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总干事近期微信汇编——关于“读经热”、“公益”、“国际儒联2565大会”、“社会”
二、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应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三、回复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人大》的采访（逄飞）
四、王雷生、汪莉北京婚礼致辞（逄飞）
五、我的四个心愿（蔡东锐）
六、“中国村史工程”征稿启事（翟奎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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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近期微信汇编
关于“读经热”
1刚按照发的网址看了9月5日《南方周末》报道（指《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很重要很及时，痛心痛心。09年在武夷山碰到王财贵，就说要总结他所谓的“读经热”，要批判、要反思，他于此无动于衷。“读经”在社会上还是混乱不清，大家应多讨论！
“读经”不读人，好古不信古，对等流俗见，蔽曲无实义。说的直接一些，“读经”至多只是有感情的态度，谈不上文化观点，更非教育理念，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人生，便问题多多，不切实际，只能独白，不能对话，与道不相应。若就“读经”只是指“小朋友跟我念”而言，王财贵先生在大陆今年终于修成正果了——暑期发现网络上到处是国学机的广告。（以上9月9日）
2“读经热”不反思、不批判，问题不断，仁者心痛。未来的理想蓝图，无论（描绘起来）多么正当、可能、高尚、必然，只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使有一人因此陷入蒙昧与无知，使一人由此蒙昧与无知而致人生困苦与茫然，是皆属有罪过，皆应要反省。（以上9月11日）
3所引的观点，言之似乎有理，但要有真实判断，你既然引用，也要有你自己的判断理据。关于所谓“读经”的分析，太多囫囵含混的情面语、俗见解、半截话，不能确指，不能深究，不能给人事实。（以上9月17日）
4过去的十几年间，真有高明见识的人屈指可数。零一年秋认识李家振老先生，零二年他带南先生某学生来学堂，此后见面交谈日多。那时，李先生提到，南先生讲及大陆传统文化热时，闲谈中曾有一句：点把火就跑。就此区区五字言，那时我就深深感怀和钦敬南先生，而且我那一番公益发心、义工发心也好像在这里得到一些理解、一点安慰。于此五字看，世间虽多翻波卷浪的一时闻名士，真境界、真功夫、真见地者凤毛麟角，万中无一。（以上10月3日）
5（回复某杂志记者）关于一耽，多年来媒体之失误多是看表象，表象也不能大部分把握，因为一耽活动范围之广、带动影响之深是一般记者所不能体会的，若透过表象看深层的思想和精神，因为对同一时期的读经热、国学热缺少纵观和反思，也看不出来一耽的用意和价值。总之，一耽和媒体，从来都是两回事儿。
不过还是想跟你说明：1我或者一耽极少或者没有用过“国学”一词，我在2006年就有国学热分析的文章，从我开始做一耽时我们就不太认可“国学”，我们只是说“传统文化”，2我们极少用“推广”，甚至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推广"的,"推广“是肤浅和有害的，这我在2004年文章中就分析过了。
6只是中国媒体缺少精神，社会没有灵魂，文化几成玩物，转换时代的大环境如此，人性现状如此。
报道真实是很难的，但是每一个人少说不真不实的话却是可以做到的。中国人如果有这样的普遍觉悟，就可以谈“国学”了，或者，那个时候也可以不必“国学国学如何”了。
关于“公益”
1中国公益的使命不只在社会，还在文化，不只在创造“新的生活事实”，还在创生有事实根据的“新的精神形态”。它在现代化中国道路上的深广韧性与丰富价值还未被真实的认识。（以上9月16日）
2（回复《文化纵横》中《公民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一文）社会小群体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各种精神形态和层级的心灵内容在此充分的沟通融会，这一进程不只有宗教之间的对话，还有世俗价值的商讨，不只有关心灵的安抚，还牵系社会政治的合理性，中国此时已为“世界精神”转化的通路与加工厂、搅拌机，如何观察、研究和评断这一“深度催眠与深度唤醒的中国梦”，实现人文精神与社会科学的境界升华，对本土公益、尤其草根公益形态的生存实践的深刻领悟成为核心的关键之点。（以上9月17日）
关于“国际儒联2565大会”
1（回复《文化纵横》中《且看今日学界“新父”朽败》）喧闹的理智只是枯竭，炫技的匠人近于丑角，精神定性修炼和信仰行持功夫的空白使中国学术、学人、学界无道可谈，就我所了解的哲学界而言，慕道之徒亦罕有其见，以至会议中接杯举觞之时不能闻一道义语入耳，久矣，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国际儒联2565大会前一日。
