。只要能进入孵化中心当中他们会提供非常多的资源，提供办公条件，办公硬件，还有很多资源给我们。第四，陕西省资源非常充足，跟北京市基本相同。高校有81座，每一个高校按3000名志愿者来算，有几十万。整个陕西省去年注册的志愿者达到30多万。在西安市做活动，大学生还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不缺人的，我们一次活动就上千人。高校社团80多个。每次调动志愿者资源5万多人。陕西公益团队比较好，09年我们推出了“西安美丽女孩熊玲”，支援青海的时候出事了，当时陕西就把她树立了典型。由于她一个人的影响，当年义工注册就达到了9万人！非常强大。我们西安还搞了一个世园会，老百姓对志愿者义工都了解了。整个陕西志愿者组织专职化不强，甚至连专职人员都没有，这是提高的过程。从熊玲事件以后，我代管的公益群有80多个，他们都做不下去了，通过熊玲事件之后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了，托我来代管。我们陕西有5家公益组织，现在只有我们一家还在蓬勃发展，到现在那4家连活动都没有了，他们的人基本流失得差不多了，有两个机构已经全部解散。最主要是长期活动没有创新，每次都是农村，做久了志愿者就不愿意来了。
再一个我们志愿者没有专业的培训，如果把专业培训引到我们陕西去太需要了！因为整个陕西省没有一个专业的培训机构。大家所有的培训都是零零散散的，都是靠我们老志愿者培训，我们老志愿者本身的能力和层次是不够的。
第三，我们整个义工机构专职员工行政经费安全不足。我们募集一个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煤，他们过冬没有煤，我们筹集了两万块钱，安排活动，买煤，这些支出的费用如果有企业提供就太好了。
第四，我们义工管理人才非常缺乏。广州成立了广州志愿者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学院，只针对本地志愿者培训，我们不知道北京有没有，陕西彻底没有了。
下面我重点介绍我们“新朝阳项目”，这个项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大学生志愿者大二的时候就退出去了，大三学专业，大四找工作，就业了以后，所有我认识的大学生全部不做公益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学生才是我们的后备军，如果我们大学生不做了怎么办？我们通过长期的活动发布了一个项目，新朝阳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大一、大二是大学生志愿者，也是我们029公益志愿者，我们培养他12种能力，通过公益活动来培养。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有一个系统，我们活动100人以上，其中一个环节是自我介绍，而且很紧张，有的站半个小时不敢说话！我们就锻炼他，教他怎么讲。第二做我们活动助理，100人的活动要接受报名，我们要教他怎么和这100人沟通。大三的时候我们要他做兼职，我们把我们企业家，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时候引到联想，参观联想，第二是听联想老总讲创业故事，本身活动里老总就发现了他需要的人才，大四的时候就招聘成功了！大学生去了以后很快就能成为主管，我们浩浩就是这样，他去了以后把老总介绍给我了，我很快就把资源对接过来了！平平常常、普普通通能做一辈子，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逄飞：你跟鞍山郭明义有什么不同？
孔斌：我们俩都是好人！我是把这个事当成事业！不同之处，我是以倡导和号召为主。他更多是通过媒体号召，我是通过我们这个团队的号召。
参会代表：你想做这样的事情，有些事情可以不外求，比如培训和管理，不是求别人给你来做，是你来做。
孔斌：做管理的人肯定要做培训，我一年做的最多的是教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我亲自来教。
石卿杰（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总干事）
尊敬的公益前辈大家下午好，之所以小名叫石头，大家经常用真名说假话，我们这个群体是用假名说真话。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到今年11年头了，我结合我们组织发展历程和我做义工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助学会算是这个时代的产物，21世纪信息化时代，因为网络的原因把本来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2012年我们网友说能不能针对山区困难的孩子有一个网友聚会，然后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我们开始鞭策，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也要参与，各种声音推动我们往前走，后面有鞭策，前面有等待，我们到山区的时候看到孩子的眼神，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停不下来！助学会的发展首先是草根性质，是纯粹民间的，我们所有的费用来自社会捐赠，前面10年基于贵州的现状，贵州是欠发达的省份，我们很多山区孩子在上学难的边沿，现在我们工作重点还在当下孩子有学上，物质上的帮助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在同时，我们02年发起到09年把这个组织希望更规范规划，我是09年成为总干事，到现在一直是工作人员的身份。
一开始对我们社会、文化和历史、教育有一个深刻的思考和反思。我们做教育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传统孔夫子去探寻一个究竟，从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寻起。我们2010年组织贵州乡村老师走出来学习，学习传统文化，把教育经典播撒到农村，我们山区的孩子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有的可能每天读，有的是一个星期读两三节课。我们把老师组织出来学习，改变老师对教育和社会深度的思考，对文化的认同或者反思也好，培养老师长远和深度的思考力。我们每年寒暑假举办冬令营夏令营，把学生组织出来，一个月时间我们承担所有的费用。在当地的小学我们把学生召集起来，一个假期的时间，把文化的教育在应试教育下做一个补充和探索。在这里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是重现代，不重传统，我们重创新，不讲传承，我们这样不自信的状态，还有宗教的问题。我们作为义工来讲是社会的先行者，我们传统文化经典到农村的时候，我们组织老师出来，有一位老师极度反对，执迷，我们对整个社会是不成型的状态，大家说你去北京学习，吃住交通费都有人买单，这个事有问题！甚至是反政治的！我们有一位老师是真正的草根，她有一个孩子在里面，她在学习的时候她家里老公反对，到最后一位老师的行动到最后市里一个小学校长带着团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一小学也开始把这个传统文化当成课程来学习。从最开始的不认同，执迷到反对，到最后家里认同了，党委谈话，到最后积极参与，形成这样的局面。
