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昊平
２００２年３月４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二(４)班教室座无虚席，一堂名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文化史课正式开始，讲课的不是本校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三年级研究生。同一时间，学校其他一班班级的思想史、文学史类课程也在进行，授课老师都是来自北京各所高校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有自己心得的硕士、博士。
在北京，像这样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小学已经有十几所，讲课的老师队伍有３００多人，大多是在读的硕士、博士，一个学期下来完全是义务讲课。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为让青年一代了解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愿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为积淀他们的人文底蕴打下根基。”
有了他们，我们这个社会有了多一份关注和责任感的团体———“一耽学堂。”
１．硕士辞职办学堂
走出北京大学西门，穿过蔚秀园，在承泽园１７号两间半简陋的民房里，笔者见到“一耽学堂”的创办者逄飞。
２０００年７月，逄飞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一所民办大学教书。工作时，他在考虑一个问题：６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先天性缺陷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深，国学涵养浅薄，很难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一个支撑点，因此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很有必要，而这一代人与传统的脱节已成现实，要让传统延续下去只有可能在更为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实现。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逄飞产生了要办一个专门向中小学生及大学生讲授传统文化的想法。１２月，他义无反顾地辞去工作，开始筹建他的“一耽学堂”。
２０００年底最寒冷的日子，北京大学三角地的一个“招贤榜”吸引了众多学子的目光。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五所院校的３０多名硕士、博士如约来到北京大学三院会议室，这是一耽院学堂成员的第一次聚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一耽学堂成立了，他们都是要当“义工”的———所教授课程没有一分钱报酬。
２．义务授课为理想
新年过后，学堂开始酝酿走进中小学生之间，迈向理想的第一步。
就是这第一步迈得也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目的，教师对我们存有疑虑。想不到这样举动一开始会有很多人的不相信，不过这也正常，因为当今的社会太复杂了。
逄飞首先来到了城府小学，找到张重雪校长，表明学堂的合作态度，希望能在小学选择几个班试讲。３月份，第一批“义工”走上了城府小学的讲台，他们利用在每天早自习前的一段时间讲课，对学生是否参加不作要求，更是没有作业，这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几乎每个班都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参加，早上走进城府小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诵读声从各个班级传出，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一个悠远的年代。
小学授课的成功，给了这帮年轻人新的动力，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学。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等校园里，又有了他们的声音在延续。
除了中小学，他们还不定期请些知名学者给大学生开讲座，北大哲学系的吴小如、楼宇烈，人大中文系的赵乃增等人都曾应邀做过讲座，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一耽的成员。
３．义务召唤众人心
“一耽学堂”的事迹很快在北京各高校传开，要加入的学子纷沓至来，２００１年７月，学堂已经有１２０多个成员，事务多了，有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很有必要。但是开支成了问题。逄飞只好把父母给他结婚的５万元钱都用了进去。
一部分关心公益事业的人开始给他们捐钱，这当中有他的朋友、同学、老师，１００元、５００元都是他们的心意，办公室里的一些家具都是捐赠的。
加入到学堂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非文史哲专业但对传统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人加入进来了，只是本科生但痴迷于传统文化的学子也来了，现在学堂已经有自北大、清华、人大等１０多所高校３００多名“义工”。
学堂给中小学生授课的方式是不同的，对小学生主要是以诵读为主，辅以讲解，对中学生则是采用专题研讨的方式，主要是占用选修课的时间。义工上课没有报酬，来回的路费也是自己掏，有些中学选修课的课时费已经承算好，于是就打算给义工，但是没有一个义工收过这份钱，他们让学校直接将钱给学堂，作为办公经费。
现在学堂在外面聘用了一个专职人员，作为逄飞的助理，他们是学堂仅有的两个专职。
４．双赢之举留余音
几乎高校附近的１０多所中小学上百个班级课堂上都活跃着这帮义工的身影，他们的授课方式和效果得到学校和学生的认可。城府小学的张重雪校长告诉笔者：“让学生学习一点传统文化，有利于净化孩子的心灵，增加他们的人文底蕴，这种方式学生不会有压力，很乐意学，家长也没有意见，但孩子们的知识面拓宽了。”
上课的过程中，这些义工自己也受益良多，他们每上一节课之前，会查阅很多的相关资料，做出认真的备课笔记，个人也有了一个对知识进行梳理的机会，使原有的知识得到深化，通过运用使知识得到了更新。“加入一耽学堂也是一个自我修行过程的开始，生命必须进入公共的生活方式才成其为生命，思想也只有互相交流才成其为思想。”“一耽学堂”的成员对此深有感悟。