2……虽说是人吃人的社会，可一想到那些人“吃孔子”时的嘴脸，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大部分还是上次五年前2560大会、甚至十年前的老面孔，但是更衰老、眼袋更浓重肥大，也更迷恋资源和权力，在餐厅里不时有鸡血亢奋的一群……高兴的是与美国来的郑锦玉老先生相逢，他在台湾年轻时原是水管电工，因维修工作结识了幽禁中的孙立人将军，感其忠勇大义而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写作传记，多年前寄一耽学堂珍藏，今次说大陆已出简体。
3北京雨后放晴。大会堂，金色大厅，现场。今天“习大大”要出现了。这一“部落酋长”、“部落领袖”称呼，推出了一个政治符号，政治符号主要是为完成社群心理转换。中国是一个大部落吗？很原始、很现代？做草根义工，对应的是一个小部落，从心理同构的角度看，和经营一个大部落、超级大部落有什么不同吗？人的想象力、理解力其实非常有限度的，从小家庭比照大家庭、从小群落设想大群落，人，还能怎么舒展他的视野和情怀？人，要谦卑，认识自己，修道吧，仅有的一点价值和意义是很易于失落无踪影的。
4请大家注意，主办单位：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怎么样，“外”字很多吧，想一想……
5呵呵，发一张（和“习大大”）最近的照片。中心？中心在哪里？5米远？无限远？无限近？呵呵，此心安处自然识得！
6当权力和资本不在场的时候，当激动和想象褪去的时候，当“习大大”发言已编制完成世界发布的时候，留下的会是什么？……我发现，有纯正宗教信仰的朋友，是我这几年最乐于交流和精神对话的人群……一个人问我上午听习总讲话重视儒学是不是很激动，哑然，不知其所云……（以上9月24日）
7在往曲阜的高铁上。五年前祭孔大典，只是一种纪念，不能称祭祀。祭不欲数，祭不欲疏，祭必交于神。……礼之废久矣，奄宅曲阜，微旦孰营？一耽是建国后第一个在北京文庙行释奠礼的民间团体，做义务到第三年上时，我觉得可以去行礼了，可以做学生心安了。后来，05年起，社会祭仪多了，但与民心不能同、不能应，学堂便不组织了。交于神，必通过所有的人，必其道之行，社群心理，风摆浮萍之际，隐其真而后待有时。（以上9月27日）
8在去“甲午祭孔大典”的大巴上。乐源问：人为什么找不到马路的头和尾？天阴。凌晨即小雨。
9等待观礼的嘉宾，被圈在四个围栏中，等待，等待……——台上台下，阶升而至天，可乎？——未至于礼的礼？全民族的礼？——等待是礼的一个环节吗？它的内容是什么？——围栏中的等待，广场上的等待，想起广场舞大妈，致敬！她们找到了自己的程序，她们进入了自己的程序……
10台上升平舞乐，国际友人，国内领导，师道，万邦，九州，秋雨霏霏。
11在大成殿前台阶上，仪式后，民工架子车顺台阶运三牲之牛。乐源说：用绳子绑着多难受！（以上9月28日）
12我们的文化工作现在是两条线，两个节奏，一个是对外，属于外交，一个是对内，属于内政，工作方式决然不同。但是我考虑，对外的输出和对内的重建，长远来看，目标和任务应当一致，是一件事，尤应以“中国文化的中国重建”为根本、为基础。
关于“社会”
1“广场舞”是中国社会新气象，值得深入分析。在底层做工作，总的感觉是，人心垦荒以赤子为初起，民气萌养以道义为统筹。
2社会溃败到底儿的时候，一片荒芜，人性，万籁寂静之中开始重新觉醒……大家要不要赶上这千载一时、万年不期的盛会啊，义工朋友们……
3“社会衰减”是什么呢？是系统性的坍塌，中心的自我构陷，自己的重量把自己压垮了。“社会衰减”的主要特征是社群心理的普遍的人性危机。
不只是人际的不信任，这还属表层，实际是今天中国社会底层已经见到“一个好人伤害另一个好人”、“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互相杀戮”，或者说“人性的吞噬和自残”，等等。
这是一个“底儿”，“杀戮”之平息需要一个“自平衡”的点，然后，才有可能是进入“社会递增”……
4只不过，我们还须超越一步认识，中国社会的自我衰减和中心坍塌，同时还具有更广泛、更深入的“道”的意义：新一期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开启……
5社会衰减过程中，体制惯性是秩序维系的“第一缓冲”，随着补救失效，及明显的衰减中的加速度，系统开始进入“第二缓冲”——即思想意识进入“喧嚣和亢奋”，不同的是，在快速的失重的状态下，各种思想资源和精神体（包括官方意识形态）进行了迅速的自由而灵活的链接。
当然，这种略显仓促的“话语编织”还只具有象征的意味，并不产生实质力量，因为所有的传统和历史资源也都需要在“社会衰减”中完成自身的“回溯和净化”，真实的过程远未开始，但行道之人应当继续保持清醒，并深刻认识公益的价值……（以上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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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
应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文化纵横》2009年第四期
与自然家庭不同，社会家庭的接续更替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因而不时会出现断代现象。比如，中国学界自1966年大学停招延续了11年，即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断层。如果从1957年反右运动对学界的禁锢和冲击算起，中国学界废学长达20年，这足以构成一个世代的断裂。