我们的文化在1912年经历了革命、战争、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路走过来之后面临一个问题，我们2010年开始把传统经典的东西送到山区的时候是全国走在前面的，在100年前基督教在贵州贫困山区里，是耶稣陪伴着他们过来的。100年前英国传教士来到云南贵州传教，我们在那里遇到香港一位义工，他在这个地方扎根，帮助这里的老师、孩子，他自己修了一个屋子，他在贵州扎根10年了，前面几年睡在玉米囤上的，没有正式的房间。那个地方特别困难，现在以玉米、土豆、酸菜为主食，孩子们吃土豆是素的，这位义工买了很多油，油炸土豆，那个特别香！每天召集孩子过来。孩子不能一直受基督文化影响，我们2010年开始在这个地方扎根，2011年我们组织了高中生参加夏令营，到浙江学习论语，有一个女孩是这个村子里第一个高中女生，但是很不幸，她去的时候她包里背了很多东西，我说你别背那多东西，一拿出来除了家庭作业以外，还有一样是我们想不到的，圣经！我问她为什么读圣经？她说像我们这样贫困的人只有耶稣来怜悯我们！问她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她说神爱世人。一个月后论语读到100遍，我再问她学到了什么？对自己的文化和孔子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她说她心里能够找到一种自我！问她论语读了100遍影响你最大的是什么？她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这样的探索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因为神爱世人，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所以我们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还有宗教的问题，到公益这块不冲突。我们不能以耶稣为中心，孩子们嘴里吃着油炸土豆，手里读的是中华经典！在这个书屋里墙上都贴着耶稣的画，就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洗脚，通过这样的故事来感化，让他的兄弟姐妹真正无条件的博爱，我们都是在帮助孩子们帮助贫困的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我们都是本着善良的心，从公益角度来讲我们承担了很多使命和价值！我们一耽学堂提出以文化来引导公益，以公益来建设文化，我们义工的成长载体我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义工是整个时代的先行者，我们是走在前面的。不管我们的思考还是行动，给社会提供了一种尝试。我们4年前在贵州推的论语诵读，2013年习主席提出论语这本书我要好好读一读。
我们义工的原动力和坐标的问题，我们根本原动力在于人心和人心的认知。我们看到我们贫困山区的孩子，我们有一种侧隐之心！如果我们不做点事，那叫非人也。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东西的载体在中国文化里有这种记载。我们在贵阳搞了一个活动是文化复兴中的自觉和担当。在整个文化复兴大的历史潮流时代背景下，文化是超越政治的，但是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和走向有一种影响！在四年前党委书记还找我们谈话，说你在乡村学读论语有点另类，文化是超越政治的，但是政治对文化有一种影响，中华民族有一个伟大复兴，这个复兴肯定有一个文化在里面。
我们现在都是网络时代，我们整天被手机捆绑，我们打造透明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所有工作都在网上公开，我们每一分捐款的去向，都在网上透明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如果这种复兴过程中，这种自觉和担当我们有没有学习，学的是我们的经典，如果我们作为整个社会的先觉者，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读一下论语。我们义工生命怎么能最大限度成长？我特别感动我们一耽学堂逄飞曾经连买一只笔的钱都没有，但是他从来没有困惑过！这是什么力量！我们如何作为先行者的身份去探讨，我们要回归我们文化的原点，有传承才有开创，有传统才有现代。我们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说历史有多辉煌，就算不够辉煌，我们见朋友，这个朋友一开口就说我们家什么人都不好，你会看不起这个人吗？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应该正视我们的历史，何况我们期待的很多东西，我们通过探索，我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东西全部在我们传统里都有，只是被我们遗忘了。
我们教育这么大问题，为什么古代几千年下来没有代沟，就是因为文化的断层，我们跟上一代没有共同的东西。我们并不看好我们学者、专家教授的价值，只是说他们的价值有限，更大的价值在民间，只有我们民间草根是知行合一。我们是真正做到了，然后铺出一条路的先行者。我希望我们有一种觉悟和共识，从文化的源头找我们的原动力和方向，然后用真实的行动带来真实的希望，用我们知行合一，进入我们每个人的良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公益前辈和老师多提意见和建议，感谢收到会议的邀请，逄飞老师13年能够坚持下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我们再用公益建设文化，用文化引领公益，是我非常敬佩和赞同的。谢谢大家！
逄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概括一下，仁爱良知是第一生产力。石头这方面的实践和观察很明确提出来，文化觉醒和公益实践是一致的，我们回到文化源头的话又包含了社会理想状态在里面，包含最理想状态的设定追求，不间断的精神力量在里面。讲得非常明确！他09年开始做专职，现在做公益事业。知和行在起心动念上就是行，把知行合一的生命要求放到最萌动初始的意识作用的状态下，按照这样的道德要求自己的话，是贯通天地和古今的，把义工在公益实践中人的生命状态的要求达到了极致的状态，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体会的话，我们的生命世界将非常丰富。贵州在西北地区很艰苦，越艰苦做公益越有份量。孔斌老师也隐含一点，全民志愿者时代已经到来，这个话几年前已经可以讲了，整个中国社会全民志愿已经到来意味着什么，整个民间自发的行动越来越多，这样大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一定跟我们整个转型、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复兴有它的渊源在里面的。今天大家的所有发言都在描绘这样的东西，整个国家、社会和时代层面的变化。孔斌老师特别提到一点，无论企业还是社会，所有能力是得益于做公益的能力，他整个人作为现代人的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所有能力是从做义工而来，这个事情怎么去描述有一个极大的论说空间。
陈文森（四川“一天公益”绿色公民行动代表）
