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

 

清晨八点半，八月的朝阳穿过树叶的间隙，把明丽的阳光洒落在清华大学社区管理办的红墙上。一阵充满稚气的读书声从墙内传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搭着一个简易的露天教室。孩子们正在兴致勃勃地随着一个年轻人誦读三字经，他们的年龄由6岁到10岁不等。7岁的张自晗很淘气，“陪读”的爸爸不时要抓住手舞足蹈的他按在座位上。课后，年轻人对爸爸说，我们授课也负责孩子行为的引导，您不必每天都来陪着。爸爸说，听了这两天的课，我才发现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要补的课也挺多，其实我挺想来听听的。

这个年轻人是一耽学堂的义工，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这里是一耽学堂暑假期间的授课地点之一，授课内容主要是由一些由义工引领中小学生诵读、讲解古诗文。

一

在北京近40度的高温中，一耽学堂的义工们每天都在不倦地向青少年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义工队伍不容小觑：主要是以文史哲专业的博士、硕士为骨干力量，覆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100多名在校生。在一耽学堂，本科生一般只能参与小学的教学，教初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硕士和博士。

一耽学堂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呢？

其创建者逄飞说：一耽学堂是一个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学术团体性质的非营利的公益组织。一耽学堂致力于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主要是由喜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组成，面向中小学生义务授课，传播传统文化。“让我们的中小学生领略并濡染中国文化源头的博大精深，为他们以后成为栋梁之材打下根基。”同时，也形成在校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再学习的风气，让大学生有机会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建设和改善出一份力。

2000年7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逄飞先是在一家民办大学任教，后是在一家报社就职。对当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一直困扰着他。他意识到目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濒临死亡，她曾焕发过的巨大生命力正在被磨蚀，现在的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陌生让人感到心痛。他认为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传承，是这个民族立身的根本；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弘扬传统文化必须有人主动去做，而且刻不容缓。在几个月的彷徨和思考后，逄飞毅然开始了一段寻梦之旅。他先是辞去了工作，着手创办一所致力于传播传统文化的学堂，并给学堂起名为“一耽”。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逄飞孤身一人四处奔走、张贴海报、寻找同道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耽学堂已经有了一百二三十个义工。称一耽学堂的所有成员为义工。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堂的工作，同时也注定他们的一切劳动都是没有报酬的。逄飞对他们说：来这儿就是要做事，我们不养大爷。义工们讲课要自己解决备课、交通、时间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一耽学堂的义工们不仅义务上课、义务工作，相关的各项费用也都是自己解决。）

二

这的确是一次寻梦之旅。

创办这样一所公益性学堂的想法之所以能在众多学子中一呼百应并非偶然，和许多默默苦读的年轻人一样，民族复兴的理想一直沉甸甸地压在逄飞的心中。他意识到，中华民族复兴首先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而这已是此辈年轻人责无旁贷的事。

一耽学堂的成员们认为，传统文化要枝繁叶茂,首先要在人们心灵中最原始的地方深深扎根才行。一耽学堂所倡导的不仅仅是广博的讲学精神，更是经典文化的民间心态。他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就是来自民间，孔子、孟子等传统学术的大家都是靠自己学习、体悟出来的。目前中国就缺少了这种民间治学的风气。现在着重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进行传统文化教学，就是希望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下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生根发芽。让下一代人能继承传统文化的衣钵，让传统文化在民间复兴。

逄飞说，来一耽学堂教书的人并不一定要有很高的学历，但是第一必须是对传统文化有很浓厚的兴趣，有使命感。第二，对传统文化却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哪怕不是很广，哪怕只对某家某派某篇有切身体悟者。

“其实加入一耽学堂也就是一个自我修行过程的开始”，逄飞说，“文人不会做事是一种悲哀。格物致知要在事上格。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行动影响一些年轻人，要为自己的理想脚踏实地地去做事，不要去等，去靠别人怎么样。没钱也可以做事，更可以做好事。”

清华大学的一位工程学博士说：“总觉得自己成长过程受过很多人的恩惠，应该返还给社会，一耽学堂给了我一个机会。”“其实以前没事的时候我常常会借张碟看半天，也觉得挺开心，但是现在我把这时间放在了学堂的事务上，这让我觉得更有意义。”

清华大学的佟晓峰说：“怎么去实现你的理想，怎么为你的理想付出，这一点逄飞给我的影响特别深。我觉得能为这个学堂做点事情还是很欣慰的，能为我自己的理想做点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看一耽学堂的帐目时，记者注意到自从去年开始，一个叫郝光明的人就一直每个月都在给一耽学堂捐款。逄飞说，郝光明是一个在北大游学的一个年轻人，他报考北大哲学系未果后，便在一家报社工作，工资并不多，但是他很支持学堂的创业，他的捐款都是从生活费中挤出来的。当记者见到他时，首先被吸引的是他那张充满朝气的面孔，在随后的谈话中更为他讲的话所动容，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一种信念统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我们这群人都发现自己心底的信念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做人行事的根之所在，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之所以为一耽学堂做事，不是为了逄飞，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而是为了我们心中不能泯灭的理想和信念。”

三

这是一段多么艰难的跋涉。

2001年1月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聚集了来自五大院校的博士、硕士三十余人。一耽学堂的第一次学堂会议在这里召开。当时学堂没有校舍、没有办公地点、没有资金，就连他们正在开会的这间会议室，也是逄飞趁着元旦放假之际临时借用的。这在这种一无所有的境况之下，一耽学堂成立了。