当年的“新三届”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形下开始在学界开疆拓土的。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做成了今日学界的父亲：掌控着学界的资源，引领着学界的风潮，统领着众多的学子。那么，他们今天到底是如何做父亲的？
学界的这些新父们自幼失诂，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身上表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社会阅历丰富，经验直觉敏锐，人际关系娴熟，问题意识明确，生存能力强劲，开拓精神十足。因此，他们能够在进入学界后不长的时间里安营扎寨，开花结果，用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有媒体誉之为其辉煌无法复制的“新三届神话”。
尽管学界新父们今日的学术地位的确辉煌，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品质似乎远谈不上辉煌。
首先，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他们太晚地奠定为学的地基，却又太早地进入戴维·洛奇所谓的“小世界”——这注定了他们的学问难上层楼。
其次，他们早年的曲折和进入学界初期的困窘使他们急于寻求补偿。他们少时追随太阳时，舍我其谁的骄傲在经历了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洗和“脑体倒挂”的尴尬后，而今常常表现为对权力的迷恋和资源的贪婪。
再次，早年在底层的混迹虽然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但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俗务化。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
创新与气虚，开拓与贪婪，务实与媚俗——这就是学界新父们的两面性。尽管这种两面性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可以看到他们的某些重要变化：
就他们与体制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批判到合谋的变化。1980年代，在他们初入学界时，正值改革大潮兴起和新启蒙呼声甚高之时。对体制的批判精神和对道统的重塑意识使他们迅速崭露头角。长期清苦的生活条件虽然使一部分人下海另谋生路，但更多的人还秉持着某种理想精神坚守岗位。但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就他们与学术本身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自说自话到与国际接轨的变化。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勃兴的时代，学界新父们以敏锐的问题关怀侧身其间，著书立说。尽管那种自说自话的学术产品还只是半成品，但却或多或少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真问题的把握。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与压力越来越大，学术规范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变化的确有利于搭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从形式上推动学术的进步。但是，盲目地接轨话语也使今天的中国大学在逐渐丧失自主独立的学术精神、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立足本土的学术情怀。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这些学界新父们正在自觉地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学术市场的蹩脚尾随者。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
就他们与学生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导师到老板的变化。1980年代，当学界新父们还只是本科生课堂的教师或最多是硕士生的导师时，他们大多还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来思考问题。那时，他们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引导博士生去攀登学术的高峰。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界新父们先后都成了博士生导师。然而，到这个时候，“博士生导师”往往只是他们个人在学界的一种资格和地位符号。至于说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则从原来指导读书的导师变成了课题发包的老板。