我是“一天公益”的代表，我不是那么专业，我专业是学石油的，我在大学里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我在去年4月份离职做社会责任这方面的工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发起的高校的项目，我在08年时候进入大学做环保社团，09年负责了全国200所高校的课改项目，2003年是负责人，2012年我发起了绿色离校的项目。这是我们的顾问团，我们项目背景，每个高校对毕业生很不看好，吃散伙饭就会闹事，应该颠覆一下这个思维，就发起了这个项目，大学的时候学哥学姐们顶着高温去接大一新生，在离校的时候，未毕业的学生能不能发起去送送他们，我们也号召高校学子毕业离校的时候去感恩母校，支持环保，比如很多书籍，他们可以捐给学校里环保社团，免费发给大三的学生，这是可循环利用的。我们倡议毕业生为社会创造价值，践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然后把书籍捐赠到需要的人群中去。第四是绿色感恩教育。目前已经发起这个项目了，2013年12月26号我们在线上发起。我们给社团做了一些活动的模板，我离校的时候发起了这个项目，是整个全套的活动，非常不错，我把这个方案拿给很多高校领导看，10个高校主要领导都表示这个项目挺好的，建议推广一下，我个人就利用周边资源和联合我所能联系到的资源进行这个项目。
文森公益是刚刚起的名字，“一天公益”也是这里的主办方，目前成员是这些，还在增加中。针对本次项目的主题，义工时代价值的创造者，我们有三点体会，其实做义工不仅是草根，在座的已经不是草根了，我们参加中国环保联合国年会的时候发现那些老环保家才是草根，他们说的话真的让人感动！和基金会人聊的时候感受国外的基金会做的很体面的，在国内，未来20年义工绝对也会活的更加体面，不像现在我们到处找资源，我们应该像国外一样有很体面的生活，我们绝对有体面的生活。
第二点，我们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大家资源是整合的，大家做公益活动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大家一起做才能做大，如果一个人做不可能做大。第三点，大家要乐观。我那个活动一分也没有，但是我很乐观，从项目启动到现在每天都有惊喜在我身边出现。只要你有乐观的心态相信好事一定会出现！
柴进峰：我分享一个故事，上个月美国一个机构的志愿者在网上知道一个惠泽人，很感兴趣，他认为惠泽人可能需要他的经验分享，他就联系上惠泽人，惠泽人很高兴，他自己买飞机票自己在北京住的旅馆，不是我们出钱，给我们上了5天的课，最后说我们中国人有礼节我们说请他吃饭，他说不行，必须我请你们这些学员吃饭！我今天对不起你们，本来应该是我给你们参加培训的学员买保险，但是在你们中国可能买保险很复杂，在美国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他说我对不起你们的是没有给你们买保险，自己又买飞机票自己回去了！我就理解了，原来做志愿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社会很多方面没有发展这个程度，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学到这个以后我可以去给别人做一些事情，是我力所能及的，我经济范围能承受的情况下我要向他学习！
王燕（上海爱拍公益影像发展中心主任）
爱拍是用影像来做发展的公益机构，我们从01年开始做了，我在上海热爱家园做志愿者，是民间的NGO，也是复旦法律研究中心的一帮学员，很多家不在本地的，他们就想成立这个NGO，我们很多创始人经常说三权分立，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也是讲究的是法制。我最后成为热爱家园全职职员，我在热爱家园做了这么长时间，特别多的兴趣还在公共预算研究这块，我参与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我们一直对草根NGO成长历史进行记录，做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觉得个人理念传播非常非常重要！我突然接到邀请过来，我和王海研究短信，研究完了以后我们觉得特别有价值，从直觉上来说是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我每个月都到北京来，我们觉得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从09年开始创办，爱拍到现在我们做了一部分工作，有一部分是影像传播，不管NGO还是基金会甚至政府，有它自己的理念，有它想重复的东西，包括我们社区，现在已经到了读图时代了，石头也说大家都在用手机，新媒体这种传播的力量非常大，全民非常公开和透明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身边的道德工具记录自己身边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做社区服务这块，任何一个NGO不接地气就高高在上，一直在说自己的理念，是不能做的长久的。爱拍做了很多项目，也有政府项目，在合作过程中，去年我拒了好几个政府项目，我跟张海龙也在聊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有钱，或者很大胆说就不做你们的项目，我们NGO组织要做公益，我们停下来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来做？不是你带着钱我我一定要做，不是这样的，做到最后可能把自己都丢掉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我能做和我想做的事！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不想做的，你钱再多，我也不做！我们坚持这样。爱拍在上海和政府关系很好，我们沟通的时候也说，我说你们哪件事情是做的不对的，回过头来它还找我们来合作，它知道我们有这个脾气。上一次是基层选举，他们说政府从来没有放开基层选举的真实过程，让NGO去拍片子！我们做的是纪录片，我不做高大上的宣传片，它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包括选一些NGO他们项目真实记录。我们做的片子是真实的。
另外我们做影像能力建设，我们经常在看北京、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有没有一些NGO用影像作为自己核心竞争力来做公益的，特别少。我们做的很累！我们的职员11个，很多机构说你们人员很多啊！其实不是我们要盲目扩张，我们要精简人员，请更合适的人到这，做影像用人去做事情，用人带动很多志愿者，用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去做，做完就可以了？不是的，摄影老师来拍这些影像，如果拍4个小时，回去剪10分钟的片子，可能要花10天！摄影师光线调好了构图好就可以了，但是做摄像不是的，一定是很多人参与，有导演、有后期制作，甚至有人配音，男生女生配的音什么样都对观感有影响！到最后呈现出来给大家的，是让大家感同深刻的！我们在上海做了很多社区微电影，2012—2013做了一期影像能力建设的培训，我们给20个NGO做影像培训，因为项目资助限制，他们项目非常少，只能在北京落地，找了北京20家NGO，我希望从NGO培养人，因为每一家NGO都有记录的需求，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有一些公益伙伴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在我们自己做的过程中有很多志愿者帮忙，也是因为我和王海这么多年在公益领域上这么做，我们影响了身边很多朋友，我在01和02年都在做，当时我在外企工作，王海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是科班出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买照相机，他喜欢拆拆弄弄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俩在新疆回到上海，到上海以后，01年是我人生中特别特别低谷的时候，王海说他有一个同学在做这个事，包括还有法律人，我跟他们一聊，我遇到这帮律师，帮我解决了家庭、个人生活很严重的问题，从此助人自助这几个字特别重要！