学堂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是学堂的创建人逄飞。学堂初创，要做的事情很多，写文件跑印刷再张贴、招人、开会、谈话、分派任务、带头实际操作、跑各个中小学劝说校长合作、逐人听课指出缺点反复讲明授课注意事项、外联寻求支持和借鉴经验、在工作中随时替补和全面督导，往返于五大院校之间，都得由逄飞一件一件去做。当时他只有一个传呼，常常一天会响二十多次，传呼一响，他就得骑着车往公用电话亭赶，有时在电话亭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中午没地方休息，就在二、三月份的春寒中到未名湖边的长椅上躺一会儿……半年多的操劳下来，一个高高大大的沈阳汉子既憔悴又消瘦，而且气管和喉咙都有了炎症，几个月也不好。朋友们看不过去，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却说：“查出病来，我也没钱去治，索性不查，倒也安心。人哪能那么容易就死掉。”

半年来，学堂的义工们也经历了许多艰辛。他们要在自己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之外挤出时间为学堂做事，而且分文不取。社科院的张丰乾为了到清华附中讲一小时的课，每次路上要花三个多小时；北京大学的包胜勇博士是北大禅学社的社长，一次为和筹备社庆，他一夜没睡，早上七点十五分仍然准时赶到成府小学给孩子们上晨读课；民族大学的毛艳琴下课后为了在10分钟之内赶到魏公村小学给孩子们上课，出了楼就跑，一个跟头摔伤了……所幸的是，尽管这样，绝大多数义工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且队伍还在不断地壮大。

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不不言而喻的。学堂没有钱，但是处处需要钱。很快地逄飞工作时积蓄的几千块钱就花光了。逄飞的父母为儿子结婚积攒了几万元钱，为了维持学堂的运作，逄飞就开始花这笔钱。远在沈阳的父母担心儿子在外面受苦，也只好由着他。“他们主要从我生活方面考虑，他们也比较担心我，我也没跟他们讲太多，他们不从学理和思想上来理解这件事，但我是他们的儿子，他们还是支持我的。”慢慢地，有一些关注文化事业的朋友和陌生人主动找上门来捐款。学堂所收的捐款数额都不大，一笔笔由100、200元构成的捐款帐目清楚，除了电话卡等实物外，却没有支出。逄飞很缺钱，但他舍不得用这里面的钱，“因为我觉得这钱很珍贵。”

在最初阶段，逄飞招集了一群志同道合者后，便开始游说海淀区的各所中小学校长，让他们同意学堂的义工为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此中的周折难以尽述。在中关村的两所小学，门卫连门都没让逄飞进，因为他们觉得纳闷儿：用业余时间讲课，主动找上门来，还不要钱，居心何在？肯定不是好人。

四

这也真是一条快乐的征程。

郝光明说：“在一耽学堂的创办过程中，我们体味到巨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源于我们的内心，就让热恋时的感觉一样让人沉醉，但是要比那更持久。”

2001年2月底，一耽学堂正式在清华附小、成府小学、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开课。4月份，魏公村小学开课，5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开课。每周听课的中小学生1200超过人。讲授古诗文，经典启蒙读物，如《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三字经》、《唐宋诗词》等等。得到了校方和学生的热烈反响。

义工们在教学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期而遇的感动。前面提到的张自晗虽然淘气，但是他对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让教他的义工感到了由衷的满足与快乐。他在课上基本就能把所学的东西背下来，还常常说：“老师，我可喜欢学了，你能不能多讲一点儿？”

张丰乾在清华附中给学生们上课，讲庄子。他对台下的“新新人类”说，庄子是个十足的“酷人”--------他生前十分贫穷，穿个破草鞋，但是两千年来，人们一直读他的思想，现在最时髦的网络上，只要某个网站跟文学沾一点边儿，只要跟哲学沾一点边儿，只要跟思想沾一点边儿，那么肯定要把庄子放进去。你说他酷不酷？……下课了，学生围着他：老师您能不能再讲点儿别的？

清华大学的王旭东也有本事把古文讲得十分活跃，他的课堂时时就传出一阵欢笑声，孩子们爱上他的课，学校的老师也喜欢旁听他的课。

逄飞在最初阶段也参加了学堂的授课，小孩子不听管，吵得很乱。他不管有多乱，自己大声念“人之初，性本善。……”，有三五个小孩跟着他念，再下一句时就是七八个孩子……他不无得意地说道，一个成人不难能跟成人打交道，还能和孩子打交道的话，你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清华的那位工程学博士则另有一番感受：“一耽学堂有许多‘牛人’，从他们身上我不断比照出自己以前没注意到的缺点，不断地改正它们，这让我很快乐。比如说逄飞，他从不计较自己的私利，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在学堂事务的参与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感在不断增强，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这是我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

逄飞在北大西门外租住了一个大约6平米的小平房，房间里有一床一桌二椅一灯一水龙头，每月400元钱。逄飞笑说自己现在是吃百家饭，他身上的T恤，手中的布包，胯下的自行车，包里的传呼……都是别人送的。记者问他这半年来是不是觉得很艰苦，他奇怪地说，“怎么好多人都这么问我，我现在做着我喜欢做的事，脚踏实地地为我的理想做事，我从来也没觉得苦啊！”

郝光明说：“其实像逄飞这样的人，让他住小平房和让他住五星级宾馆，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让我们感到快乐和不快乐的不在于这些事。”

的确，对于逄飞和他的同道者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真地是源于内心的极大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当感觉很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做了。”

 

图片说明：一耽学堂的义工们。（左二穿蓝T恤者是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