在新父们领来了无数的课题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或精力来指导学生读书了，他们必须主要依靠研究生来完成课题。研究生一进校就被分派到导师不同的课题中，成为课题廉价却主要的劳力，并以此充作他们的毕业论文；而老板们从课题中拨出九牛一毛给研究生充作微薄的报酬后，就欣然在学生的论文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而后又去运作在核心期刊的发表。课题不可能达到真正培养人的目的，它需要的只是熟练的技工。新世纪前后，中国大学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变超级大学；然而，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通通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师道之不存，学问之不尊，学人之废学，久矣。在学界今天表面空前的繁荣的背后，掩不住的是严重的浮躁甚至无耻的堕落。当然，我所谓的学界新父，指的是占据体制主流地位的学人。也许学界真正的希望是在那些位置很低、声音很小，然而属于鲁迅所谓“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身上。不过，我并不像鲁迅早年和中年那样把希望自然地放在青年人身上。如果学术精神没有经过认真的反省和重新的奠基，如果学术体制没有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深刻的改造，只靠自然的代际，是注定无法克服学人那种媚俗之风和浮躁之气的。相反地，那些自小经历规范化训练、顶着国内外名牌大学头衔的学子新秀们会更巧妙、更娴熟地把学界新父们的生存技术和风格接过来。学界到底应该如何做“父亲”，这仍是摆在学人面前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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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中国人民大学《青年人大》的采访
逄飞 2014-10-9
1根据学堂这些年来的发展经验，在学堂建立之初，儒学得到的社会关注度与现在儒学受到的关注度相比如何？
应当说，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认同，也有反对。
认同的方式有几种，反对的方式也有几种。比如，有的是个人经验出发，有的是理性思考，也有的是情怀信仰。既使同样的方式，也往往充满个人和主观的色彩，因为，真正社会实践意义上的重建或者建设还没有充分的、自觉的展开。
无论何种方式的赞同和反对，其实都丰富和深化了每一个个体、全社会和整个民族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这是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为现实困境（包括人性困境和政治困境）提供了反思的空间和新鲜的话语，有效舒缓了社会紧张，增进了未来中国道路的凝聚力和自我塑造的自由度。
当现代性的面向和视角不足以构建清晰有效的“中国——世界图景”的时候，关注传统文化将是必然的一个选择。向前看和向后看，都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都需要在历史大觉醒的关节点上相融会、相贯通，不如此则不足以发明再出发的信心，不如此则不足以觉悟再前进的使命。
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的文化文明体，在21世纪的人类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要重拾自己的信心和使命。
2一耽学堂举办过哪些弘扬传统儒学的活动？活动的次数如何？活动参与者的年龄大概在哪个层面？
在2001年的秋季，一耽学堂的办公室墙壁上挂了一张唐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我们对儒学的理解是“回到孔子”，对弘扬儒学的理解是“重建人间理想”，或者说是探索一条“道义实践之路”，把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做一个生动的结合，或者更具体说，经由中国本土社会学的转化创造人文传统的新生命、新价值。
所以，我们的方式，一开始就是与志愿精神和社会公益做了深度的结合，通过志愿精神来转化人文精神，通过社会公益来促进理想社会。
所以，有人的地方，把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有自己的道德感和适宜的文化观念的“社区和部落”（草根形态的基层社会小团队），并通过这些草根来服务社会大众，这是一般的方法。
从核心理念上，从“语言、人和社会的重建”出发，关注和推进母语教育、道德公众宣导和社群生活改造，并主要形成了“文化+公益+青年”的道路和模式。
在第一个阶段（2001-2012左右），一耽的青年文化公益事业比较有效的探索了中国文化重建与中国社会重建的阶段性内容。参与者是各个年龄段的人，“老中青少一盘棋”。详见一耽网页（www.yidan.net）.