原来还有很多人比我更弱势！我帮助别人是特别开心的事。我在热爱家园5年，因为收入很低，不拿政府一分钱，全靠基金会资助，生存很困难，我们一个月只休两天，没有任何社保，一个月1500块钱。我的收获可以把金钱上的 收入忽略不计了，我找到了我下半生长途发展的事业。我跟我身边小伙伴说，你把一个事情从职业变成事业的时候你眼光马上就不一样了。王海说他还是喜欢给公益的人做记录，去广东拍电子垃圾，的确是偷拍的，人家追着要打，我们也做过转基因食品的宣传，他去丽江拍过影片，还有安徽的飞行学校，我们爱拍就是想用影像记录历史的机构。我们目前做的是想在社区和NGO领域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他们，不一定你摄像机好才重要，最重要是用脑子，现在手机很发达，像素都达到一千多万这种，你可以随时随地记录你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NGO人也不例外，我们在上海做社区影像档案馆，把我们社区的历史和文化，上海是移民城市，一直在拆迁，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
前面几位说各个城市不同的性格脾气，上海是非常封闭的城市，上海这些人被逼着自娱自乐，因为政府太强大了，政府可以把它所有资源用在角角落落，NGO没有空间，我经常来北京，基金会说上海有钱，很难有人跟你说我们原来怎么样，上海有很多人露宿街头，家徒四壁啊，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真的有很多是家徒四壁，但是换句话说不会有资助！上海企业基金会特别有意思，北京有很多基金会，友成也好南都也好，你们脚一歪就可以到基金会要钱去了，上海不是这样，我们隔壁有很多基金会，但他们是自己钱自己玩，政府招投标吧，街道自己直接购买，它财政有钱啊，最后大家不合作！我昨天晚上特别晚到，我知道这个消息特别晚，因为上海人不团结，因为快过年了，从十八大开始号召大家要勤俭节约，在我们公益园有一个咖啡店，为我们服务的社会企业，我们把那个场子包了，三家机构在一起吃了年夜饭，我们觉得公益人之间合作和理解很重要，我们这三家机构创始人都认识至少10年了，相互都熟得一塌糊涂还不理解，这个现象不一定光上海，我们的愿望是大家都把自己公益心拿出来，这是我们爱拍从一开始做志愿者到现在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马永红：王老师能不能去拍一系列纪录片，拍草根公益的，或者做成访谈这种形式，在全国只选10或者15个人，选不同行业的人，有代表性的，想了解曾经这些人走过的路的。我接触过一个残疾人，原来做的公益，他有一个想法，专门给残疾人拍影像，因为他是群体一份子，能更理解这些人，选一个人物。
王燕：给公益人做纪录片我们想过。
逄飞：第一代草根的领袖，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生存环境差异比较大。第一代不可复制，他作为先行者有责任为后来人铺垫，第二代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们第一代人由于整个社会公益生态的变化，他们自觉意识也在发生很大变化，所以通过第一代草根是记录了这个公益前期阶段的公共精神，是有典型领域的人来表现。
杨玳瑁（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
右“李涛”桌牌后为杨玳瑁
我是碰巧来参加这个会议，本来邀请的是北京协作者的李涛，也是公益上的领路人。我是一个社工，在珠海工业区里，08年底到现在5年了，我也不知道我算是第几代，我一开始进入NGO这个领域是社工，我谈谈我怎么会进到这个领域，也会带出协作者的一些东西。我是2005年在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在大学的时候对NGO有一些接触，毕业在广州国企里工作了3年时间，还是想辞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始找NGO机构，在广西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因为大学里很关注三农问题，感觉不太合适自己，也有一些家庭的原因，家里希望你可以做NGO，你留在城市会比较好一些，后来我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到协作者这个团队，从08年到现在一直协助社会工作的职业。如果说到义工的精神，我自己更多的体会在我的工作中，我在珠海工业区做企业社会工作，聚官方数据的显示是10万人口，我们往往企业社会工作是在企业里面做，但是珠海协作者是在社区里做，带着社区发展和社区融合的视角，我们做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培养工人志愿者，今天上午跟我一块来北京参加发布会的有一个工友，他下午有事，上午也到会场来，结束后我跟他互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会议的感觉，他会谈到他感觉有老师提到农民工称呼是不是身份的强化？我们在服务也会跟工友讨论，我觉得要看他们怎么看，如果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自信，可能对这种话语的结构告诉大家存在工人和农民两种身份的存在，我问他你怎么看？他跟我讲我觉得没有什么，我是靠自己双手去劳动，确实是农民工，老家也有田，他也讲了另外一个意思，有一些高层次有知识的人来关注农民工也是好事，相信后面越来越多有好的改变，所以他的分享也让我有一些思考，当我们做工人服务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工人的权利，他怎么看待他在这个群体里的位置，他对这个群体的责任，他怎么看他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
我们是做工人志愿者的培育，我们很多服务对象都是工友，他们最初是接受服务的人群，我们有很多活动扩大人际交往圈子的，包括去学习怎么样做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团队建设，我们从服务对象里发展志愿者，我们大部分志愿者是服务对象成长起来的，也包括志愿者之后继续去成长，学习怎么样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去提供志愿服务，他们也会参与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成为社会工作师。现在我的团队有6个同事包括我自己是专职社工，有两位是工人，所以用他们自己成长去发声。
另外一个视角，通过青年工人的参与凝聚这个社区，他们跟社区里面的儿童，这些儿童是流动儿童，爸爸妈妈是打工者，可能有10多年，在工厂里是基层管理人员，组长等。他们在这个社区租房，或者买二手小房子，我们有一块服务是针对儿童和家庭的，青年工友跟这些儿童和家庭产生联结，我们会向珠海一些高校志愿者有一些联结，工人志愿者融入这个工业区，他们参与公益服务提升自己的同时服务别人，同时通过公益活动将不同的人群联结起来，我们在珠海工业区里做这两件事，我们有工人志愿者培育，一个是社区归属感的建设和社区的融入。
我自己很受协作者的影响，我很幸运，因为我原来对公益没有很多的了解，在大学时代有一些基础的，对NGO有一些了解才会走这条路，我小的时候我偶像是周恩来，所以我选择行政，在政法学院学行政管理有很多课可以去上，我觉得在中国政治是可以有比较大的影响的，从范围上、社会人群上，我觉得想改变一些社会不公的事情，但是毕业之后进入企业，很幸运的来到协作者的团队，我突然发现社会工作是更适合我的，在社会工作者的心里，一千和一万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一个人也一样那么重要，我突然发现做社会工作更适合我，一个人做志愿服务业好，做社会服务的工作也好，肯定有一个团队的支持，在协作者这里李涛和李征（音）可以引领这样的角色，团队里面我们的同事是黑暗中可以紧握双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事业！几年下来一直在做。协作者03年北京协作者成立，是第一家对非典做出回应的民间组织，李涛和另外几个志愿者带着很多消毒用品和宣传册走遍了北京五六环不同的城乡结合部给流动人口发放消毒液，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创立了协作者这个机构，可以使每一个劳动者自由行走在祖国大地上。在我们机构已经支持了6位同事都去香港理工大学学习社会工作，我也是去年刚刚毕业。
北京03年成立之后去做，一直到07年，南京的民政局看到协作者一些服务模式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找到北京，请北京到那边注册一个机构，北京协作者也完成了第一个5年战略规划，成立了南京协作者，前面5年是它做服务积累和组织推广，07年完成了第一个推广，南京协作者的特点机构在城区，服务在郊区，通过流动儿童服务进入家庭，还有打工者的服务，08年底有了珠海协作者，这个机构背景主要跟企业合作，是跨国的企业，它做它企业社会责任，它希望在这个社区里建设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我们要跟他谈，不仅服务本企业员工，而是整个社区，到08年底有了珠海协作者。这里面三地协作者在各自协作系统独立注册，有很多共享的东西，主要是服务的理念、手法，我们针对的人群是流动人口，其实跟李涛本人经历有关，他做公益17年了，他从90年代中期做，是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就关注打工妹的群体，也做过救灾的项目官员，他自己觉得在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很迅速的过程中农民工遇到的处境是整个转型中国很多矛盾在这个身上群体的体现。社会公众怎么回应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以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切入点，所以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三种相互的战略的合作关系，基本的介绍就是这些。再讲一下义工的精神，在我们实践中珠海我们培养的志愿者本身是服务对象，就像社会工作时候讲的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弱者是有能力的，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可能是流水线上的工友，但是他去策划活动，都与工友互动的活动可以做的非常好。老的志愿者带新的志愿者在专业性上不足，但是有另外的优势，很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就先讲这么多吧！
柴进峰：你总结一下周恩来吧？
杨玳瑁：我小学五六年的时候，很幸运看到他的传记，初中之前一直看跟他有关的故事，觉得他很友爱，也不特别要争第一，他可以做协助者的角色。我们为什么叫协作者呢？我们服务的人自己是有潜能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去协助他，发现他的能量，搭建这个知识的平台，也包括王燕老师说的发声，我们在社区里鼓励小朋友，工人和孩子拿起相机记录他的家和工业区，我们就去做展览，就会有很多人看，原来我眼中的工业区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一个影像的过程。我们社工能够去做就能挖掘出很多碰撞的动力出来。
郭斌：能不能讲一下协作者义工精神这块，你们很多是做社工的，社工和义工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杨玳瑁：我有时候做服务的时候会跟师傅说，你听过社工吗？摩的的师傅会说志愿者，服务的时候社工和义工会被混淆，我们自己的认识，是不是一门职业，第二在助人的专业性，因为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专业逻辑和价值观和职业要求。协作者在培养义工的核心我觉得刚才有讲到的我们注重从服务对象里培养，他们公民的责任，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弱势人群，他怎么样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要破除很多障碍，外界强家在他身上的压力，从服务对象里培养志愿者，挖掘它自身的能量，他认为自己是可以的，有能力的。另外，搭建志愿者互动平台，前面一点应该再增加一个，我们特别注重志愿者培育过程中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他在这个群体里所应该承担责任的认识，他身后可能和他一样处境的一些人，让受助的人有帮助别人的能力。我要谢谢郭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有过多思考。
陈开砚：您服务的对象我没有什么接触，我阅读了一本读物《落脚城市》，有点类似农民工那种状态，在农村有地到城市工作，只不过在国外那种地可以随意使用，慢慢成为大贫民窟，那里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他父亲这一代实现10%的人就能从这个地理范围出去，进入这个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您服务的对象里有看到他们成功实现社会阶层转换的案例吗？
杨玳瑁：我还比较年轻，没有很多阅历看到这种变化，在我们实际接触里有很多打工朋友比如他14岁出来，童工了出来，我们接触的时候是20岁左右，包括他掌握了跟不同人打交道的生存智慧，靠他自己的打拼，他自己在广州比在流水线上工作有了更多的收入，做到了基层管理的工作，数据这些我回答不了，我讲的这种例子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情况在工业区一眼看过去都是很稚嫩的面孔，穿着一样的工服，每天10个小时算少的，多的11到12个小时。所谓的贫困的问题我们要想怎么去改变，协助年轻的工友，发现他在流水线之外的价值是什么！
陈开砚：您服务的区域里有人给他们提供职业培训的机构吗？
杨玳瑁：没有。广东那边也很少，劳动部门有职业培训的要求或者任务，那些特殊工种会通过企业渠道进去，服务型的培训是很缺乏的。
陈开砚：我们有提供这类服务的NGO组织吗？
杨玳瑁：这个问题蛮重要的，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问题，始终有一些人要做产业工人，要在流水线上去工作，我们怎么去看待？我的志愿者会这样问我，说我们成长了，总有一些人还去做这些工作啊？很机械很简单，我们社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工人？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转换了，还是有一些人在那里，但是这个问题很大！