3您认为社会上对儒学感兴趣的主要是哪一部分人？
没有谁对“儒学”感兴趣，大家主要是内心痛苦，痛苦的人多一些，大家对自己的内心更关注一些。
专门对“儒学”感兴趣的人很少，有一些研究者，但是信而行之的几乎没有，还有一些喜欢思考的人，主要是个人需要，社会上文化热之后，尤其国家重视之后，有很多人对儒学有兴趣。
4作为一耽学堂的负责人，您认为一耽学堂的儒学公益活动对参加活动的个人有哪些意义？对于整个社会有哪些意义？
这一代青年学人应有文化使命的觉悟，首重是修养身心，认识生命，服务大众。多多参与公益实践，在现代社会环境，至少使人心理正常些，毛病少，精神上比较健旺、有活力，人越是苦痛不能自拔，越要分出一点心里空间，对别人好，否则是不能自救的。对社会来讲，有“社会治疗”、“社会修复”的作用，重建对于社会的认知，找到“时代必经的路口”。
天下事，天下人做。起的早、行的早，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是“精忠报国”，是“赤子之心”，为后来做参考，为后来铺路垫底。
5儒家文化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带有封建意味的“糟粕”，那么一耽学堂在传播儒学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这些“糟粕”的？
未有实践时，有精华和糟粕，而在实践中，是转化和新生。而转化和新生，主要是创造出“全体生活世界的新鲜的生命事实”，没有这种“新鲜的生命事实”，我们仍然会苦恼，仍然是徒劳的、短暂的激动与迷幻之思。在转化和新生之际，一切要看顾自己的心性良知，必须有深心自省的定力和观照功夫。
其实，精华也好，糟粕也好，都是既往的生命事实，是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不必强为古人解，古人自有古人意，更不要做厚古薄今、非今的小人儒，人活着，担当道义，自能“学达性天”，人心尚在，世界不泯，说糟粕、说精华，都是因为不能从根本上相信人、证信人。
对于青年朋友讲，还是一耽的一种风格：做事第一，静默为主。
6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会不会阻碍儒学在年轻人中的传播？针对这种西方文化入侵的现象，一耽学堂在进行儒学传播时有没有哪些对策？
我最早学的是西方哲学，深深敬仰的有苏格拉底、黑格尔。可惜外语不好，还没有去过欧洲。现在，在中国，从真实的精神层面来看，不存在什么“文化入侵”，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已是“世界精神加工场”。我们的“对策”是真诚、平等、交流、互鉴，最主要的方式是对话——与在中国基层社会耕耘的各种文化、文明和宗教的信奉者、实践者的对话，或者说，是不同精神气质的草根义工之间的思想交流。这也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工作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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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生、汪莉北京婚礼致辞
逄飞 2014-7-12
首先，代表我们全家——我、李娜、五岁的逄乐源，还有两岁的逄文沖——一起向今天最幸福的人，王雷生先生、汪莉小姐，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愿一对新人永结连理，恩爱白头，携手共渡美好人生！
同时，代表一耽学堂青年文化公益事业的义工朋友们，祝贺王雷生的公益实践进入新阶段——由他倡议并创建的“一家人教育公益基金”今天正式启动。
天下是一家，四海皆兄弟，有情世界，同舟共济。
天地之中，人伦是秩序根本。
一个小家庭，包含着这个大世界的希望和信心，也培育着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情怀与愿力。
夫妻相爱，“共牢合卺”，这样合同一体以相亲的夫妇之义、人伦之爱为人世间最有光辉之美！
作为雷生的朋友，在这美好的时刻想起早年的印象------
王雷生告诉我们：一切过去的需要我们去总结；一切未来的需要我们去憧憬；而一切当下的则需要我们去行动。从来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从心底深处发出的善愿，给自己一个机会，用脚印去丈量心灵的路！（摘自中国地质大学德兴会晨读总结）
优秀的青年是善于行走和有高度的，诚如雷生在修学总结时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雷生正在创造崭新的生命，让我们共同期待、祝愿！
祝愿雷生、汪莉早得贵子！
祝愿“一家人教育公益基金”，传递生命和爱，让世界充满喜悦、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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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个心愿
蔡东锐 2014年8月于中国广州
1我渴望到黄河以北闯一闯
1976 年，父亲19 岁高中毕业，到北方（吉林、天津）当兵，一待就是10 年。期间，因为人踏实、工作勤勉如愿进了军校，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官。后经战友介绍，与同乡人，在镇供销社工作的母亲结识，并于1984 年在天津结婚，隔年产下一女。尔后举家迁回广东揭阳，父亲在镇一级政府机关上班，长期从事党委宣传工作，母亲则因供销社倒闭而下岗，靠制作祭祀品补贴家用。