林立晴（北京706青年空间代表）
谢谢各位前辈！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大二的时候开始了解公益，做的是留守儿童，我们做的是关爱留守儿童心灵健康方面的，那时候我们是学生社团，从此正式接触到这个圈子，我的视角可能跟大家不同，我是一个新手，比如大学的时候很多大学生越来越关注公益，大家没有办法接触到各位前辈，也没有太多人指导我们，我们学生时期做社团的时候比较茫然，也没有太多系统，也不知道跟各位前辈怎么交流，也没有资源认识到各位，所以大学的时候大家好心可能做了坏事，或者效率不高。现在都是这种状况，大学生还是缺乏系统的培训，我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广州相对资源比较多，多多少少还能接触到公益上的培训，我是去年8月份休学，参加了友成基金会的计划，在当地社会扶贫促进会，当地的机构确实是非常不成熟的，你会觉得对志愿有点萌芽，政府的团委都不知道怎么要组织志愿者，志愿者要做什么！我特别有感触，你在北京、上海、广州大家还可以去交流讨论，但是像呼和浩特或者二三线城市这些公益应该怎么发展？他们完全没有那些资源，我跟呼和浩特大学生聊的时候，他们很想做公益，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交流，完全没有那些门道，也没有人指导他们，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网络，参照别人的模式进行小范围的尝试，起步非常艰难，大家非常感慨，不知道未来怎么发展。在呼和浩特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当地的模式，他们非常倡导公益的未来应该和政府合作，他们当地的模式由一堆政府退休老干部发起社会公益性活动，他们利用政府的资源，他们觉得政府资源是能够完成未来工作的支持者，他们非常固执的觉得你小打小闹的公益不成气候，你必须跟政府合作，比如做义教，他们的模式外界也不太知晓，对国内公益圈来说也是比较另类，你真的落实到实处不是很多，广州留守儿童组织的时候，政府一直想跟我们合作，但是他们一直想做出业绩出来，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顺利，不是那么容易拿到钱做事，在呼和浩特，他们本身有政府背景，所以跟基金会非常方便能拿到很多钱，比如跟学校合作，因为政府们支持，在合作方面非常顺利，一个行政命令下去没有任何人反对你，你只要派志愿组过去就行了，这个模式有待讨论，但是有借鉴意义。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706青年空间，社会上各类人都需要平台交流，尤其新政府上台以后大家觉得没有一个地方听不同的东西，你都是听很封闭的或者政府讲的东西，没有自由交流的平台，所以公共空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通过学术交流、读书会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可以讲不同的东西，发出不同声音，我们的口号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声音，但是基于国内环境的限制，大家都沉默，沉默久了大家都有一个倾诉的欲望。这个跟我们理解的公益不太一样，各位都有一个服务领域和对象，这样的公共交流算不算公益呢？不太好定义，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盈利，我们像社会企业，我们希望做有一个自由空间，大家说说话，尤其在北京，大家都很现实非常功利，政府管制相对严格的地方，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人干扰的空间，大家都很喜欢这里。我们开办到现在两年还是受到一些阻力，公安局都过来警告过我们，我们压力很大，我们没有任何靠山，就资金方面也没有固定来源，一开始我们还想做完全不收费用的活动给大家，但是后来发现没有固定资金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才会采取活动收费，在那和空间里设置青年旅社，想通过这些收入维持基本运行，到现在还算有一点点名气，也被越来越多人认可，但是我们体系还不完善，我们做这些东西很多靠志愿者，大部分是大学生，大家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和太成熟的想法，我也是凭着热情做，没有成熟的思路，感觉自己做的体系挺不完善的，期待和柴老师这样的，可以给我们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做的更专业！可以更好的发展！谢谢老师！希望大家有空去坐坐，趁着我们还没有倒闭。
逄飞：她最后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说趁着没有倒闭，是不是有这个担忧，这种危机感可能是外在或者内在的，无论事情怎么发展会提前想到它的终结，这种状态是它当下心理起点很重要的内容，在实际社会活动中是以很丰富、很饱满的心理状态，并不是说我要万年发展，而是每时每刻都有危机和死亡意识，这是我们体验公益精神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一耽学堂不要多么壮大，变成一个实体性力量，公益发展要不要变成实体性的力量，这是很微妙的课题，所有公益组织都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也许是外来的，也许是自身的考虑。我随时随地有一种终结的或者终极的状态。
李博艺：我们的发言就结束了。现在是自由发言时间。
吕熠鹤（河南）：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河南郑州的人文基金会的代表，今天收获太多了，各位老师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出发分享了这么多有益的东西，有几个地方我想做一些回应，孔斌老师说大学生毕业以后都不做公益了，我就想大一学生做了一年公益，大二、大三不做了，公益没有形成一种习惯，没有成为生命的部分。第二，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做公益跟行业背景有关，目前在各大城市公益本身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大学毕业以后有这个心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使，除了专门做社会公益的，大部分毕业生非社工专业的，他们想做这个一到单位马上就开始忙了，他们也没有发现有公益这个行业让他们去就业，行业的成长和发展也是我们公益人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整合各种资源，海龙老师上午说的那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的服务系统，通过我们规范的运作、组织和管理，争取政府的支持，我们把公共资源有效的配置到各个需要的领域里，因为我们在郑州是做书院的……医生就是协助者，在他上坡上不去的时候推一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要靠教育，养生是养心的！要从教育着手，跟这家基金会接触，就到这里来做一些工作。