父亲性格忠厚温和，待人热情，而今临近退休却未曾谋得一官职，我常常感到难以理解；母亲生性聪慧，性格刚烈果决，却因年轻时诸多不如意（被动辍学、下岗、贫穷等）而心存郁结。不过，或许正是如此，使得他们能够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家庭，放在子女的教育上。父亲内心一直有个想法，那就是在子女成家立业之后，带着母亲重游北京城。
自我懂事的时候起，家境逐渐改观，我的生活学业也就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然而，我一直渴望突破自己的舒适地带，渴望通过啃硬骨头不断超越自我。走到今天，若按照我当前的人生轨迹继续走下去，将难实现较大的自我突破。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四季温差悬殊，沙尘暴不时光临的北方，冻雪与风沙下，屹立不倒的，那就是硬汉。
这段时间，有时我会为自己即将做出的这个决定而闪过一丝恐惧，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被兴奋的情绪所覆盖——突破南岭，突破天堑长江，抵达黄河一带，那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盛世王朝首都的集聚地，政治大家的摇篮。驰骋中原，回望南方，无限风光将尽收眼底。
2我渴望掌握为学的根本要领
我书读得少。我从初中开始才意识到阅读名著的重要性，往后，对各类名著都怀着虔诚之心。一拿到手，我都不忍心一口气把它读完，于是就会读得很慢。
另外，我也不忍心让家里花那么多钱买书，于是我更多地只能是用家里已订阅的报纸杂志代替名著，让它们陪伴我度过这十年的课外阅读生涯。中考、高考、公考又占据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经过图书馆书架，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只能咬咬牙，忍痛割爱。
我书读得浅。我的公共基础常识积累丰富，然而在这个“百度时代”，这种优势意义不大。而在阅读名著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只是用铅笔在自己认为有道理的语句下划一横线，偶尔摘抄一下而已。我自认为自己缺乏对文章整体思维逻辑的把握能力，在我看来，所谓读得“深”，就是能准确把握文章的主要观点及其思维脉络，并将其吸收及转化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积累及融会贯通的过程逐步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
我未能通过读书真正成为一个“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的人。读书让我大致懂得了为人处事的一部分具体的零散的原则与技巧，并未上升为一以贯之式的智慧。而读书为学最根本的还是落实到解决生命的问题之上，只有触及灵魂，才能把握生命动向，进而掌控自己的命运。对此，我想起了一耽学堂一直所倡导的“生命实践”，对于这一概念，我认同，但也只是一种朦胧的认识。
基础如此薄弱，反倒使我卸下了心理包袱。不怕，一切从零开始。
3我渴望成为中国公民最忠实的代言人
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劳碌着，步履匆匆，愿意放慢脚步思考着这个时代，感受着这个社会一呼一吸的人只有极少数。
然而，社会不能少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正是社会进行自我矫正，自我修复的力量。
观察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着这个社会，由于位置不同，所获得的感知也就不同。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在现实当中，人们往往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私念的存在往往会干扰人们的视线，进而影响了自身对事物本质的判断。政府的调研信息未能真切反映群众的需求，媒体的报道内容掺杂了太多炒作因素，还有某些所谓“专家”的雷人雷语……
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侵蚀着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我认为，更严重的是由于把握不到社会最真实的病源而开错了药方。
2013 年7 月份，广州市花都区某镇村民因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亲眼目睹这一幕时，自己内心悲愤不已——现如今中国共产党与民众间关系已经大不如前，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究竟是谁的错？
那么，谁才是这个社会最佳的号脉者？他需要超越对个人得失的考量，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然而冷静并不代表冷漠。相反，正是因为足够热忱，才足以打开民众的内心世界，也正是因为在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才能拥有冒险精神去戳开掩藏在社会底层的污垢。简而言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我渴望见证一个伟大民族的蒸蒸日上