建业这种地产商愿意拿钱出来做公益，做好中间是需要桥梁的，需要有人参与的，参与过程应该转化为积极引导的过程，可能我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成长，既是引导社会资源，也是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因为我在公益界里是小辈，从关注养老这块关注公益的，公益行业的成长是比较迫切的问题，如果不这些我们就吸引不了人才进来，很多人有这个能力也未必能进来，我们应该完成这种引导，完成对资源持有者的引导，大多有钱人老总签一张支票让你做公益的时候感觉像是施舍，因为他们没有公益体验，我们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和发展把资源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对投身公益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敞开胸怀。很多事情一个人做起来能力有限。我在河南主要是联系河南草根公益组织，过完年以后运用基金会的平台跟他们充分沟通帮他们成长，做好公益组织和做好一个企业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是如何把钱花好和把钱挣好的区别。我的目标是想把河南公益行业尽快形成一个概念出来，今天很感恩，谢谢各位！
马永红：这次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我有这样的想法，包括说到身份认同，志愿者或者义工说白了就是历史上侠义精神的展现，最早可以追述到墨家，墨侠用具体的行动对弱者帮扶，儒侠更多是一种精神。有人也谈过这两者的分类，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就是一种行动，执行层面更多。你们做的文化精神层面更多从道义层面。儒侠是我来服务我身边的人，墨侠大家都崇拜你，但是没有人跟随你，过的太清苦，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社会整个氛围经济条件到这个层次，第一代人就得这样过，但是谁愿意过这种屌丝的生活？这个阶段是必经的，有了第一拨的人才有了社会的风气，政府介入啊，免费午餐啊等等。说到这块一耽学堂已经落伍了，跟不上全国的形势了！各个行业已经早就形成联合了，比如教育以西部阳光为主，每两年一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非公募基金人家有论坛，基金会有基金会网，有思路、有实力，有论坛的形式和全国的交流，同时有资金，可以做孵化的工作，这些组织联合在一块，给资金给技术，所以有思想共鸣、协作关系，它能集体争取它领域的权益。一耽学堂做的最早但没有适应，很多企业老板出钱做商业化企业推广和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这没有抓住08年之后的机遇，其他领域就在最近这两年起来的，因为没有人做，所以你做还来得及。
我还发现一个趋势，我最早是乡村建设体系的，现在农村建设快的也在做传统文化方面的公益，韩德强就在河北建立了正道农场书院，就是跟公益结合。越来越多公益组织也意识到现在不仅仅是社会层面了，你除了专业技能的规范，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引领，就需要一个精神层面的培训，有时候别人请我们培训，或者请有故事的人去培训，就希望刺激，让固化的员工找到你新的精神的位置。这个组织如何起到作用？给公益组织激活，我们做着做着就皮了，他也知道意义，现在的人也需要精神的需求，精神支柱，他有宗教般情怀的话没有钱也会持之以恒。你现在的工作要和公益结合，在精神层面你怎么去对接。
第三，雾霾、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从2010年之后兴起的有机农场，书院，自己建书院，在城里或者郊区。中医，一耽学堂如何从传统文化里从中医、文化的层面回应当前社会的热点，和普通市民做一点，同时做一些回应一般市民需求的东西。如果你不做肯定有别的组织去做。你能有一大笔资金，那是你自己想办法的事。第二是软件，你针对学校和公益组织都要有一套课程。我如何在内部推广国学。第三，你有一个团队，我能承担起我刚才说的工作。咱俩尽管不熟悉，但是，我也不客气！我说完了！
逄飞：给我们提意见就已经把我们抬的很高了。大家草根过来的，在这个时代没有救世主。我今天是头一次的聚会，三年前我就说一定要走到一耽外面去。相信在这个时代已经有各路英雄好汉了，我就等着这一天相逢。一方面是对人的相信，对我们共同使命的认定，我同时也相信大家能有这么形而上的升华，从人道到天道的思想。我在很早的时候，上北大之前来北京讲学，但没有实现这个理想，我当时就想这个真理是人人有份的，不应该是某一个人一家之言，就等着这批朋友，我就先做公益，人心需要在汗水中自己长。文化大家有感觉还是很削弱，我就等大家这批朋友，我三两年前就跟我的朋友说，草根就要发的，我就等这批老朋友的，真理是借着众人的口来体现的，今天是头一次尝试，全国第一代草根有体会的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我想有一二百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来源，我们义工学社这批朋友能不能聚一聚，他们讲的思想是自己的血肉汗水积累出来的。大家都有知识，都受过教育，但是今天这样的时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加工厂，所有文明都在中国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都经过中国介入社会转型，建立他们中国味道的思考内容和表达方式，我们在中国文化建设也是真实的实践者和探索者，甚至在人类21世纪文明中，我们周围的朋友再造一种文明的可能。我12月18号和香港宗树人谈过，文化和文明是一点点长出来的，第一个12年积累了民间创造的生命事实，下一个阶段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分不开的，人文的东西代表一种传统，怎么复活？要经过整个社会学的层面再造。未来12年是整个在中国土地上人文精神和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的大创造、大发展的阶段，我们要结合起来，都是因为经过这样风风雨雨坎坷的草根经历，我们的分享应该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乃至创造自己社会表达的人文体系，我们的价值，未来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我们从自发到自觉，头一个12年到下一个12年转换成一个自觉，我们自己使命上的自觉。今天的聚会是第一次尝试，咱们每一个朋友在各个领域肯定有很多草根朋友，没有政策空间、没有资本支持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钉子在那坚持，这个人一定有他的份量！
刚才大家互相交流，更多是我们有要集体的共同的起点和逻辑意识。我们为什么没用自己话语来表述？我们到现在缺少理论自觉，我相信有，通过对话交流就可以达到。所以这样的草根多了，每一个小草很小，但是大家连成一片就是海洋，我们是初步的尝试，借着清华有这么一次聚会，能不能有更多的有份量的朋友相聚，汇集起来我们自己对话和交流。
比如郭斌还有很多事没有讲出来，所有草根提供了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和尝试，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对经济社会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一大堆话题，这些人结合起来分成不同的工作领域，有不同的话题。比如说王克勤提出的悲悯，这样丰富的有专门针对的聚焦式对话它的内容一定是最生动最鲜活的人文因素，它有极大的人文价值，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一线公益的创办者和草根领袖，我们要联结更多的朋友，不是为了实体性各自利益的需求，而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为我们时代人文精神的创造，我们联结起来，你还是做你的机构，我们就是个人，纯粹的精神层面、思想层面的交流，它创造出来的是我们共同的思想财富，是公开的、是分享的，欢迎各个地区各个类别的公益组织，我们第一代草根开始更多进行思想上的规划，集结思想、交流思想，公益人要最先走在时代前列。
作为义工学社，底下是义工学社筹备小组，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些内容都是我写的，我发出这个信息，真实的路要众人来说，众人来行，我就期待这一天。今天终于听到了大家的声音，我这么多年是很孤独的，我从内心中把你们当成亲人。一耽真正要做的事还没开始呢，就等着你们来呢。今天跟永红第一次见面，你能讲出这些非常感谢。你这种观点很纯粹，就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们要找到有共同的使命的朋友。天下事给天下人做，我不需要结合大家社会财富资源非得我去做，有没有一天大家结合起来，像706说的，实际是广场式的谈话，是苏格拉底式的交流方式，苏格拉底是不贩卖知识的，一旦变成思想是大家共有的，我们从精神本源去认识我们的行动，我们公益事业所承担的对民族建设、国家建设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来的朋友和提前走的朋友。谢谢大家！
柴进峰：今天在这个地方是大的思想交流！……大家到NGO组织来有的人是为了生存拿点工资，更多的人是为了受到尊重，实现价值，大家来分享，受到尊重，在这个地方寻求一种快乐，……。
陈政：我的想法跟你们都不一样，我做义工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改造我自己，改造我的行为、语言和思维。这三年来收到的效果挺大的，原来我脾气挺大，现在我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从行为、语言和思维上，我是为（改造）我自己，不是为别人！谢谢大家。
邓源：我是向大家学习的，我想给这个会议提点建议，一耽学堂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或者联盟，全国公益事业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一个是上海的女同事讲上海有一个义工孵化器，这个孵化器一边跟政府对接一边跟义工对接。第二，有一位记者说媒体在报道义工的时候很多义工在初创期没有影响力，媒体不知道，得不到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的支持，我就看到小的义工组织有这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政府需求一个是媒体的关注，如果大家认可一耽学堂的想法，搭建全国性义工的平台或者联盟，这个平台就可以起到一个作用。
如果有全国性的平台，不一定是这个平台，也可以有其他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把很多初创草根联合起来把声音发到媒体那边去。每一个草根有很多艰辛，大家可以互相鼓励，抱团取暖，这个联盟如果实质性让会员互动，互相帮助可能价值会更大，跨地域跨行业的互相帮助，可以对外对接大的资源发出一致的声音，对内可以大家互相协助，精神上鼓励和帮助，以及实质上的东西都有可能产生。如果参会人员代表认可这个联盟，大家谈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理想，我觉得事情还是要落地，我觉得可以初步的把机构落实下来。比如以后怎么样，比如形成一个联盟共同的宣言，形成一个主旨思想，这样的话这个会议会更落实一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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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逄飞给各位参会代表的一封短信
衷心感谢各位代表的参会发言，贡献思想。每一位草根义工和他所代表的公益实践都包含着丰富的人性思考和深刻的社会观察，这是时代进步、文明复兴的宝贵财富，这些内容同样需要一个艰苦的提炼过程，就像它产生时候那样。第一次“思想集结”结束了，这是一个开端，它今后还需要更多朋友扶助、支持，乃至共同推进。路很长，我们是同行者，天亮了，更要点一盏心里的灯。新年将到，并借此祝大家幸福吉祥，事业鹏程远大。（201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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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义工唐鼎峰笔谈——《最近的一些做事体会》
1、对我们工作的社会基本面和我们的立足的现实基础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真挚的感情；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成就我们的一切因缘抱有越来越深厚的爱和感恩，从空中建楼阁和自娱自乐的状态逐步走入了大众和他人的生命。
2、对人心人性的认知越来越清澈和温和。窃以为无论什么人，也无论在什么时代和阶层，都有人心人性的规律，有他的需求，困惑，也有他的向往，我们所做的工作，既然是面对人的，就一定要遵循和把握好这个规律，才能把事情做到人心里面，才能广大长远。
3、我们观察菩萨度化众生的方式，都是采取主动走入众生，用众生的习气与需要来引导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孔夫子也是积极寻求进入社会主流来影响社会，西方宗教则是以建立医院、学校等解除大众刚需的方式传道，总之以利益众生然后带领众生走出困惑和苦痛，或者形成共识和行动，而不能站在岸上呼喊，更不能自设藩篱。
4、社会发展与变革非常迅速，我们不但要深刻把握不变的一面，更要积极直面变的一面。不变的是“体”，变的是“相”，但发生“作用”需要借助相，认识到这三个关系，对我们积极有效的开展各种工作非常重要。
5、我个人非常感铭逄飞老师和一耽学堂对我在公益、文化领域和为人做事方面的指导和锻炼。学堂的许多精神和特质已经镕入到我的生命，成为我思想和行动的深层力量。
6、一年前在与朋友谈起我的公益观时，有所感，分享了以下几句参与文化公益的浅薄体会：（一）人所具有，我都具有；（二）人相信人，人看见人；（三）经由他人，明白自己。
7、我为稻粱生计故，不能分身“义工精神和社会公益”主题讨论会，非常遗憾和愧疚！向所有与会的前辈、长辈、老师、先进致敬！向所有成就会议的善缘致敬！公益事业的春天已经来到，祝福社会越来越美好！祝福公益人越来越幸福！也愿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人就是自己，整个社会乃至于天地自然，我们都是一体的！祝福新年吉祥！
唐鼎峰，匆匆于杭州
2014.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