2011 年暑期的某个晚上，偶然间听到了电视剧《贞观长歌》的插曲，听完泪流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大梦无边”、“大爱无言”、“万方奏乐”、“乾坤和，百姓乐，迎来太平人间……这些词撩拨着我的心弦，没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了：人间太平，百姓和乐。人间能够太平，百姓能够和乐，民族必将复兴，万邦自然来贺。
然而，民族复兴的道路却是艰辛而漫长的，民族复兴的火炬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传递下去，因为“人生一世，终归尘土，就算有100 年光阴，也不过历史长河中的涟漪”（朴槿惠语），从这点看，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渺小的。然而，“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马克思语），从这点看，只要愿意自觉投身于这一事业，人人却都可以是伟大的。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所需要面对及解决的难题，也就有了各自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既要倍加敬重与珍爱祖祖辈辈的劳动成果与精神财富，也要为下一代人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营造良好条件，把更大的荣耀、更大的福报留给后人，吾辈“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曾国藩语）。
民族的复兴需要有更多的沉默脊梁共同支撑起这座“筑梦之塔”，沉默脊梁越多，“筑梦之塔”才会越高，气象才会更加恢弘。在我的有生之年，或许见证不了我们民族新一轮最为光辉灿烂的时刻，但我愿意竭尽我毕生的精力承担起这份庄严与神圣的使命。至少在共和国一百周岁华诞时，我渴望看到一个挺直腰杆的，受人景仰的民族开始屹立于世界东方。
人间正道是沧桑，愿天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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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史工程”征稿启事
翟奎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扩张和加快，很多古老的乡村已经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消失。为了留住乡村记忆，近些年来，很多村民纷纷拿起笔，追忆儿时的那山那水、那些祖祖辈辈一直传诵的人和事。然而，由于乡村的文化资源有限，很多村史还流于原始手稿，没有公开出版。
作为专业研究儒学与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们深感有责任帮助村民完善村史，推动村史出版。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正在发生伟大变革的中国乡村社会建立友谊和联络，参与新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为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贡献力量。
乡村是亿万万中国人的根和家园，乡村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书写。举凡祖辈传说、族姓家谱、婚丧嫁娶、风俗礼教、方言民谣、乡村故事、著名乡贤、创业事迹、善言善行，建国以来以来乡村社会的种种变迁，等等，都可以写进村史。那些老建筑、老的生活生产工具等历史遗迹也可以照片的形式放进村史。
农民创造了中国历史，我们也相信农民能写好自己的村史。
投稿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翟奎凤收，邮编250100.
来稿请写上你们的联系电话，我们收到来稿后，将及时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积极推动村史的早日出版。
乡村退休教师、老村长等乡贤是乡村的文化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我们希望有条件的乡村都能编一部村史，把祖祖辈辈的嘉言善行、风土民情、奋斗历史传给子子孙孙。关于村史编写的具体体例，也可来信商讨切磋。
编写村史是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中华文化的根系在乡村，只有把乡村社会建设好，中国才能真正富强文明起来。乡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正在不断刷新中国历史的新高度。想参与村史编修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志士同仁也可来信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